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觉得我回归的早期受的教育，就是对于各种价值观的看法，对各种事情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判断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得力于早期的教育。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专业是学外文，但是我当时其实在学校里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当然我也喜欢文学。特别是我特别想上清华，第一年又没考上，考清华的这个理科是更难了，所以我就选了外文系。
但是我选外文系的当时的目的绝对不是搞外事工作，而是外国文学。所以我记得我入学以后第一篇文章，老师第一堂课，我们有一个叫散文课，那也就是作文课，一方面是读散文，一方面是写作文。
老师的那个题目是说你为什么要选上外文系？我记得很清楚，我写的就是说我认为一种语言就是打开一个文化宝库的钥匙，所以我希望能够掌握比较多的钥匙，探索人类文化的宝库，这个当时是我的想法，根本没有想到过我将来要做外交工作之类的。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认为翻译是“末技”，学外国文学的人搞文学翻译还可以，要翻诗那是一个很高的成就，但是你要是什么文件，随便拿一个文件来翻翻，那根本就是属于“末技”，那不算的。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
后来我还记得到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抗美援朝了，四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本科也要做论文，做毕业论文。我那时候的导师是钱钟书，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们西洋文学史，教的非常精彩，内容丰富极了，然后他是搞比较文学，就像他后来《管锥编》里的，他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都串起来，融会贯通的这么样子来考虑。我受了他这个影响，因此我的那个毕业论文我也做了类似比较文学的题目，对中西小说的笔法的一些比较，他是导师。
但是我开始做论文的时候还没抗美援朝，然后等到下学期就抗美援朝了，那个时候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学校里头就觉得你还在那图书馆里写这种东西，找这么多这些书，中国古典小说、外国古典小说，就好像挺不适合的了。
我们就在班上，我们有课代表，然后他们就推选我去找系主任，要求说由于现在抗美援朝，大家都是有很多社会活动，要求取消论文，我们不做毕业论文了。我还记得系主任给驳回去了，然后他还吓唬我们说你们不做论文可以啊，那你们就转到外语学院去好了。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看不起外语学院，觉得清华大学外文系怎么能够转到外语学院去？外语学院是培养翻译人才的，现在是外国语大学，那个时候是从俄专转过来的，刚刚开始有其他的文字。所以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心目中觉得自己学完了之后，要做的事情跟这些完全是两回事。

开启外事翻译工作

但是真的到了毕业的时候分配，我就恰好就是分配在外事单位做外事翻译的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必须服从分配，自己不应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专门听大课，1951年毕业的学生是第一年国家统一分配的，然后集中在一起学习，就是北京市所有的大学的毕业班的学生，大家都上一个暑期训练班，然后各种各样的领导给我们做报告。讲中国的现在建设的形势多么需要大学生。然后还有讲过去旧社会毕业即失业，你们多么幸福，现在一毕业立刻就有工作等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能挑拣，不能够强调个人的兴趣，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哪去就得上哪去，当时就已经接受了。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1951年我们清华带队的就是朱镕基，他是51年我们那届的学生会主席。然后各个大学，比如说北大带队的是胡启立，现在的名人知道一些。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接受了这样的，所以把我分配到哪去工作，就得在那个地方安心工作，所以后来几十年就一直做所谓的民间外交工作。
民间外交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跟建交的国家非常少，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还有就是印度，还有北欧一些中立国家，是正式建交的，大部分都没建交。因此就成立一些，以人民团体的面目出现，在国际上可以打出去，就是说可以冲破一些封锁，跟国际进行一些交往。名义是人民外交，实际上也还是都是受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年这方面的工作。
那个时候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因为那个时候在苏联领导之下有一个叫做“世界和平理事会”，然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得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那时候整个国际上我们是服从苏联领导的，现在老说我们怎么独立、怎么外交。那个时候其实在毛主席跟赫鲁晓夫吵翻之前，我们基本上，至少在斯大林时代是苏联说要开会，我们就大家都去，苏联决定一个方针，苏联跟美国要怎么斗，我们都得配合，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国际组织就是在苏联领导之下的一个国际统战组织。
我们国内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我就是在这个组织里工作，所以有机会出国开会，那个时候很少人出国，我比较早的跟代表团去参加和平会议，这个也是一种可以开眼界吧。但是那个时候纪律非常严密。
其实我现在觉得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个机会这样周游列国，到很多国家去，一定可以写出很多东西的，而且可以吸收很多国外的风光啊，了解很多情况。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行，我们那时候主要就是，你跟着代表团去，你就跟定几个领导，跟在他后头，照顾他生活，给他翻译等各方面工作，然后写稿子，然后你把它翻成发言稿，总而言之就是做这些事情。从旅馆到旅馆，从旅馆到会场。
