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Young and Impetuous Once | Too Young to Know Sorrow

 

经常听到一些中年朋友讲自己的孩子到十几岁时叛逆的情况，完全不服家长管，有时关系十分紧张，她们常常说，“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守规矩……。我们几代人经历巨大社会变迁，教养和风气是非常不同的。特别是现在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孩子属于“新新人类”，与他们的父母辈，乃至我这样的祖母辈自然截然不同。

不过，我回忆自己从初中到高中那几年是否有过叛逆的思想和表现呢？确实是有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其实质同样是努力挣脱父母的约束和管教。

我开始脱离母教是从在上海住在舅舅家开始，特别是父母先行回津，把我一个人留下那一年，我无拘无束，过得又自由又热闹。转眼两年过去了，我高小毕业。父母理所当然地要接我回天津。但是我乐不思蜀，不想回去。

表姐们也怂恿我不要回去，就同她们一道上上海的工部局女中。我去过那个学校的运动会，也见过他们初中的课本，印象都很好。于是向父母申请留在上海升学，唯一的遗憾是舅舅家没有钢琴，我已开始在学校课余从音乐老师上钢琴课。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我家把钢琴运到上海来。

父母对这种不情之请的反应可以想见，只是我看不到他们的怒气。这更使他们下决心赶快接我回去。暑假期间，父亲来上海，不由分说，把我接回去了。那时津浦路火车不通，我们没有乘海船，而是乘飞机，我原来想象中以为乘飞机的味道如“列子御风而行”，没想到坐在里面和在房间里一样，除了响声之外，似乎飞机根本不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对飞机的体验。

在上海两年，脱离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严格的家教，我一方面锻炼得比较独立，生活自理能力加强，一方面思想上也开始向桀骜不驯的方向发展。当然，回到家里，行动还是唯母命是从，不敢公然反叛。特别是母亲大力给我补数学，我是乖乖接受的，并且确实大有好处，已如前述。

在作文课上，我开始喜欢做“翻案文章”，就是褒贬人物，提出与前人的定论不同的看法，以此表示自己独立的见解。

现在还记得的是有关读王勃《滕王阁序》的文章。我们学校暑假基本不留作业，只要开学时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即可。我初中三的暑假，读了王勃的《滕王阁序》。文章当然非常漂亮，据说王勃写此文时是十四岁，著名的神童才子。

那年我也是十四岁。忽然感到不服气，就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王勃假如从三岁开始识字，十年中他读的全是这些古文，一天到晚就学做这种文章，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也非不可及。我现在也是十四岁，也从三岁开始识字，但是要学的东西比他多得多，单是中国历史就要多读一千年！初唐以后的事他就不知道了。我还得读外国历史、地理，还要学外文、数、理、化……，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还批评王勃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其实这有点牵强，原文“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作者自己。总之，我痛快淋漓地写了一通，自己颇为得意。后来想，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千古传诵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才气过人的。

这时我思想已脱离母亲的轨道。尽管她允许辩论，可以提出异议。但是实际上我辩不过她，所以我一般采取消极抵抗态度，就是在她训诫时，表面上默默听着，思想常常“开小差”，有时心里偷偷背一首诗，或唱一首歌。

在古文方面，母亲是“文以载道”派，崇尚秦汉文、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的文章，如“师说”、“原道”、“原毁”、“祭十二郎文”都是她重点要我好好读的。

恰好，我们高三的那位貌似遗老的国文老师也是古文派，整天摇头晃脑称：“韩文正公文起八代之衰”，使我对韩愈也产生偏见，《祭十二郎文》中说他自己“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整个一个糟老头子的形象，与我对那位国文教师的印象差不多。

而我在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刚好赶上课本多选魏晋文章，在“中国文学史”的课上老师也着重讲魏晋名士，讲得津津有味。在开始形成自己的情怀爱好的年龄，正好接受这方面影响，对那些隐逸名士十分向往。这也许与我们家原来远离官场的旨趣也有间接的关系。我还曾迷恋华丽的骈体文，试学着做过。

整个高中期间我们有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经常议论魏晋名士，交换所见到的轶闻资料，对《世说新语》里那些故事、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谈起竹林七贤，各有崇拜对象，我最崇拜嵇康，阮籍也还可以，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当然实际行动上不敢。

