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什么都做好了,到晚上夜里,斯大林去世了,这帮人就放心了。
 

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层斗争与内外政策调整

斯大林死了以后,他们之间就开始了一种勾心斗角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赫鲁晓夫看来,还不仅赫鲁晓夫,在所有人看来,贝利亚是最危险的,因为贝利亚这个人掌握着秘密警察,权力是最大的。
马林科夫是威望最高的,因为马林科夫一直跟着斯大林,在党内什么指示、什么召集会议,一般都是他。赫鲁晓夫那会儿排在最后,在五个常委当中,他排的第五名,所以赫鲁晓夫先联合所有的人,先把贝利亚给弄倒。
找马林科夫说:“贝利亚要整你,咱们只要联合起来把他弄掉,现在大家都同意,就看你的意见了”,马林科夫同意了。回去找布尔加宁,说,“贝利亚要整你,大家都同意联手把他弄掉,就看你的意见了”。转了一圈,最后大家都同意了。
那天一开会突然宣布说:“贝利亚是英国间谍”,马上给抓起来了。贝利亚弄倒以后,再威胁的是谁呢?马林科夫,因为马林科夫当时的地位最高,虽然有两个人在他的身边,像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那个都是老矣,没什么能量。
其实在苏联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政策,大家都比较一致的同意要改变斯大林那种比较保守的、顽固的对内对外政策,要释放社会的压力,要不然这社会就要爆炸。所以从对内政策来讲,首先就是打开监狱大门,把那些被抓起来的很多人平反了,对外第一件事就是结束朝鲜战争,这个前面我们讲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领导人发表讲话,特别像马林科夫,就是从新的方针的角度,其实贝利亚也是。贝利亚负责对外事务的处理,东柏林在6月份发生了骚动,人们对这种统制制度不满,生活水平下降,所以就上街游行。
当时贝利亚的做法就是放弃,让他们去闹去吧,苏联不要负这些责任了,由东德自己去处理这个问题。本来这种说法是跟总的方针其实是一致的,但是赫鲁晓夫他们就抓住他这一条了,说:“你这个违背了苏联的传统的政策,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放弃社会主义这不行”,所以作为他的罪证之一。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斯大林时代,长期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主管内政及警察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亦为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斯大林逝世后旋即在权力斗争中败给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也是,因为马林科夫发表一个讲话,讲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有原子弹了,所以战争不能再说战争不可避免了,谁也不想打原子战争,打原子战争就是两败俱伤”,而且是公开发表的讲话,本来他是想传递给西方一个信号,就说“我们苏联对外政策要发生变化”。
这个也被赫鲁晓夫抓住,这个“你又违反列宁主义,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帝国主义还存在怎么就没战争了?”给批一顿。
包括农业,农业问题对内政策,本来也是整个领导班子商量过去都是因为搞重工业、搞军火工业,所以人民生活水平特别低下,到了1953年,粮食产量还不如1913年呢,吃,吃不上;住,住不上,那会儿莫斯科平均每人0.6米的住房。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林科夫提出来要投资,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将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投资比例要发生变化。这个又被赫鲁晓夫抓住了,“这个违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说,第一是重工业,第一部类的生产投资应该最大,其次才是第二部类的”。又弄了那么几件事,弄得马林科夫灰头狗脸的,结果就辞职了,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
马林科夫(左二)与赫鲁晓夫(右一)合影
在苏联跟中国不大一样,苏联不是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他都是行政领导是第一把手,在军队是军事首长是第一把手,搞政治的是第二把手,在各个部委,整个在莫斯科,在苏联人的头脑当中,你要真的有地位,你一定要担任行政领导,如果你只是一个党的党委书记,说明你没有什么正式职务。
赫鲁晓夫那会就没有任何(职务),你看他们新的领导班子,所有人都有职务,就赫鲁晓夫,他就管苏共中央的工作,主管苏共中央书记处,所以那会儿人都没大注意他,没想赫鲁晓夫能够掀起什么大浪来,他就一个一个把别人扳倒了。
马林科夫下台以后,是布尔加宁接替了部长会议主席,但布尔加宁这个人就是个随大流的人,他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
 

