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五十而治学：投身于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我最开始的时候是从研究中美关系开始的，这也不是我挑选的，因为我原来的工作一直就是对外关系，都是跟中国有关系，中国跟其他外国的关系，所以研究美国当时最实用的、最直接需要的也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所以是这样开始来的，后来的发展是我慢慢自己摸索和挑选的路径。

然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有很多档案材料，图书馆非常丰富，所以我就不满足于研究当前非常实用的中美关系的政策，我想要研究一些历史发展，从发展的情况，从过去看现在，它这个源头是怎么来的。

那么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里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所以我第一个自己选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就是美国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到它介入了中国的内战，这个发展的过程是怎么来的？台湾问题为什么成为中美关系里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首先是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研究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看档案，结果写出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来，那个时候这个文章发表的时候恰巧是中美两国在谈判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所以这篇文章正好讲的是台湾问题，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人民日报全版整个予以转载了，当时是被认为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但是这个完全是无心插柳，并不是谁布置我要写这么一篇文章，是我从档案里头看的，越看越有兴趣，就形成了这样一篇文章。

我要说明这个是要说明我一向的研究的思路，或者我主张研究工作应该先从资料开始，就是说你读了半天以后发现掌握了这些材料，才慢慢发现形成了一个看法，觉得你想要写什么东西；而不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先确定一个问题，然后你再去查资料再来写。

当然这种实用性的这个研究也是必要的，就很多为政府政策服务的都是这样来的，但是真正做学问之道是应该倒过来的，是你自己看书的心得完了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要写出来，这个会有深度，否则那样的话就带有高度实用性的，不容易有深度，这是我第一个体会。

后来到1985年的时候，我就到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了，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当时正在组建美国研究所的李慎之先生，偶然谈起来，就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投机，想办法把我调到了社科院当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

开始就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怎么样子来研究美国，这个就不同于外交部、外贸部底下所属的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式了，这都是一个新的。就是说中国还从来没有过，把研究外国、研究国际问题当做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

那个时候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叫做“国际片”，有很多国别研究所，比如说日本研究所或者地区的拉美研究所，还有那时候苏联、东欧研究所等等，怎么样子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当然各种人还是有各种看法，而且特别是像美国这样跟中国关系高度重要的国家，人们一开始总是想着是一个实用性质的研究。

所以我自己的主张就是说，既然你要是把美国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要研究的话，你首先就是要深入的，从历史到现状，从各个方面做一个综合的研究。

所以在1987年，我们开始创办一个杂志，就是叫《美国研究》杂志，那个时候每一个研究所都要有一本主要的杂志来体现研究成果。当然发表在这上头文章的作者不一定都是社科院的人，不一定是本所的人。但是当时的想法是作为全国一个，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一个研究美国的阵地。

所以我们在创办了这个杂志的时候，我在第一篇就是创刊号上，我们没有用发刊词，但是我写了一篇等于是发刊词那样的文章，讲我对美国研究的看法，就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前半段都是讲的历史状况，从19世纪中国第一个睁眼看到美国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以至于每一个历史阶段有过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最后几点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认为的。

就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为外交服务，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就是知己知彼，每一个人都会了解的。你经常要跟他打交道，每一次有斗争、有合作，你都要了解对方是什么意图。你要了解情况，那个时候中国常常弄错，因为不了解情况，按照原来的一些僵化的教条的看法，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对国际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当时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你要是分析整个的国际形势，就绝对离不开对这两个大国的它的情况，它的实力，它自己各自的战略和它当前的政策，以及它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些如果要是了解的不透的话，整个国际关系估计会出错。

比如说我们过去一向认为它们两家都是想要发动战争的，那么这个基点就错了，实际上它们两家都不想发动大战。这个是在后来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他对外的方针开始提出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基本上大概不会发生。所以拿这个作为基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不要一天到晚老备战了。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认为他们都是要发动战争的，我们就整天要备战过去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一天到晚备战，那么就整个基点就错了。

所以研究美国的意图，研究它的实力，从历史到现状，它的文化背景，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当然我说的是美国，那个时候对苏联也得有这样的判断，然后你才能够对整个国际局势做出一个判断。

第三个层次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那个时候中国是全力以赴的要弥补失去的时间，进行现代化的建设。80年代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打倒了四人帮，大家心气都很高，一睁眼一看又落后了一大截。在中国自己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的时候，人家已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从工业时代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后来就叫做信息时期，我们整个就落下了，所以当时大家都有一种赶超的一种冲动。

那么什么叫做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拿什么做参照？在第一波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就是林则徐他们那一代人的，他主要看的是欧洲，当然那时候已经也有人到美国去了，那是欧洲和日本。那么现在到了80年代中期再开放，忽然看见这个世界如此之大，情况那么不一样，那么最现代化的国家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参照系，非常重要。我说参照系不是说全面的榜样，就是说你全部都得照搬，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一切都拿来，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参照系，什么叫做现代化？非常重要。当时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本，坐了它的高速火车，就忽然体会到原来现代化是这样的，后来他访问了美国，就更加体会到这一点了。就是说你不看到这个情况的话，闭起眼睛来关门建设是不可能的。

