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冠菩萨

 

1999年主持首次“汉唐之间”会议以后，我和文物出版社的张小舟和李力两位编辑开始汇集和校阅名为《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的论文集。正好赶上三年一次的“研究假”，我因此得以移居北京一年，从事此项工作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访问教授。

两位编辑的办公室在著名的“红楼”三层，窗口俯临沙滩北街，不知何时已改名为五四大街。说起这座不甚起眼的楼房，它可是个了不起的革命圣地。在其成为五四运动的诞生地之前，李大钊已在这里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毛泽东从1919年至1920年在楼内的北大图书馆工作，鲁迅也自1920年起在这里授课六年之久。这座陈旧的楼房于1961年成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建筑短缺的情况下仍然执行着实用功能，作为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古建筑研究所的办公处所。文物出版社于1963年也搬了进来，使用二楼和三楼上的若干房间。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这座楼房濒临倒塌。紧急维修后，该上班的仍在里面上班。

因此当我从1999年至2000年一天两头地去找张小舟和李力的时候，每次都要踏过这座著名楼房里嘎嘎作响的暗红油漆地板，爬上稍稍令人眩晕的倾斜楼梯。想到毛泽东可能从这里走过，一丝心悸中又有些穿越之感。《文物》月刊办公室遵守社会主义简约风格：每名编辑配有一张木制办公桌，桐油漆成半透明棕黄色，靠墙放一二书架。李力短小精干，喜欢说笑。张小舟和善之间带出大家闺秀的矜持。二人都曾是考古系高才生，编《文物》月刊的同时经常撰写学术文章。同室中还有一张经常空着的书桌，归杨泓先生专用。杨先生是《文物》杂志编辑委员，以博闻强记在美术考古界中知名。每次我到那里，除了谈论文集就是和李力、张小舟闲聊，内容从考古新发现到学界趣闻，不一而足，杨先生在场时也会参加进来。

大约是1999年底或2000年初，我又一次去红楼看望各位，杨泓先生正好也在。到了之后感到气氛有些异样。李力然后低声问杨泓：“不然也和巫先生说说这件事？”待杨点头首肯之后，她就告诉我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奇事：杨先生收到了一本发自广州的书，寄件人的署名却是他的老师北京大学宿白教授。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宿先生就住在北京，不久以前还曾见面。

杨先生此时插话：“而且信封上的字，一看就知道不是宿先生的笔迹。宿先生的住址‘朗润园’也写成了‘朗涧园’，明显是托名。”“更有意思的是，”李力接着娓娓而谈，“信封里边没有信，只有一本书，是日本新开的一家叫美秀（Miho）的私人博物馆的藏品图录。书中间夹着一张白纸，上面用繁体字写了‘国宝’两个大字，夹在一起的还有两张复印件，一张是《文物》杂志1983年第七期的封面，另一张是那期杂志中的一页图版。”

“这页图版上印的是山东博兴县发现的一批北朝造像，有佛也有菩萨。”杨先生说。

“我一琢磨就明白了：这个寄信人所说的‘国宝’指的是图版里刊登的一件文物，就是这个菩萨像。”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复印件指给我看，虽然黑白印刷不甚清晰，但看得出是尊头戴圆光的菩萨立像。他又翻开收到的美秀美术馆图录：“看这儿，这尊像现在成了这家日本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了！印的还这么漂亮！这肯定是同一尊像，头冠上有这种蝉形的菩萨像非常少，它出土之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印象极深，一直忘不了。”

李力接着讲：“其实，1983年《文物》杂志里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做的责编。你看这两张图片，不但蝉形头饰一样，而且身躯中部的断裂痕迹也完全一致。”张小舟也加入进来：“所以我们想，这个寄信人一定是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想给杨先生通个信，但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就采用了这个方法。”我也跟着猜测：“他设计的这个方法确实巧妙：如果杨先生万一收不到的话，这封信就会被退到寄件人那里，宿先生一看就会懂得是怎么回事儿。”