偶然开完会了，有的时候主人安排我们去看一看名胜什么，就玩那么一两天，到那时候我就睡着了，就是很少有机会真正地享受。因为我们开夜车开得非常厉害，几乎是连轴转的，在那几天里。所以我一般都是在飞机上或者在旅途上睡觉，甚至于看戏，到苏联看芭蕾舞，我都睡着了，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那个时候的工作完全是一种螺丝钉，就是说做一个螺丝钉，这样的一种工作。
以后就文革了，就下放了，就劳动。那个时候我比较幸运，躲过了好多运动，比如说反右运动，我在国外，结果就没被打成右派，我觉得我要在国内的话很可能会打成右派，以后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很单纯，那个时候号召大家提意见，我一定会提的，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但是正好我那时候在国外工作，躲过了这个反右，就没变成右派。后来我有几个同事、同学变成右派，非常惨，完全后半生就给耽误掉。
还有就是到文革的时候，我开头的时候受一些冲击，因为出身不好。出身不好，而又在之前被认为是比较受重用，就变成了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典型，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那时候领导已经被揪出来了，这个领导好像是对我还比较重用，因为我业务不错，当然是没有政治标准，光是看业务就修正主义了，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人们常常要提到说，我给毛主席、周总理做过翻译，其实这个我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因为我会两种文字，可以做两种文字的翻译，英文和法文，那么就比较容易用得多一点。
还有我还是在我原来的单位工作，在文革之前，大概我回国以后59年到文革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分配翻译是这样，并不是说他们有单独的翻译。国务院外办有一个办公室，它有一个名单，知道在哪一个单位有那么一两个人，每一个语种有这几个人是经过审查以后，或者是业务各方面就是可以用的，就搁在那。
然后随时有任务的时候，一般是周总理他接见外宾最多，他需要了，然后他们就通知我们单位，说你叫某某人今天晚上不要走，有任务，就这样。他们常是半夜里接见外宾，我们就得在那等着，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但是确实就是那一阵子比较集中。比如说五一、十一有很多重要的外宾上天安门，然后你也得上去预备着，其实也没多少太多的话。还有像周总理主持一个国宴，日文、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几个翻译在他后面跟着，然后他到各桌去敬酒，后头就跟着一堆人，他正巧跟一个说什么话的人说话，那个翻译就得赶快去，是属于干这么一种活，没什么觉得挺了不起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正式的谈判，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
另外那时候见的人大多数是非洲的革命者，有好多组织，我们支持好多非洲的民族独立的组织，有的是英属殖民地，有的是法属殖民地，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都在争取独立的斗争，有好多，中国都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来了之后，大多数中央领导都要见他们，支持他们革命，了解情况等等，就是这些，所以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我后来文革以后就被打入另册了，虽然没有受很大的冲击，觉得这批人应该是另外一批人给用了，我们这些都属于不是根红苗正的，跟修正主义路线有关系的，那时候又变成修正主义路线了。刘少奇打倒以后，我们都属于修正主义路线，然后就去劳动去了。
但是劳动了一段时间以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已经决定尼克松访华，中美要解冻，这段我完全不在北京，我完全不知道。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关心了，就是老老实实在农村种地，我已经做好做农民的打算了，我们全家都下去了，连小孩都下去了，就根本就没有回来的希望。
那我就一心一意想着我怎么样子能够增加我劳动力，他们老吓唬我们，就说不给发工资了，以后我们也凭工分吃饭了，那我也得想办法养活自己，就是我们都不会劳动。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种地劳动并不那么困难，我们的产量都比老乡高，因为我们科学种田，第二年我就发现我种棉花、种大麦我都知道怎么种，只有那个最重的活干不了，其他的咬咬牙都可以过得去。
后来，但是忽然一下把我们调回去了，说准备尼克松访华，周总理有一个指示。迎接尼克松访华以后，大概会有一段外事工作比较多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单位都下去了，那个北京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也没有什么外事工作之类的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指示，就是说把那些已经有10年以上会外文的，有外事工作经验的人都给调上来，不管他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97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斯诺母女，左二为资中筠
那时候有好多人还在受审查，说他历史问题没解决，说他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结果一下子都给调上来了。这样的话就是后来不管他问题解决没有，反正工作开展以后，大概也就不会把我们再赶回去了，就是这样，我开始又调到北京来工作。
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做一些边缘的工作，因为尼克松访华这一段都是外交部很小的一个圈子。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跟文革之前，文革之前我觉得国家的政治生活相对说来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虽然有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不同的人受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但是在政府工作里，特别是在外交外事这一部分还按照正常的程序在工作。
但是到了文革以后，各单位派性就非常厉害，比如说外交部里能够接触到尼克松访华这些非常小的一个核心，其他的人都是不被信任的。