所以研究美国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参照系非常重要。这个参照系不仅仅是说它的经济建设，当然它的经济建设是一个方面，它高科技等等，还包括教育制度，包括法律制度。

比如说那个时候所谓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就是专利权，这个专利权对美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科技的发展。像这个我们从前就不知道的，我们认为知识是不应该私有的，谁要是把知识作为私有的，一直是挨批判的。那么后来专利权的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我们国家。还有版权，我们一直到90年代才加入国际版权，那个时候整天盗别人的版，就毫无顾忌地进出盗版书。后来进入了国际版权组织，参加了，然后才有这样的概念，类似这种东西都是一些很初级的了。

所以说作为现代化的参照系也是全面的。那么除了这几个之外，我还提出一个，就是说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美国的话，怎么样子研究呢？就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研究，美国自己本身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是它又有它自己的独立出来的，源于欧洲但是跟欧洲又不相同的，自己已经发展壮大了的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系。

你要作为西方文明的亚文明体系也可以，但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虽然它好像历史不长，但是它有很悠久的根底。

所以我觉得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重点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研究。因为别的部门，比如说企业部门，或者是我说的外贸部、外交部，各种各样的操作部门，它没那么多时间来研究这些虚的东西和比较遥远的历史。那么你既然是有这么一堆人吃饱了饭，不干别的，就看书研究的话，就应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

所以当时我写了这篇文章，而且我认为研究一个大国，那你就不光是美国了，你要研究印度也该那么研究。当然它的影响不一样，它的对外政策什么的，全球影响它是不一样，但是就是应该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研究。可是这一点到现在没有实现，当时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点可能性。

因此，我们在美国研究所的建制，在设立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又分工，三权有人研究国会，有人研究法院，有人研究政府，就是执行的行政部门的政府，我还让一个人研究地方政府。美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联邦制的，如果这些都能好好地几年都研究下去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成果，其中包括美国的宪法。

那么外交史当然是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它的外交历史，还有它的外交思想，比如说它为什么一天到晚老想干涉别人内政？它的这个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东西？类似这样的跟文化研究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是文化社会史，包括它的宗教信仰，它的宗教信仰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课题，就是它的社会流动性。比如说几年来，往上流动，他原来是属于贫困的人然后慢慢发家的，还有原来是富的人慢慢破产了，就变成穷人了。这种上下流动的趋势非常重要，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为止，向上流动远远超过向下流动，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是发展的，可以说穷人变富人的机会多于富人沦落为穷人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一个研究的方式。

还有比如说少年犯罪的问题，养老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养老保险、社会保障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当然就是经济研究，经济研究室专门研究它的经济了，那就不用多说了，美国的经济有各个方面。

那几年我们想的挺好，而且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按照这样的学科专业的配置派人，我们那个时候跟美国比如像福特基金会，他们愿意资助出去做一年访问学者，带一个题目去，然后回来之后再来继续做。

本来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那个时候赶上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出国潮”，人一去不回来了。派出去的人研究的很多人都不回来了，年轻人到那一看，机会那么多。那个时候跟国内的对比非常鲜明，不论是物质生活也好，研究条件也好，各个方面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诱惑力太大了，而且当时留下来的机会和可能性比较容易。

那个时候美国也是有中国热，特别欢迎，学校里头给予很多优惠的条件，所以我们派出去的人很多就没回来，没回来就损失很大，他原来带课题去研究的，结果他不回来了。他为了在那立足，他需要适合于美国学校或者在美国生存，他就不一定准去研究美国的这个方面了，好多人都改教中国历史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当时作为美国研究所建立，我设想的美国应该这样研究，没有能够实现。

但是也实现了一半。并且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互相交流开会这方面也很多，所以应该说那几年里头在打开眼界，吸收新的信息和改正一些原来错误的认识和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当时社会科学院应该说在80年代的时候确实是思想解放的前沿，不仅是说美国研究所只是一个很小的所，像其他的一些哲学所、政治所什么，很多其他的所都是对外开放，并且有很多很有基础的一些研究所，当时因为思想的解放，出了很多人才，很多新思想。

那几年里，尽管还有一些挫折，比如说一忽而反精神污染了，一忽而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了，但这个都很短，影响比较小。所以我在研究美国方面，在组织研究美国的课题方面也做了一些事。

在这个过程里头，除了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就是刚才讲的从台湾问题发展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五年里，一直到朝鲜战争之前。在这个之后我的关注就在美国的全面的外交，而不光是对华政策。

所以接受了一个课题，我主持的好几个人一起写的，集体做的就是《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当时写到里根，后来捎带着有着老布什，这样的一本书，现在已经买不着了，但是学校还是经常要用的。

89年以后整个情况就完全逆转了，就搞不下去了。我们原来的想法，对美国应该怎么研究，应该怎么看，应该怎么样实事求是或者甚至于作为现代化的参照系，整个就变成要求批判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所以这个就搞不下去了，这是这个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我在里面的一个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