那现在怎么办呢？据杨、张、李三位说，他们已经询问了山东方面，了解到这尊菩萨像确实在几年前被盗。我说由于发掘报告和原始图版都存在，像的来源可说是证据确凿，根据国际法应该可以追回。他们听了很高兴，说马上将向文物局反映。几天之后再见面时，张小舟说他们被告知日本尚未签署《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公约》，因此即使这尊像能被证明是被盗出国的，美秀美术馆仍可坚持说是通过合法手续购买了这件文物，从而拒绝归还。

听到这个情况，我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想法：如果一时半时难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是否能够通过媒体报道和国际舆论造成压力，促使该馆把这件重要文物交回中国？我和杨、张、李三位说了这个想法，大家都觉得应该试试。此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位也许能够协助此事的人，就是当时《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驻京首席记者Erik Eckholm，中文名字是康锐。

我和康锐相识纯属偶然。妻子九迪和我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都在1999年获得研究资助回中国做一年研究。当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女儿笠答——在那年夏季移居北京的时候，所乘美联航班机上离我们座位不远处是一对中年美国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大孩子是个女孩，和笠答年龄相仿，自然成为两位母亲互相搭话的契机。两个家庭随即卷入，由此我们认识了康锐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罗森赛（Elisabeth Rosenthal），熟人叫她丽比（Libby）。两人都是《纽约时报》的雇员，首次来中国并将在此长期工作。康锐是该报资深记者；丽比是剑桥文学硕士和哈佛医学博士，将注重于医疗、科学等方面的报道。

这次工作调动是他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的“中国通”夫人顿时成了从天而降的生活和社交向导。笠答和他们的女儿凯拉同一年生，那年都是六岁。笠答在太平洋上空开始烦热哭闹，身上痒得不行。丽比以医学博士的眼光一瞥就已诊断出是出水痘。九迪和我大为惊慌，但丽比说这不是大病无须紧张，而且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出过水痘因此不会再染上，飞机上也没有别的小孩。她从自己为来中国准备的随身小药库里找到合适的药，笠答吃后沉沉睡去。飞机降落北京时两家已是熟人，说好请他们几天后到我们的住处来玩。

那时我们回北京都住在我家后海旁的老房，坐落在一个汽车难以驶入的小胡同里，离湖边几十步路。房子历年失修，已经面目皆非，但仍保存着三合院的大体格局：高台阶上的北屋与两翼东、西房相连，构成U字形围绕一个小小庭院。南边的二道门早已在大炼钢铁时被拆去搭建小高炉，20世纪50年代种的杏树和丁香却仍然枝叶茂密地提供了夏日的些许阴幂。

康锐和丽比一家来到后大为欣赏，甚至对参差不齐的院中砖地也称赞不止。也许这正是他们来中国期待看到的地方：简陋失修但仍浸透着异国的古老文化。母亲出来和他们一起喝茶，她的纯正英文进一步消除了主宾之间的距离。世界似乎突然缩小：中国和美国、三代人半个世纪，此时汇聚在这座小小的院子里。

九迪和我随即带他们出去走走。沿着后海南岸，跨过银锭桥，就进入了烟袋斜街。这条如今大名鼎鼎的商业街在1999年还很破烂：弯曲的土路坑洼不平，两旁的临建掩盖了原来的铺面，使拥挤的街道更为狭窄。骑车人叮叮叮不停按铃，左拐右拐地绕过行人。路旁公厕散发着永不消散的臭气。康锐和丽比不断招呼孩子躲开自行车和地上的污水，但也兴奋地发现了他们来中国后的第一个报道题材。

不久之后《纽约时报》旅游版上出现了康锐的长文，详细描述了烟袋斜街这颗“埋没在尘土中的明珠”。他肯定又独自回到这里做了详细调查：文中形容了已经变成大杂院的一座古代寺庙以及一个卖蝈蝈儿的老人和他的种种什物，还有离此不远的鼓楼和钟楼，那里八国联军刺破的大鼓仍在现场。