不过名士多不修边幅，我正当少女时代，应该开始爱美，爱打扮的时候，却要学那不修边幅的作风，拒绝穿鲜艳的服装。每当外出做客，母亲要给我穿得花哨一些，都被我拒绝，所以我少女时代的衣服大多以蓝色或其他素色为主，自以为形成自己的“林下之风”。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也就对所谓“隐士”很感兴趣。

首先当然离不开陶渊明，“归去来兮”，“不为五斗米折腰”，从小学就耳熟能详。后来见到《闲情赋》，发现他原来也写爱情，也有想入非非的绮梦。同学间常常互相传看一些各自家藏或不知哪里弄来的有趣的书和文。有一个同学家里有许多明清笔记、短篇小说之类，常给我们讲那里面的故事，有时也拿出来借给我们看。平心而论，那时还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禁书”，所谓淫词艳曲也就止于《竹枝词》了。

有一次一个同学作为重大发现，拿来陶渊明的《闲情赋》，说你们看，原来陶渊明还写这个呢！大家抢着捧读之下，真是兴奋不已，如同发现金矿。于是那一大段排句：“愿在衣而为领……愿在裳而为带……愿在发而为泽……愿在眉而为黛……”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小圈子里的悄悄话，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但魏晋文章，后世凡是关于出世隐居的诗词和人物轶事，什么“梅妻鹤子”，“泉石膏肓、烟霞痼疾”，严子陵独钓寒江，等等，都对我有很大吸引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

我不懂佛经，但是偶然遇到一些佛经故事和佛家语，一知半解，也吸收进来。

傲视王侯也是我们所推崇的。从孟子就开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他见梁惠王、齐宣王，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他说：“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

南宋朱敦儒的几首《鹧鸪天》是我十分欣赏的：“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屡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

多年后发现毛泽东也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是前者看不起王侯是藐视凡俗，懒得做官，逃离政治；而后者视“当年”万户侯为粪土是为造反，最终消灭他们，万户侯、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而是自己称王。完全两码事。

名士们还有一项嗜好是喝酒。那在我的生活中是接触不到的。但是我终于大胆试过一次醉酒的滋味。

有一次我父母有“应酬”，下午出去，说好要在外面晚餐，回来较晚。我就趁他们不在，从柜子里偷出一瓶酒，硬着头皮一边喝一边做数学题，为了测验喝到什么时候开始头脑糊涂。结果没喝多少就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头痛欲裂。一看纸上后半页划得乱七八糟。这就是我醉酒的经验，既没说胡话，也没发酒疯，与小说里描写的大不一样。

等离家上大学之后，又曾经附庸风雅。海淀有一种酒叫“莲花白”，是白酒的一种，呈淡粉色，颇有点与众不同，在清华时与宗璞、徐谦曾买了这种酒和花生米到荷花池畔小酌，自以为尽得风流，不过仅此一次。后来宗璞写入她的散文，弄得有些读者以为我真的善饮酒。

在家教的管束之下，我在亲友面前举止行动都规规矩矩，被认为“性格内向”、很“文静”，甚至“腼腆”。而我妹妹华筠则从小就调皮，活泼，善歌舞，从不“认生”。其实外表是假象。我从少年开始，思想就天马行空，对于家中来往的大人，在行礼如仪之余，也有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的（或我那些同学间议论的）标准私下品评，暗中效阮籍加以青白眼。

我两个妹妹各比我小六岁和八岁，不可能与我作伴，她们正是需要费精力照顾的时候，所以母亲后来不太顾得上我，大大放松监管，只要成绩单令她满意即可。

到高三那一年，我在学校也不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了。一方面着重高考，有些与考试无关的课无心好好上。一方面同学中也人心开始浮动。我们的教室在一层楼，地势比马路略低。我最出轨的行为是在上国文课时，趁那位老先生背对我们在黑板上写字，和几个同学从窗户跳出去，到附近一家新开的店买冰激凌吃，觉得十分得意。老师居然没有发现。我们欺负老先生，实在不大厚道。不能喝酒，代之以冰激凌，也算名士风流！

不过那个时期的思想也不是只有一种倾向。除了向往名士风流外，还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

