11. Yaohua School: Portraits of My Teachers | A Cradle of Awakening

 

学校的核心是老师。而师资的建立又与赵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都经过严格挑选，学识丰富，许多老师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使我终身受益。

在我已经模糊的记忆中略举以下几位：

张慎仪，数学老师，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我上初中一时就遇上她，她讲得那样清楚而有吸引力，奠定我对数学浓厚兴趣的基础。到高二、高三又是她教，主要是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抗战胜利之后，学校要求数学用英文讲课，她似无难色，我们的高等代数就是用《范氏大代数》的英文本，结果她等于同时还教了数学英语。

李希侯，教初中三的三角和立体几何，非常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同学们私下称呼他时略去中间那个字，就叫他“李猴儿”。在40年代末物价飞涨中，他家人口多，生活拮据，穿得比较邋遢。在课堂上间或也发发牢骚，说他肚里除了数学公式外，连窝头也填不满，等等。但是教学照样认真，照样妙语如珠。

刘美珠，教生理卫生和生物，同时也曾是我们的班主任。她与张慎仪老师特别要好，两人都是单身，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闺蜜”，同出同进，经常在办公室煮些东西吃。刘老师不知为什么也特别喜欢我，在她的鼓励下我的生理卫生课成绩也就特别好，在小考中常常考一百分。

有一次考试有一道题是人体的骨骼数目。我就在自己身上一一数来，但是忘了膝盖骨，所以写在卷子上的数字有误。刘老师在旁边看着，悄悄走过来在桌底下捏了我的膝盖一下，我恍然大悟，连忙改正。严格说来，作为监考老师，她这样做形同作弊。说明她确实对我有偏心。她真希望我全学期的分数保持满分。

但是到后来，我开始不那么老实守规矩了，竟然发生与同学打垒球打到了房顶，帮着搬梯子上房之事，受到训育主任训诫，品行扣分，而且还告到班主任那里，要她严加管束。刘老师对我十分失望，专门请我母亲去谈了一通。不过还不是“告状”性质，看得出她还真爱惜我。我当时的感觉既抱怨那位训育主任小题大做，又在这么喜欢我的老师面前感到惭愧。现在回顾起来，这样对学生有感情的老师真是难得。实际上，生物从来不是我所长，只有在这位老师的班上才成为了“好学生”。

李继福，教高中二年国文，还有中国文学史。她教课极为投入，读诗读到兴起时就吟唱起来。她是河北人，我留下的印象是河北调的《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与君新别离……”，和我有的诗会用湖州调背一样，《古诗十九首》是以河北调留在记忆中的（和湖州调完全不一样）。

还记得她朗读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那手的姿势还留在我脑海中。有一次李老师病了，我和同学去她家里探望。她也是单身一人，真的是陋室一间，四壁萧然，令人鼻酸。她付不起医药费，就不看医生，自己挺过去，略好些就来上课，还是依然精神抖擞地投入。

刘祝生，初三的物理老师。那一年我物理比较好，得益于他讲得清楚。每次提到物体坠落的加速度秒平方米都说“秒秒米”，他不知什么地方的口音，这三个字都读平声。我们就干脆给他起绰号叫“喵喵咪”。他也知道，并不以为忤。

还有一位女生部的训育主任，专管女生的品行，就是向班主任告我们状的那位。她姓张，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天津著名作曲家张肖虎的姐姐（张肖虎先生也曾在耀华教过音乐，不过是在我入学之前，后来成为我的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师长）。她十分严厉，与张肖虎的和善成对比。她的本名我没有印象，在同学中以“张老虎”称。

那时学校对女生服装要求比较保守。夏天的短袖旗袍袖子至少要盖过上臂一半，多热的天气也必须穿袜子，不得光脚。后来时兴旗袍短袖及肩，高班的女同学有的赶时髦，袖子短了点，就被她叫去训话，说：一个大姑娘，抛胳臂露腿的，多难看！

我们学校还不算最保守的。天津有一家比较有名的天主教女校“圣功”，校服是白衬衫、黑裙子，白袜子，夏天的衬衫也完全长袖，裙子必须盖住袜子。这种风气持续到抗战胜利后。到后来，好莱坞电影大举进来，特别是歌舞片，“大腿舞”，见所未见。社会风气受到很大冲击。不过与现在许多电影里表现的那个时代还是不一样，例如良家妇女的旗袍开衩绝不会高过膝。

其余许多老师难以尽述。这里还要提一下那位教日语的日本老太太。她是什么来历，我们一概不知，估计大约是日本驻华人员的家属。她穿中式旗袍，长年是黑色的，梳一个中国式的头髻，走在大街上与一般中国老太太没有什么两样。她态度很温雅，进课堂就带着我们读课文。我们都不好好学，进度极慢，她也从不生气，以极大的耐心一遍遍重复。

她是否懂中国话，我们不知道，就权当她不懂，常常肆无忌惮地当着她骂日本人，对她也不像对其他老师那样尊重。这一切她似乎都不以为意。最后考试她都让我们及格。有的同学家长怕她会告状，给我们招祸。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回顾此事，我无法知道这位日本妇女内心究竟怎么想，这样的表现在随日本侵略者来华的眷属中是否普遍？

在抗战以前，高水平的教师可以说是校长高薪聘来的。可能耀华的教师薪金比一般学校高些。但是抗战爆发后，教师生活每况愈下，到内战后期物价飞涨时，那微薄的薪金简直难以糊口。有的老师兼做一些家教，略补家用。

高三那一年，我母亲就请物理课赵老师来我家补习，我们班几个同学一起来听。他有妻小，生活负担比较重。但是决没有学生或家长向老师请客送礼之事，也不允许。我当时一切视为当然，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那时没有评模范之说，以今日的标准视之，大部分老师都够得上模范教师。

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记得有一年，就在“大考”（期末考试）前夕，正好家里有黄宗英主演话剧“甜姐儿”的票，母亲要我自己决定去不去，我绝不放过这个机会，并不认为与第二天考试有什么关系。那年听说黄宗英十七岁，在剧中演一个“巧克力大王”的女儿，穿着马靴、马裤，简直“帅”极了，这是我对她最初的印象。

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高考的成绩耀华在天津名列前矛是不成问题的。1946年原西南联大三校第一次恢复全国招生，金榜题名都登在报上，清华在天津录取的三名女生都是耀华应届毕业生，就是我上一班的学长，而且都是理工科，这是整体教学质量的结果，没有刻意追求“升学率”。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