康锐兴致盎然地描写这些景象，将其作为值得介绍的老北京的遗迹。九迪和我觉得介绍中国总是好事，但未曾料到这篇报道招来了大批国外旅游者。此后走过烟袋斜街，不时会看到一位美国老太太手持那份《纽约时报》如同旅游指南，询问卖蝈蝈儿的老人在哪儿。以后发生的事情更是急转直下，目不忍睹。烟袋斜街被彻底翻新为国际旅游景点。公厕被现代化虽是好事，但伪装的古建散发出更为恶俗的油漆臭味。千篇一律的礼品店兜售着毫无个性的伪装土产。虽然我们知道即使我们没有把康锐领到这里这些事情也会发生，但仍然会不由得内疚。

长话短说，当我告诉康锐有关杨泓先生收到的那封神秘信件以及被盗的博兴菩萨的事，他马上大感兴趣，同意进行调查。我给他一份《文物》上的原始报告和图版，大略讲述了它们的内容。他希望直接和杨泓联系，也希望与考古学界的其他权威谈话。我给了他杨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时建议他可以访谈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他对追回流失的中国文物非常注意。以后当我们见面的时候——通常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聚会——他不断告诉我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似乎逐渐发展成了几条战线。

一条战线由他在中国展开，去博兴县访问了当地的文物人员和领导，查询雕像遗失的具体情况，同时在京城与考古学者以及文物局官员谈话。另一条战线在日本，由他的同事，《纽约时报》驻东京的记者卡尔文·西姆斯（Calvin Sims）对美秀美术馆的馆长和策展人进行多次访谈，了解雕像来源和馆方对此事件的反应。

康锐告诉我：他对这个案例的兴趣在于它暴露出当今世界上愈演愈烈的文物盗窃和走私问题，博兴观音像的来源确凿，为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证据。根据美秀美术馆提供的线索，他找到经手出售这尊雕像的著名伦敦古董商埃斯肯纳茨（J. E. Eskenazi），提出一系列书面问题并取得答复。他还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文化遗产的林德尔·普洛特（Lyndel Prott）以及国际博物馆参议会的秘书长马努斯·布林克曼（Manus Brinkman），请他们发表对偷盗和走私文物的看法。国际博物馆参议会位于巴黎，有一万五千个机构成员，但美秀美术馆不在其中。

康锐及其同事的调查表明博兴出土的蝉冠菩萨像于1994年7月4日夜间从县文管所被盗。事发后当地文物部门向上级做了报告，但案子未被破获。这件重要文物不久就出现在国外，随即进入了位于伦敦的埃斯肯纳茨有限公司。埃斯肯纳茨本人说他是从“伦敦一家历史悠久并声誉卓著的画廊”购买的，但拒绝透露这家画廊的名称或提供雕像在此以前的流传途径。

美秀美术馆于1995年10月从埃斯肯纳茨公司购买了这尊雕像并运回日本。该馆负责人在回答问题时不断自相矛盾，一会儿说目前尚未最后证明该馆收藏的菩萨像就是博兴出土的那尊，一会儿又说不管是不是同一尊，这尊雕像已是美术馆的财产，不能无偿归还。该馆馆长和埃斯肯纳茨都以同样理由把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说中国文物局从未向国际组织发出这尊雕像被盗的消息，因此他们在出售和购买这件文物时无从征询。埃斯肯纳茨并说大量出口中国古物没有提供清晰来源因此也无从调查，并说这尊博兴雕像在出售时登载在一本广为发行的出售图录上，看到图片的中国专家和官员从未提出异议。

从国际法方面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还偷盗文物公约，包括中国、美国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内的签约国都同意一旦偷盗被证实，所牵涉的文物必须归还原主。但是主管该公约具体执行的普洛特说，由于日本没有在该公约上签字，美秀美术馆不受此公约限制。而且即使日本马上参加这个公约，公约规定也不会被应用于签约以前进入日本的文物。

根据这些信息，康锐对我说：虽然他完全相信美秀美术馆的菩萨像就是博兴县丢失的那尊，而且《文物》杂志发表的原始报告和图片提供了有关其来源的铁证，但这不意味中国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迫使日本方面将其归还。更为有效的办法可能还是通过国际舆论对美秀美术馆施加道德上的压力，并说他希望他的文章将会起到这个作用。

