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Yaohua School: Classes and Classmates | A Cradle of Awakening

 

我在学校应该算“好学生”，家里大概也不允许我不好，但是并不算最拔尖的。每年开学时，都有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一年各年级前三名的学生都要上台领奖，我从来无此殊荣，说明我没有考过前三名。因为我还是有些凭兴趣读书，虽然文理不偏科，但不像那几位门门功课都得“甲”的同学那样全面。

中学的主课是“国、英、算”，这三门我全优不成问题，但是其他就难说，例如我喜欢历史，但地理就不大行，地图总是画不好，也记不住；物理尚可，而化学就不行，懒得背那分子式。耀华以体育见长，我偏偏最不争气，连投篮都没学会，勉强及格。家政课更勉强。所以我一般可以在前十名，偶然进入前五名，但总也得不了奖。母亲对此倒不十分在意，她是比较重实际的，认为“实学”不一定表现在门门课都得高分上。

国文是从小熏的，当然与母亲的教育有关。实际上在上小学一年级时，母亲已经教我读《论语》。到学校开始选读文言文时（小学三年级）我已经感到很自然，像“春夜宴桃李园序”之类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

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确实如此，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影响的。

更主要是养成“读”的兴趣，不一定是书，我从小对一切有字的东西总要好奇看一看，逮着什么看什么，包括店铺门口的楹联、包东西的报纸等，都要看上一眼。我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

但是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我父母都脱离了各自的大家庭，到天津白手起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他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其中也不乏线装书，他原说许多书是准备给我的，但1950年代他离开天津调北京时却一股脑儿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所以我看的书大多是同学间互相传的。

有一段独特的经历虽然很短，却对我帮助很大。我父亲的一位朋友看我喜欢读书，他正巧有一套线装的《资治通鉴》，不知为什么不想留了，就送给了我。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份厚礼，大概是很好的版本，装在好几个木匣中，摆了三摞。我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那篇文章很生动，使我对《资治通鉴》发生兴趣。特别是发现作者就是小学课本中那个“打破缸”救同学的司马光，就更好奇了。

初中三那年暑假无事，就每天把《资治通鉴》拿出来读一点。见到那里面常常有司马光的评论“臣光曰……”，忽然兴起，就弄个本子把它一段一段抄下来，同时也算练毛笔字。不过在抄评论之前，总要说明是评的什么事，于是就把前面有关的史实简单概述一遍。

这件事做得兴趣盎然。好像弄了将近三分之一，到晋朝，被我家有一位常客发现。他是我舅舅的同学，姓郝，学识渊博，我母亲特别敬重他，称他为“郝大哥”，我则称他为“郝寄爷”。他偶然见到我读《资治通鉴》的笔记，大为赞赏，认为每一段简述史实文字简练（当然是文言），有相当的概括能力，说“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他主动给我讲《左传》，以他独特的见解和角度，讲得兴味盎然。而且我发现很多常用的成语典故都出自《左传》，更增加了很大兴趣。

不过时间不长，只读了片断。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对他是好事，对我却很可惜。《左传》的文字比《资治通鉴》要古奥得多，以我那时的水平，没有人讲解是有困难的。刚巧，开学上高一，“经训”课就是《左传》选读，我就兴趣更浓了。不过那也只是少数篇章，我下决心通读一遍《左传》是很多年后了。

我那位郝寄爷的身世也是那个时代的某种不得志的读书人的典型。他曾经做过不知哪个北洋军阀的幕僚，后来基本上以教书为生。是那种全能教师：中学国文、英文、数、理、化全能教，英文全靠自学，语法讲得极清楚，就是发音不大对。他还会中医，我家人生小病都请他开药方。由于性格恃才傲物，好犯上，所以在哪个单位都呆不长，常常失业，经济拮据。

他只身在天津，家眷留在南方，每当暂时失业时就是我家常客。母亲对他始终一贯热情招待，视如长兄。他爱吃红烧肉，他常来的期间我家餐桌差不多天天有红烧肉。他若有一段时间不来了，就是找到工作了。我是他的学问的真正受益者，什么功课都可以请教他，他也特别爱教我。他还有一肚子讲不完的典故和笔记小说的故事。他也出版过章回小说，情节是一位才貌双全的侠女复仇一类，有点张恨水的套路。据母亲说那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暗恋的表妹，不过复仇之事是虚构的。

他一生潦倒。最不幸的是在天津易手前不久，经过一段失业后好容易找到一个工作，是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为了那个工作，规定必须加入国民党，他就填了一张表，不但如此，大约还写过对共产党不利的文章。我虽然不问政治，但是对国民党绝无好感，记得他来我家提到此事，我力劝他不要入党，还说了免得“玉石俱焚”的话。但是他还是填了表，尽管时间很短，却因此有了“反动历史”，大约1950年左右就听说他被整肃，我已在北京上学，以后再没有见到他，究竟整到什么程度，下场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中学的国文课本不知道是哪里出版的，基本上按时序选文章。例如初中一是先秦文、初中二秦汉文、初三到高一魏晋六朝文章、高二唐宋文、高三明清文。（因年代久远，可能时序记不准确，大体上如此），当然还包括历代的诗词，也有“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但是不多，老师也不重点讲。有些名篇在小学时就读了。国文是一星期五堂，等于天天都有，另外还加“经训”，每周一堂，小学六年级是《论语》，我不在天津，没有赶上，只是上小学之前母亲教了一点。