“一五”计划期间的中苏关系,赫鲁晓夫的转变

这一步走完了,就到了1955年初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了一点,就是拉中国来支持他,因为他是做党的工作,所以他通过这些渠道跟中共发生了比较特殊的关系、特别联系。
从行政系统、从外交角度来讲,苏联当中并没有很看重中国,比如苏联大使馆在中国是最好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到现在还是,现在除了美国大使馆能跟苏联大使馆比,你到苏联大使馆去看看,它有自己的学校里边,一大片地,而且位置也特别好,在城里。
那会儿中国在苏联外交部里头排不上队,它只是在第一远东司里头跟朝鲜、日本什么什么并列了。赫鲁晓夫就把中共的地位(提高),他通过跟中共的联系,把中国的地位就给抬高了。
这里边一个就是对中国的经济计划,因为1954年,周恩来去了几次莫斯科,开日瓦会议,来来往往走,就跟赫鲁晓夫讲:“你们的‘一五’计划得赶快落实”,“一五”计划是1952年开始,应该是1953、1954、1955到1957年应该结束了,但是到了1954年的年终,这“一五”计划本身还没作出来,指标什么什么都没确定,这样子我们怎么完成“一五”计划。
这里边我们现在看这个材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太复杂,因为中国的最初的所有的工业布局各个点,都是苏联专家帮着搞的,他们从白手起家等于是,所以他得从调查一个工厂,就是调查厂址、它的资源情况、各个方面,那会儿中国又没有这些资料,得从头开始,所以它很慢。
苏联专家妮娜·波尔达芙车瓦指导大连铁路分厂工作
另外对苏联需求也非常大,像最早是91个项目,后来增加了15个,后来又增加,一直到156个重大项目,这么多项目一下交给苏联,他们也确实感到很难。
另外再一个,从斯大林来讲,当然也没有在这方面下太大工夫,反正就是按部就班的往下走,所以周恩来有点受不了,中共中央也很着急,后来就限令国家计委要1954年拿出计划。
但是国家计委是不管用的,得苏联人做,整个“一五”计划全是在苏联作的,不是在中国作的。所以,周恩就找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本来是党的总书记,他不管经济的,他就通过米高扬,米高扬那会儿是主管对外贸易,就是对外经济关系,然后通过米高扬,然后(实施)。
米高扬一直比较追随赫鲁晓夫,就推动了各个部门开始加快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制定。
 

苏联增加对中国的援助,赫鲁晓夫给中国的“大礼包”

