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Old Classmate Yuan Cheng

 

1948年秋，我转入清华后，一天在校园内遇到一位同学，问我是否资某，因为他在他舅舅家见过我开音乐会的照片。他自我介绍名袁澄，是历史系三年级生，他的舅母就是在天津经常与我母亲来往的袁太太，那个音乐天才儿童袁效先是他表弟。他父亲是当时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后来才知道，他的外曾祖父袁昶就是因力谏慈禧不宜支持义和团杀外交官、与外国开战，而被诛杀的著名五大臣之一。

后来，他来旁听过我选修的雷海宗的“西洋通史”，有时在图书馆遇到，开始熟悉。

某次进城，他带我去过一次他家，在金鱼胡同1号，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真大”，前厅是黑白花砖地，我说这个厅里可以跳舞、搭台演戏，袁澄说原来是可以拴马的。见到袁老先生一面，他不苟言笑，在他面前我似乎只能屏息而立，恭恭敬敬地回答几句问题。

那年12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学校周围战争的味道已经很浓，周围常见军队经过。我正犹豫是否进城，袁澄来找我，力劝我为安全计，与他一道进城，我就上了校车，只记得那天校车格外拥挤，门都很难关上。进城后照例先到我父亲的同事李家落脚。谁知就是那天，解放军包围北平，开始了近四十天的围城，我就困在城内，既回不了学校也回不了天津的家。

在此期间曾和袁澄通过几次电话。他虽与我同龄，但比较成熟，因家庭背景之故，与民国元老辈人物都比较熟悉，提起来都称字，例如“孑民先生”如何如何。他对政治已有自己的倾向，在国共之间倾向于国。

一天他来电话说要举家南下，希望我到“机场”告别。那时所谓“机场”就是东单广场，候机室是老北京饭店的大厅。我寄居的李家在东单西裱褙胡同，“机场”步行可到。后来才知道那是国民党派来接一些知名人士的最后一班飞机。胡适是两天前坐前一班飞机走的，如果我记忆不差的话，梅贻琦校长也是这班飞机走的，不过他几个子女都留在大陆。

几天之后，接到袁澄从南京来信，说是到南京后非常失望，“事不可为”，决心到英国留学云。从此失去联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到美国才又见面。

1992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访学期间，我曾到波斯顿访问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时任馆长吴文津联系上了清华老同学袁澄。袁澄任教于附近的小城伍斯特学院，他闻讯冒雨立即赶到波士顿来看我，真是风雨故人来，颇有一番叙旧。

此后我到美国，他来中国，都见一面。

有一年在南京中美文化交流史研讨会上惊喜地遇到他的弟弟袁清，就是我当年在他家见到的那个小男孩。袁清在美国俄亥俄州赖特大学执教。2001年我到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凯特琳基金会做访问学者，与袁清又有一些来往。有一次袁清请一些朋友在家聚会，我也在内。袁澄得知后，特意从波士顿赶来会面，情义可感。

袁澄的学历可谓响当当，时下大概可称“学霸”：南开中学毕业、十六岁上清华，后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布朗大学博士。但是他似乎不甚得志，有点愤世嫉俗，对这些学历不屑一顾，说把学位证书都挂在厕所了。

他专业是历史，在美国任教，顺理成章的是教中国或东亚史。但是他坚决不碰亚洲，说是提起来就伤心，偏选择教欧洲史。美国学术界把欧洲看作自家领地，想必以中国人来教欧洲史，未免会遇到一些偏见，可能因是之故，他与主流学术界格格不入。他对美国学生也不看好，说他们对学问兴趣不大，光想着赚钱。他结婚很晚，

妻子多病早逝，无子嗣。以后一直单身。我还无意中问过他是否入了美国籍，拿美国护照。没想到这个问题又触动他的痛处，正色对我说，这个问题不好问的。我本来多此一问，在美国定居这么多年，当然都已成为美国公民，这在大多数人都不算一回事，在他却是一个心结，于心不甘。

他的姐姐袁静曾与我同时在清华静斋，不过是化学系，后来也随全家来美，与一位德裔美国人结婚。我问起她的情况，袁澄叹气说；“和了番了”，我不禁失笑。看来他也是属于40年代来美的那种有孤臣孽子情怀的文化精英。我后来与袁静也联系上，到过她在普林斯顿的家。袁静与袁清在美国已经安之若素，没有他那种情结。

在生活上，袁澄还是保留某种贵族格调，例如他请我吃过几次饭，无论中餐西餐都有他特别选中的一两家，认为其余都不足道。他由于长年教欧洲史，与欧洲学界自有不少联系，差不多每年都去欧洲，因此也见过我在法国的女儿。

2004年我到巴黎，他正好也在，就请我和女婿到他是会员的一所俱乐部午餐，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谓的高级会馆。一般习惯，午餐无需正装，谁知到了那里，女婿被前台拦下，因为他没有戴领带，大概服务员已经有经验，立即拿来一条备用领带借给他，才得进入餐厅。我不由得在脑海中浮出“末世贵族”字样。

没想到那次巴黎之会是最后一次，不久后就听说他在另一次旅欧期间突发心脏病，猝然仙去，为之怅然。

在美期间袁澄送我一本袁同礼先生逝世后各方人士追忆文章的汇编，题名《思忆录》。这些文章述袁先生一生行藏和功业内容极为丰富，同时也可看出中国公共图书馆现代化的历史，使我原来对袁同礼大致的模糊印象具体化了，更觉得其事可感，其人可佩。

袁澄表示希望此书能在大陆出版。我私心认为确有出版的价值，但是袁同礼去世时（1965年）中美尚未建交，两岸也无来往，书中文章的作者多在美国和台湾，遣词用语难免在这边有违碍之处。

我坦率说明因此之故可能公开出版有些困难，他说这类内容占比例极小，个别地方可作些处理，何必因噎废食，中共当有此雅量。一次趁他来北京之机，我辗转介绍他与新北图（现称“国图”）有关负责人洽谈出版事，据他告诉我，感觉似乎有些希望，但是终于未有下文，看来我原来的判断还是对的。

他托我的另一件事是有关袁同礼收藏的古董，老先生是真正的收藏家，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珍品，离去前曾托友人保管，袁澄希望知道这批文物的下落，并对归属有个说法。我也下功夫找到了下落，得知那位友人已经过世，生前把这批文物交给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我设法介绍袁澄与有关人员洽谈，但是谈了几次，据说就算是他愿意正式捐赠，办手续也很复杂，隔洋操作很困难，遂不了了之。

两件事我虽尽了力，却都未有结果，为之歉然、憾然，只得复信劝他以“楚人失弓，楚人得之”的态度豁达处之算了。

他以后也未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