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生底色：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叫资中筠，要介绍一下自己，先得说我是哪年生的，就知道我的这个时代背景，我是1930年生的，大概一个人是应该有一个底色，这个底色取决于青少年时候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

1930年我生在上海，因为那个时候父亲、母亲在上海，但是到五岁的时候就到天津了，也是因为我父亲工作调到天津去。那么我就从那个时候在天津上完了中学和小学。

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上的学校非常好，现在这个学校还在，就叫耀华中学。但那个时候是十二年制，就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我们校长叫赵君达，他原来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来在北洋大学（那个时候叫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做教授，他是有志于教育，所以他就自己下决心去应聘做学校的校长，然后按照他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学校，德智体群全面发展，我们的体育也是非常好的。现在它还是跟南开并列为天津的重点中学，但是那个时候它更加全面一点，更加出色一点，现在的教育理念已经不一样。

所以如果要说我从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个是中西文化并重。我记得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二、三年级开始，大概三年级开始就念文言文，在中文这方面。当然那个学校是数理化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后来考上大学学理工的也不少，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全面并重的。

我应该说我受的基本上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前那一段时间，一个是中西文化并重，一个是公民教育，有公民课，小学生就有公民课，现在所以我一再的提倡应该恢复公民教育。公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社会上基本做人的行为非常重要。

我不幸的就是到二年级到三年级的暑假，卢沟桥事变了，日本人就打进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是在英租界，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势力进不到租界来，所以我们还有四年，还按原来的学制，还按原来的那些课本什么的继续下去。

但是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们那个校长被日本特务打死了，他是非常爱国的。为什么日本人要暗杀他呢？因为他有两件事情得罪了日本人，一个是他拒绝改变课本，还沿用原来的课本；第二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是在租界，南开大学和中学是在所谓中国地，那么被日本人占领了以后，南开大学就迁校到内地去了，但是中学来不及迁，所以有很多南开中学的学生就失学了。

我们的校长就专门为失学的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叫特殊班，就是我们下课以后，校舍就留给他们来上课，日本人就不许他这样做，就说这里有抗日分子。他坚持这样做，日本人先寄给他子弹威胁他，他没屈服。然后他们摸到了他生活的习惯，他每天早上清晨起来散步，结果他们有一天早晨就派特务真的把他打死了。而且他住的跟我家住一个弄堂，所以我们家里的人都听得见枪声，他就在家门马路对面散步的时候被打死了，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那天我们到学校去，大家都非常的悲痛，那个时候我们上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人在抵抗德国人占领巴黎之前，都德写的《最后一课》非常有名的，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只有小学二年级到三年级，我们那一代的人大概都经历了抗日战争整个我们国家的损失，对民族的危害。就是每一个人都对社会、对民族有比较强的责任感，好像已经变成与生俱来的，摆脱不了的，你想不关心也不可能，我想这个应该算是一种底色。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价值观，我们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应该说一方面也有一些传统道德的观念，尊师、对长辈的尊重，好多事情是“君子不为也”，家里的大人都知道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公共道德这方面，有很深的自由平等的思想。那个时候民国时期所有的课本、公民教育等等，讲自由平等讲得很多的。

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所以就觉得那时候，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腐败。抗战胜利之前，国民党政府并不腐败，那个时候是相当不错的，有建设，朝气蓬勃的。但是到了内地之后，特别艰苦，生活条件又特别差，在这个过程里（开始有特权、腐败）。

后来（等到抗战胜利），出现所谓“劫收”，那些大官就很腐败了。所以官场在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之后到内战三年里，国民党急剧的腐败下去。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作为年轻人就觉得真是不能容忍，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种不公平、黑暗、贿赂这一类的腐败都是不能忍受的。

可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就是在学校范围，在知识分子群里，比如说新闻报纸这个圈里，基本上没有腐败，人们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因此才对于官场的腐败感觉到这么样子的不可容忍。

因为我这跳到现在来讲的话，我感觉到为什么现在常常说有一些老革命，现在忽然就所谓“两头真”，他们当初参加革命追求理想，现在对这个社会特别不满意，批判的力度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正义感特别强烈。

我感觉比较起来，现在的中青年以及比较广大的知识分子队伍里，对于非正义和腐败的容忍度比我们那时候大多了，看得惯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不惯、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现在都觉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如果要说我们那个时候受的教育的底色跟现在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我幼年时期的教育养成了对读书的兴趣，就是觉得上课也好，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出了万有文库，万有文库里头有幼儿文库、少年文库，好多这种课外的书，既有知识又非常好看的。我们那个时候对这种看书什么的兴趣特别大，逮着什么书看什么书。

所以我现在一直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你空着没事干的时候，你必须看一点东西，不然的话待着就非常难受，所以就是这种对于知识的兴趣，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其他功利的目的，对知识本身的兴趣，那个时候是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

 

所以一直到上大学，我上大学是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的，我是47年上大学，然后49年以后还有两年，前两年在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学校里头学生运动各方面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个比较好的教授，一些老师，他们上课的方式也是属于相当自由的。他一上来，第一他没讲义，他开口就说，你就拼命记笔记，你能记下多少来，以后就看你的了，所以我们记笔记的本事都挺大的。