说到这里他悄悄告诉我当时连国家文物局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据他说是如此）：就在2000年2月间，当康锐和他的同事开始调查此事不久，美秀美术馆派了两名雇员和一名瑞士顾问越过中国国家和省级文物局，前往博兴县与当地官员商议这尊雕像的事情。会谈的一个结果是美秀美术馆将出资邀请博兴县的行政和文物领导访问该馆，行程定在5月。“看来他们已经感到压力了。”说时康锐眨了一下眼睛。

康锐和卡尔文·西姆斯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4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标题是《被窃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考古学学者眼中的盗窃瘟疫》。以下的事情我主要就是旁观者了。李力在她刊登在2001年1月14日《中国文物报》头版上的回顾文章中写道：

这段话结尾处所说的“信息”，是国家文物局与美秀美术馆的后台神慈秀明会（Shinji Shūmeikai）接触的数月后，该会委托崛内纪良（Horiuchi Kiyoshi）——也就是代表美秀从埃斯肯纳茨公司购买这尊雕像的日本古董商——来京向国家文物局转达了神慈秀明会会长小山弘子（Koyama Hiroko）女士的意愿，同意将雕像的主权归还给中国，美秀美术馆以“借展”名义保存该像至2007年，在该馆建立十周年活动结束后将其归还，之后每年去日本展览一次。双方于2001年2月15日达成协议，4月16日正式签署。雕像于2008年1月9日回归家乡，在山东博物馆举行了揭幕典礼。

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是获得了完满的结果。随后获得的一些信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这尊雕像的最早发现情况。李力文章的一个读者是博兴县文物工作人员李少南，也是最先发现这尊菩萨像的考古工作者。

得知雕像找到了并将回归，他激动地给《中国文物报》写了一篇感想，开头的句子是：“读了2001年1月14日《中国文物报》所载李力先生《失踪国宝要回家》一文后，我心潮澎湃，思絮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读着报上的字字句句，我的心在颤抖；看了报上所登的那熟悉而亲切的菩萨像照片，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期盼已久，亲手抢救、征集的国宝——那被盗走的青石菩萨造像是该回家了。”

据他回忆，博兴县这批佛像发现于1976年。那时正是“文革”末期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刻，无人关心这些残破的雕像，出土后全部散失。只是到了三年之后的1979年，地方文物单位重新建立，他才开始对其进行抢救，用了三年多时间将散失在乡间的造像一件件找回。为抢救每一个残块他不知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说服所有者之后用自行车和排子车把它们从几十里远的乡村一块一块地运回县城。

这尊蝉冠菩萨像原来碎成三块，混在他从张官村周围的赵楼、崇德、冯吴等村中征集到的几百块造像残件之中。经过仔细对比他识别出这三件残块属于同一雕像，随即把它们成功地拼接为一体。根据他的记录，三块中最精美的一块——包括菩萨的上半身和头后的圆光——是他于1980年5月5日在赵楼村村民赵神家中觅得的。时隔二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村民说：如果不是文物单位来寻找，那天他正打算把菩萨的脑袋和半截身子砸掉，把头光修整成一个圆桌桌面。

为什么博兴县这个地方会出土这么精美的佛教造像，而且都是在打碎以后埋葬？同一地点1923年出土的一方“仁寿三年龙华碑”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根据载于《博兴县志》中的这篇碑文，以及此地从1976年到1984年间发现的多尊石、铜造像，北朝钱币和大批青瓷器，博兴县考古工作者认为这里在北魏晚期建有一座名叫龙华寺的佛刹，香火繁盛，佛像华美。但该寺连同其雕像在周武帝灭佛时一同毁灭，至隋代时已是“龙华古道场之墟”（见《考古》1986年第九期，第821页）。李少南拯救的蝉冠菩萨像因此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遭难。

我在2017年夏天第一次看到这尊菩萨的真容。那是在京都和奈良两地看了几天寺庙和美术馆之后，我和九迪，还有我们的朋友摄影家荣荣和映里，终于来到心仪已久的美秀美术馆。此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中日协议，在回归故土的二十年之后，那尊博兴菩萨像将来到美秀美术馆和日本观众再次见面。