所以现在有的人以为你曾经跟毛主席、周总理做过翻译什么的，好像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似的，这个印象是哪来的呢？是文革以后，以后只有两个翻译能够见到毛主席，连周总理都不大容易见得到了，就变成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能够接近首长身边就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人物，而且他们也拥有非常特殊的权力和地位，跟他的职务是不相称的。
我也参加了整个大的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因为他带了400个随员来，200个工作人员，200个记者。我是参加记者团的陪同工作，他们那个政治谈判的还有另外的一些人，我们这种都是外围的人，不能进入那个核心了，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就留下来，我们原来那个单位撤销了，因为跟苏联吵翻了，以后就不再参加苏联主持的国际会议了。后来我就在对外友协工作，现在这对外友协还在，就是我们的那个单位一部分人就并入了对外友协。
后来我在对外友协的工作主要是搞美国，分配在美大处，后来主持美大处，专门接待美国人，从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民间美国的访问的人就多起来了。所谓接待就是说，一批一批的代表或者个别的人来，然后怎么样子安排他们到外地去参观，然后陪同翻译。后来也主要不是完全自己做翻译了，因为稍微负点责任，然后陪他们就是这一类的工作。

主动到研究处“坐冷板凳”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我觉得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工作，这种送往迎来的工作。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的兴趣还在于读点书、做点研究，而且我觉得老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一事无成。
表面上看起来风风光光的，我对这些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事情我确实兴趣不大。有些人对这个很有兴趣，因为你可以见到很多很重要——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要人。然后到外地去了什么，都是待以上宾之礼。你可以住很好的宾馆，那个时候跟现在还不一样，是很少的。
可是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我就向领导提出来要求调工作，那个时候自己要求调工作稍微有点松动，在没有改革开放之前，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说自己提出来说我想调工作，这没有特殊情况，是很难的。
但是后来那个时候我又正巧生了一场病，就以身体为名，我表示我愿意做研究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对外友协是属于外交部下面的附属单位，外交部的附属单位还有一个是国际问题研究所，那么我就说那我就到那个研究所去工作。
那个时候在外事单位里，到研究所去工作是被认为一种贬黜，因为它不是一线工作。真正被信任的人是能够接触外国人的人。然后你要是犯了错误，觉得不信任你了，然后把你弄到这个研究所去储藏起来，等到落实政策了以后，再把他调出来。所以研究所常常是各次运动里，其实不一定真的，被认为是犯错误的或是不受重用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人。
当然也分几种，一种就是说根本业务也不怎么样，就干脆把他调走了，就不在那个部里待着了。还有一种就是业务比较好的，不舍得把他放走，然后就把他放到研究所去，让你研究研究问题。所以那时候研究问题，研究本身并不是一件好像很重要的事情，可见那时候根本就不太重视这个研究。
然后我自己要求到那个研究所去，他们说我是第一个自己主动要求去的。我为什么要求到那研究所呢？因为我当时不能脱离这个系统，外交部系统。后来才到社科院的。
在这个系统里头，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使馆，那个是第一线的，而且在物质待遇上也有一些好处。但是我最不喜欢那使馆，因为我觉得是非常受拘束的。然后就是在那个本部工作，然后低一等就是在这个附属单位，像友协这样的还是比较好一点，最低的就是到研究所去，等于“坐冷板凳”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因为他们有特权进书，过去在文革以前以后，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图书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但是它是属于外交部的图书馆，所以它可以进很多很好的资料，包括解密档案都有，美国的解密档案。还有大把的时间我就可以在那看书。
所以我就去了那儿，去了那儿以后写了我第一本书。那时候他们在里头的人都不写书，都是写报告、政策研究的报告什么的，所以我看他们有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料，基本上没人借。我就在那个图书馆里头待了很长时间，先是半年写出了第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受到注意的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然后后来接着就开始写书。
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李慎之先生，他在社科院正好筹建美国研究所，然后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就叫我到美国研究所去，开始在美国研究所，起先他让我当副所长，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就在那当了几年所长。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2003年4月22日），男，哲学家、社会学家，江苏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
 
*本集内容选自2017年超星名师讲坛《追求独立的学术人生》，根据音频的特点进行编辑，有少量删减及配乐等处理。
内容编辑：加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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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什么是数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