还有呢，基本上考试很少，不是靠考试，还是提升兴趣。比如说讲完之后，他就在黑板上写好多参考书，然后他就讲讲这些书的内容，随便讲一些，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想去图书馆去把这书借出来看，这样引起你的好奇心。

我是文科，当然文科跟理工科不一样，要比较自由轻松一点，一个学期交三篇读书报告就行了，其他时间你自己去看。然后到考试的时候，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凡是讲过的都可能考，看你自己怎么记了。

所以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真可怜，我从小到大没觉得过学习是一种压力，是为别人学的，从来没这样觉得过，也就是偶然特别难的考试稍微有过。

我记得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到学期终了的时候，校长专门来抽查背书，就是说我们念过的那些古文，有一堂课是校长来考，随便叫起一个人来，他说一篇东西你就背，这个东西压力非常大。有一次我记得我就背了半截，就怎么也背不下来了，非常丢脸，就是类似这样的有，但是其他的情况之下，一般考试对我们好像都不是压力特别大的。

我就是说对于知识的兴趣，对于学习的快乐，都是我觉得我在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自己觉得很幸运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另外对于我后来搞学术研究有一个好处，就是功利性少一点，对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特别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才去研究它，而不是为了评职称或者是搞课题这一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取向。

再讲就是说在解放以后，因为国民党在后期，国民党政府确实是非常衰败，不仅仅是腐败，而且是衰落的，真是混不下去了，应该可以这样说。特别是物价飞涨，经济就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天怒人怨，觉得无论怎么样，一个新的政府，新的政权怎么着也会比它好点。

所以在解放初期，大家都是非常热血沸腾，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所以毛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对大家的印象都非常深。

因此现在有些外国人不明白，就是不仅是我们，我解放的时候只有18岁，是年轻人，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老一代的比如说那时候已经是四五十岁的老教授，还有像我父亲是搞金融的，他已经相当有成就的，为什么这样子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呢？

而且有一些个人的财产全被剥夺了，他也甘心情愿都给交出来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都非常希望国家能够富强，从此民族能够兴旺起来，觉得就像毛主席讲的，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一点给大家的鼓舞。所以自己丢掉一点什么东西，牺牲一点什么东西，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甘心情愿的，或者也有不是十分甘心情愿的，但是顾全大局，觉得这个就是为了国家好，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并且当时共产党刚进城的时候，纪律也很好，非常有朝气，一下子就把物价给平稳下来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此物价就平稳了，这个我就用不着多讲。

总而言之，当时我也是感觉到就是在校园里觉得非常兴奋，而且我们听了好多报告，觉得中国总的是教育不普及的，所以大学生是非常宝贵的，将来建设中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自己也觉得很自豪，这是刚刚解放的时候的一种感觉。

后来就开始搞运动了，开始搞思想改造了。那么，怎么样子接受思想改造？就说要把自己所有过去的学习的东西，所有建立起来的一种世界观都得否定掉。并且所有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都得跟家庭划清界限，批判自己的父辈。

这一套就是逐步地，就是一点一点接受的，并不是说一下子忽然就都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你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那边是帝国主义阵营，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然后我就得按照这样的规律，然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等，这一套都接受过来了，然后就把自己过去的学习的东西，全部都否定掉了。

 

所以现在有一种三段论法，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就是讲这个中国知识分子有三个阶段，讲这个三段论应该说是适合于比我更加老一点的知识分子。

第一个阶段是自我完成，你比如说像那一代的老教授，到解放的时候他已经都是名教授了，他已经有很多著作了，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阶段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迷失，思想实际上全搞乱了。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自我回归，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又经过再一次的思想解放，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类的，然后慢慢又回归，然后又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

过去那个多少年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跟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样，但是有的人觉悟的早一点。就是说完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假如我原来想的跟他说的不一样，那准是我错，我就得拼命想我自己为什么错，然后就拼命批判自己原来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没有被彻底改造好。

所以为什么他提出一个东西来我总是跟不上，后来越来越跟不上了。到了文革所提出来的各种口号，大家全跟不上了。譬如说后来到了批林批孔，我觉得实在没法跟了，倒不是说我特别推崇孔夫子，而是我觉得孔夫子和林彪是绝对没有关系的。

所以第一步开始感觉到自己可以回归到常识，就是我可以用自己的是非，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用自己的常识的是非之心，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对错。不然的话你就说他是绝对不会错的，那么你就永远是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所有我们这一代人都发生过这样的转变，但是有晚有早。而我呢，比有的人早点，又比有的人晚点。我是在干校的时候，大概就是批林批孔差不多，在那之前一些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些事情太荒唐了，不行了，怎么也跟不上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来思考了。

所以这一段过程，我想这段的心路历程是大部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的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至于说知青的那一代，他们可能解放的更早，下去以后这一套正统的东西全打乱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但是我们这一辈人正统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但是回归以后回归到什么地方跟早期受的教育就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