什么事业呢？多半是成个什么“家”。

我的崇拜偶像，第一是居里夫人。特别是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居里夫人》，格利尔·嘉森演的，更是仰慕不已。联系到过去父亲曾带我看《幼年爱迪生》的电影，想当发明家也是我少年梦想之一。由于我理科总的不错，这似乎也不是完全无望。

有时又钦羡古今“才子、才女”，曾想当文学家，自己订了一个本子，在上面随心写下“灵感”，也包括学着填词、作诗，是自己的秘密，从不示人。在临近毕业时，照例同班同学聚会，依依惜别。那时最流行的别离歌当然是“长亭外，古道边……”。但是我和有的同学觉得歌词太压抑，就由我用这个调子另外填了词让大家唱。现在歌词基本忘了，只记得最后几句是“抟羊角，驾扶摇，此去乘风任逍遥。浊酒一杯且陶陶，请记取今朝”。这几句现在还有印象是因为受我最欣赏的庄子《逍遥游》的启发。

稍长，崇拜乔治·华盛顿，从他小时候砍了樱桃树不撒谎的故事到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有一阵他在我心目中是自由平等的象征，把《美国独立宣言》和“不自由，毋宁死”都安到他头上，后来方知其误。

高中二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最钦佩的人物，我竟写了甘地和茶花女！为什么呢？甘地是因为印度独立，甘地遇刺，正好是当时的热点新闻，报刊对甘地的生平事迹宣传很多，老师在课堂上也讲。特别是他遇刺后立即表示原谅刺客，避免复仇，避免再流血，使我感到很伟大。

茶花女是虚构人物，只不过我正好看完《茶花女》的英译本。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读起来是比较勉强的，但是这本书正好落到我手里，就硬着头皮连猜带懵地看下去，由于情节吸引人，居然读懂了，而且感动得涕泗滂沱，读完之后英文进了一大步。

我佩服茶花女的理由是，如果她只是牺牲了爱情而选择离开亚蒙，那还是一般的痛苦，她竟能为了成全他家人的幸福而故意造成他对自己的误解，甚至蔑视，把自己看成坏女人，这要忍人之所不能忍，比死还难，这种为爱情而牺牲的精神实在太伟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于是就把茶花女故意让爱人误解和甘地宽恕敌人相提并论了。那时老师很开通，并不以我这种议论为荒唐，还给了一个好分数。

我自幼男女平等、女子独立的思想很强烈，当然与母亲的影响有关。但是稍长，进一步有了自己的看法，男女平等的观念更为彻底，就开始与母亲出现差异。差不多从上初中开始，我就对她如此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照顾我父亲，而父亲越来越视为当然，心中不平。

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父亲算是模范丈夫，在外面从不涉足声色犬马，一切收入都交给母亲，家里由她大权独揽。但是在我看来，父亲在家完全是大男子主义，母亲实在辛苦，处处以他为中心，每天根据天气变化里外衣服都准备好，每次出差的箱子都是母亲整理，叮咛再三，他自己连袜子放在哪里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直连续到最后一两年，母亲卧床不起，无力再照顾他，我们忽然发现父亲要出差之前自己把小箱子理得井井有条，想得也很周到，原来他还是很有生活自理能力的）。

当然，说没有引导，也不尽然，这种引导是润物细无声的，例如我一忽儿想当这个，一忽儿想当那个，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也没有想过要当“阔太太”，恐怕就是与无形的环境熏陶有关。

关于后者，有一个小故事：我们的熟人中有一个小女孩，十分美丽可爱，她妈妈也常把她打扮得跟洋娃娃一样，引人瞩目。大人总喜欢逗她玩，有一次有人问她，你将来大了想当什么？她竟脱口而出：“阔太太”！实际上她妈妈就是典型的“阔太太”，这也是无形的熏陶。

同学中有的年龄比我大几岁，家境不太好的，不准备升学，有对象准备嫁人。有一个没等毕业就结婚了。我们几个同学还到她的新房去看过，她自己家庭比较复杂，不太幸福，据说男家比较富有，在家里怂恿下就嫁了。新房陈设相当华丽。但是以我那时的看法，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位同学太不幸了，就此葬送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