这样子就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9月份的时候,到十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了,赫鲁晓夫就想借这个机会,把中苏关系调整一下。因为五周年,在中国逢五逢十都是大庆,所以各个共产党都发了贴子,庆祝五周年。
苏联共产党作了个决议,怎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说“到那办一展览,办一个农业机械什么什么展览,展完了,展品就送给他们了,然后办一个宣传周,宣传中国的,报纸上写点文章,多放几部中国电影,就完了”,然后派一个代表谁去呢?米高扬带队,参加庆典。
后来赫鲁晓夫看了说:“这计划不行,现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想站住脚,必须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紧密的团结和配合起来才行,现在如此重大的节日,我们就采取这种态度,这个不好”,所以他重拟了一个计划,原来那个展览照办、宣传周,这都是表面的,得有实质性的。
第一,代表团我和布尔加宁带队去,那就是最高档次的人了,又是党的总书记,又是部长会议主席,党政第一把手。第二,在经济上得给中国实惠,增加十五个项目,当时都在讨论,一时定不下来,中国老要求,中国的要求比较多,斯大林不大买账,赫鲁晓夫到那一拍板,好,增加十五个,再增加一笔贷款。
因为原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也不是说斯大林不给,因为那会儿斯大林给了三亿美元,三亿美元在当时来讲确实不多,比苏联给波兰的贷款都少。当时毛(泽东)脑子里头他不愿意管人家借钱。
我看一个材料他讲,借那么多钱干嘛,借完了还得还,还有利息,当时因为他不懂经济,他不知道多借钱,发展起来,现在哪有不借钱的,借钱发展经济最好,他不借。
结果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了,那么点钱全买了武器了。对整个经济建设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会儿赫鲁晓夫同意增加贷款,然后就帮助中国修几条铁路,新疆的、内蒙的铁路,这个还不行,“如果要改变中苏关系,必须让中国人心里头要感激苏联”,那得怎么做呢?
他提出,第一,中国人对“四个合作社”不满,上次我讲过“中苏同盟条约”的时候,四个股份公司的股份全部还给中国,然后旅顺港还给中国,不租了。
因为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心里头是块儿病,我不是上次讲嘛,“中苏同盟条约”规定,1952年底或者对日合约签订,苏联就归回旅顺,但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了,到1952年9月的时候,毛就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看来旅顺港我们现在还不能要”,因为中国那会儿没海军,它一走不就麻烦了吗?国门洞开,“所以您那太平洋舰队还得跟那帮我守着”。
斯大林说:“那好啊,那重新签个协议吧”。9月份,周恩来就去了,跟莫洛托夫两人就签了协议。这个协议有一个大问题,它只说继续由苏联租用旅顺港,但是没提到什么时候为止。
最好的理解就是按照原来的说法,按照1945年那个条约,那还得租30年,那里头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战争结束以后,国内舆论对这个问题有看法。
我也看了很多材料,民主党派都议论,“这个旅顺港这不等于给了苏联了吗?”对共产党这个做法很不满,所以共产党压力也很大,这话也不好跟人家说。
我们没军的时候求着人家,等你有了海军,您那海军还是苏联帮着建的,这所有的军舰都是苏联给的,技术人员、驾驶员什么,都是苏联帮着训练的,航校是苏联帮着建的,你就提出来得了,把人赶走?”中国也不好提这事。赫鲁晓夫琢磨中国人的心理,他主动提出来,“还你了”。
这样他就给毛准备了一个“大礼包”,但是没想到在苏联党内通不过。看苏联外交部有一个文件,赫鲁晓夫把方案提出来以后,他得通过外交部去执行,很多人在上边批示,像库兹涅佐夫当时是副部长,还一个海军司令,忘了叫什么,都批说不行,这个方案通不过,说:“我们把旅顺港交给他,我们海军基地到哪去,而且他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建的这个,这不行”。
赫鲁晓夫就开始琢磨,从上到下,每个人全琢磨。结果都到了9月27号了,这马上就国庆节,他得率团要走了,还没个着落这事,就非常着急。
那天晚上,我看他跟米高扬两人琢磨半天,他就搞了一个最后决议,让每一个政治局委员签字,“你今天晚上送到每一个人家里头去”。结果米高扬跑了一圈,赫鲁晓夫就在克林姆林宫等着,一直到下半夜米高扬才回来,说:“其他人都同意了,就一个人不同意”,谁啊?“伏罗希洛夫”。
因为苏联人你知道吧,你到莫斯科你知道,他们一放假都住在郊区,每个人都有别墅,城里有个房子,当然他的别墅特破烂。那别墅主要是为了干嘛呀?种地。
你不知道,为什么呢?你到莫斯科,哪天我带你去,到一别墅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他就一小破房子,里头都是工具——锄头、镰刀,你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你跟人家讲,你说:“周末咱们一块吃个晚饭”,“哎呦,不行,周末我得回别墅”。
其实他回别墅是收黄瓜去、收萝卜、种地,我这是讲的普通人,不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别墅当然没有镰刀、锄头。伏罗希洛夫一点多钟他看了一遍,说不行,“我还是不能同意,这样苏联损失太大了,咱们也没这么大能力,一下给中国这么多援助”。
赫鲁晓夫就急了,说:“你马上通知,明天九点召开主席团会议,大家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然后第二天开会,吵来吵去,最后伏罗希洛夫也就认了。
所以28号赫鲁晓夫就带着这“大礼包”就到了北京了。
*该资料来源于2007年左右,北京大学“中苏关系史”系列课程,音频为现场录音,根据音频特点,有少量删减及配乐等处理
Editor: 小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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