这些课排出来洋洋大观，但是每一种都只是有限的选读，浅尝辄止，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不可能真的像旧时那样读经，能扎实记住的不多，但是有没有概念还是大不相同的。其作用是开启无穷的宝藏之门，窥其堂奥。

在这之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教唱《礼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这一段，那是刻在心中终身难忘，至今张口就能唱。

在上海读的两年高小，国文课本虽然以白话为主，但也有一本补充读物叫《论说轨范》，全是文言文。老师是一位丧夫寡居的中年女子，有点多愁善感，很有文学修养，重点也是讲文言文，不大重视白话文。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回归精神故乡，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熏陶”、“文化底蕴”。

当时天津有两家著名的外国学校，一是英国人办的英国学校（Grammar School），按英国中学的学制，一切课程都用英语，据说毕业后可以直接升英国的大学；另一家是在法租界，称“法国学校”，是法国天主教办的，男校原名St. Johns, 女校St. Joseph，所有课程都用英文上，也可选修法文。

天津沦陷以后中国学校的英语课程压缩，让位于日语，有些家长怕以后孩子英文赶不上，父亲朋友中比较“洋派”的就送孩子上法国学校。父亲在他们劝说下有些动心，一度考虑也送我去法国学校。母亲坚决反对，认为那种学校除了外文优势外，其他科目都不如中国学校正规，特别是中文底子不打好，将来是补不上的。她还认为满嘴洋文而中文不好，对中国文化缺乏常识的人终归比较浅薄，与言无味。当然我的教育决定权在她。

对此，我特别感激，我特别认同她对中文的重要性的观点，后来在我家熟人子女中，特别是40年代末的女学生，有不少只看外国小说、美国电影的，我真的觉得与言无味。

我上燕京大学时遇到一位男同学向我示好，他中学毕业于上海的一家外国学校（名字不记得）。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湖南，他问怎么拼？原来他们中国地理都是用的外文课本，地名是韦氏拼音，我觉得实在没有共同语言。

现在想来，我那点薄薄的中国文化底子大部分是在母亲的教育方针下熏出来的。即使不全是亲授，也得益于她坚持送我上重视国文的学校。上大学以后新的积累不多，只有后来从新的角度审视过去所学，发现新的意义。现在后悔的是在那几乎过目不忘的年龄没有多背诵一些东西。

我的数学最早也得益于我母亲。她虽然自己程度不高，但数学头脑极好，她的思维是理性思辨型的。讲一件事总要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所以从小她教我简单的算术也要掰开揉碎讲其中的内在逻辑，以此训练思辨能力。她心算极好，我见到的是保姆买菜回来向她一一报账，等报完了，她已经把总数算出来了。日后想来，这样的天赋用在算豆腐账上真是太可惜了。

1939年因天津发大水，我们全家到上海避难，我独自留在上海读完高小到1941年回天津（在上海的情况下面将详述）。回到家里，母亲理所当然地考察我的学业。英文大有进步，她当然高兴。但是发现数学成绩太差。她自己考了我几道题，马上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弄通，即使答对，也是蒙的。在她看来，问题严重，于是整个暑假亲自给我补数学。

那时主要是四则题，鸡兔同笼之类，就是锻炼思辨能力，她用她特有的教学法，一道题翻过来倒过去，有多个切入点，多种解法，一定要弄通其中的内在逻辑而后已。终于使我豁然开朗，发现原来数学是很好玩的，从此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等开学上第一堂数学课，老师先摸底，出一些题目抽问，我因个子小坐在前排，被点名提问，我用母亲的办法，提出不止一种解法，给老师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从此我在数学班上总是优秀生。自己也真的迷上了数学。

特别是到初中三学三角，证“恒等式”更使我着迷，每天放学回家，先练一个钟头钢琴，然后做数学习题，成为一大乐趣。高三学“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讲得引人入胜，使我兴趣盎然。我感到数学世界可以有无穷的想象余地。后来读到柏拉图说数学和音乐是美的最高境界，这种联想一直伴随我到大学，一度成为我独自遐想的主要内容。等高考时，我考燕京就报了数学系。

每当回顾我在中学的国文、经训和修身课，我都有一种困惑。客观上，多读了一些古书对我总的说来是受益的。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日伪统治下的教学内容反而更加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量。把“读经”列入教学课程是国民政府曾经明令禁止的。

后来我发现，历史上异族统治的朝代如元、清，皇帝都特别尊孔。孔子最长、最崇高的封号是元朝给加的；孔庙的“万世师表”匾额是康熙写的。这可以解释为那是为笼络汉族的读书人，便于统治，同时他们马背民族的文化远远落后于有悠长历史的农耕文明的汉族，只得融入。

那么日本侵略者当时标榜与中国人“同文同种”，是否也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当作一种统治手段呢？从日语课被我们抵制的情况看，在华北大城市赤裸裸地推行日本化的教育是行不通的。何况日本虽然经历了“脱亚入欧”，其文化本身还是从中国来的。我当时当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这是以后又经历新一轮以爱国的名义，大力提倡“国学”抵制“西化”的潮流，使我想起在沦陷区的这段学习经历，感到困惑，怎么“爱国主义”教育与异族统治的教育殊途同归？

再以后，我在网上看到比我年长的、当时也在华北沦陷区上学的一位老人的叙述，提出了一种分析，有所启发。根据这一说法，自1941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华北地区虽然在南京管辖下，但是还保有一定的独立性。代表伪政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是由北洋政府旧官僚所组成，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向排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思想，主张联合日本驱逐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并消减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恢复传统东方儒家社会所推崇的“王道政治”。

按照这些人的意识形态，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政府是意图将中国人卖给 “犹太共和国” 的欧美代理人，而共产党自然就是斯大林赤化中国的马前卒。由于此刻八路军在河北省境内逐渐发展壮大，创建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成为 “华北政务委员会” 的直接威胁，被视为头号敌人。为此，成立 “新民会”，向年轻人推动建立 “中日亲善”“大东亚新秩序” 的法西斯宣传。

如同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一样，“新民会” 鼓吹极端的种族主义（黄种人）与东方民族优越感，在当时蛊惑并吸收了众多爱国青年加入，他们幻想借日军的武力，将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广到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甚至有人以为可以像历史上一样，把日本人在文化上同化过来。当时在中国有三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华北伪政权的官僚认同最后一种，并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们在掌权的范围内施行尊孔读经的教育政策，就可以说得通了。

我当时年少，当然想不到这些。但是现在回想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寇势力进入租界那一段时期，我们在学校没有想象中那样经历赤裸裸的、强制的奴化教育，而代之以加强中国旧文化的教育，以上的说法似乎可信。至于是否真能培养出一批儒家种族主义者，为日本实现其“东亚民族”的霸权所用，看来收效甚微。

 

中小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最单纯，当然有亲疏远近，只是凭兴趣爱好，甚至座位的远近，自然聚在一起，时间有长有短。

我在耀华期间，乐趣之一就是与同学在一起。放学以后一起回家，常常会在街头耽搁一忽儿，天南地北聊得起劲，最后怕太晚回家挨骂，才依依不舍分手。不过毕业后就分道扬镳，很难保持联系。

我能称之为终身挚友的是关礼华，直到现在还有联系，互相关心。她是广东人，在我们班上一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同时又是热心助人，服务精神特别强，所以年年都被选为班长。那时班长绝对是全班同学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主要是功课能服人，而且能为大家服务。她总是得票最多。我们两人在高中时身材高矮差不多，正好坐同桌，从此结为密友。她照顾人成性，虽然与我同龄，但总像大姐一样处处关心、照顾我。

她家庭似乎不大幸福，父母是老夫少妻，母亲特别年轻，可能觉得儿女是负担，对她学习并不鼓励，而逼迫她做沉重的家务。但是她告诉我这些，却毫无怨言，对她母亲的处境很谅解，自己则努力安排好家务学习两不误，是那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她家住在日租界，离学校很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我常常拉她到我家。我母亲特别喜欢她，认为是少有的好孩子。

她父亲在广州沦陷后曾一度任伪市长，虽然时间很短，光复以后还是以汉奸罪入狱。她一度曾定期为她父亲送饭。在同学中也不讳言，同学对她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歧视。

与此同时，她自己非常爱国，所以对历史课特别用心。到高三时，内战已经爆发，学校内开始有各种活动，读书会、讨论会等等，当然是比较左倾的。她开始积极参加。她本来立志学医，大约想离家远一些，毕业后不考平津的大学，而考上了齐鲁医学院。在那里她还给我写过几封长信，其中大段引《约翰·克里斯朵夫》。

1949年天津解放后，我正在家等待清华开学。她忽然来天津，到我家住了一晚。她说已决定放弃学业，参军南下。我们谈了通宵。她只是讲她的旨趣，并不动员我也走她的道。但是我有说不出的失落感。觉得她一走，从此真的分道扬镳，对于我，与她告别等于从此告别一段美好的青春年华。她对我总是像长姐一样，我就不管不顾抱着她大哭一场。以后她定居在广东工作。我一直在北京，各自经历了许多事，自然疏于来往。

不过比起其他同学，在几十年中还是多一些交集。她只要有机会来北京，一定到我家来，包括探望我母亲。她没有行医，却一直做医务行政工作，曾经是一家护士学校的校长，加以她的丈夫是该县的领导，“文革”中受冲击可想而知。不过时过境迁之后，她见到我谈起来还是表示她不会怪那些“小将”。80年代以后，各种同学聚会渐渐多起来，我们班有热心的同学张罗此事，这样，进入老年后，我和耀华的老同学又有了见面的机会，关礼华却因远在广州，很少参加，但是我们依然互通音讯，互相关心。

其他还有几位同学都与我曾来往密切，但是情况不太清楚，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还有一位徐谦，从中学到燕京，到清华一直都是同学，虽然不同系。她的情况在以后的章节中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