我们走过美术馆的大堂和一个个展厅，里面陈列的都是稀世艺术珍宝。从古埃及鹰首神像到亚述的镶嵌金器，每件都是同类物品中的佼佼者，即使放在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里也会脱颖而出。同样的评断也可以用于中国馆展品，不论是金碧辉煌的战国金银错铜鼎和铜缶，还是北齐大理石棺床上的粟特画像。

但我还是被蝉冠菩萨震惊了：他独自站在展厅门外的高台上，上方射下的一束顶光勾画出宝冠的轮廓，面部和躯干则退入银灰色的阴影中，吸引我调整自己的目光，去发掘他复杂精致的细节、微妙的起伏表面、时隐时现的线条，以及脸庞、身体与衣饰的衔接和对照。

他身穿轻薄天衣，流畅的褶纹在肩部和腰下盘旋或散开，同时地掩蔽和暴露纤细的体型，赋予静态的躯体以流水般的韵律。相形之下，身前两条繁复雕琢的璎珞则显示出物质性的实在，从身体表面上凸起，沉甸甸地由双肩下降，聚于腹前的凸起圆盘，然后分为两路，继续蜿蜒下垂，转至身躯之后。

类似的饰物也出现在项下和胸前，其复杂的造型构成立体和层次，对照出雕像颈部的裸露，仅以一条细线过渡到轻纱覆盖的上体。圆颈支撑着稍向前倾的头部，倾斜的角度透露出头后圆光的重量。甚有意味的是，作为神性标志的非实体光环却在这里构成一个奇妙艺术形象的载体：圆光上的一朵巨大莲花朝前后两个方向盛开。前方的花朵围绕着菩萨的头部向四周均匀地散射，花瓣柔和地起伏延伸，好像喃喃重复着一句神秘咒语。花瓣轮廓的弧线聚成扬起的末端，停顿在空气中似有似无的一点。

转到雕像背后我禁不住惊呼出声：一个硕大的莲花在六层同心圆的环绕中庄严地浮现。似乎前面的菩萨已化入这个清净世界中的纯洁花朵，艺术家以这个形象宣告了作品的主题：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以大悲之心普救众生的观音。雕刻此像之时他是否感到观音正在冥冥中观看着他的双手？否则如何能够解释此像不同寻常的完美？无一细节不透露艺术家的虔诚和尽心尽力。似乎他的观众是神祇本人——他能够看到凡人目光不及的背面和边角。

再转回雕像前方，圆光中心显示出菩萨的面容。雕塑的语汇在这里被精微地调整：相对于平面的背光和线性的衣饰，方圆结合的菩萨面相由起伏转折的三维形体构成。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慈祥而庄严的脸：略微弯曲的嘴唇显出亲切笑意，但眉目之间又透露出一股凛然之气。他超越世俗的性别，但同时又在回应着凡人的诉求和欲望。

在所有的北朝菩萨造像中，这尊观音以其特殊的宝冠知名于世。冠顶以莲弧形向中部升高，边沿镶饰着华丽的珠宝，两侧垂下柔和的飘带。所有观看者的目光最后都会聚集到宝冠中央的蝉形，栩栩如生，如同一只活物正在向上攀登。

蝉从汉代甚至更早就成了中国文化中超越死亡的符号，来源应该是这一非凡生命所传达的升仙意境：从黑暗泥土中钻出，挣扎着摒弃束缚自身的躯壳，爬上高树，最后飞入广阔的天空。按照标准的图像志，观音头冠正中一般饰有一尊阿弥陀像，这是因为这位菩萨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往生亡灵接引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此处观音像头冠上的蝉形所传达的是同一愿望——超越此生、永获自由——但是使用了一个更古老也更富诗意的视觉象征。

走出美秀美术馆回到现实世界，乘车通过堵塞的高速路，于两个小时后回到京都。晚上在一家和餐馆吃饭，看着饭店里熙熙攘攘的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我再一次想起那个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是谁给杨泓寄了那本美秀美术馆的藏品图录，在那页白纸上写下“国宝”两字？

他一定是位对中国佛教美术有着深度知识的人，甚至可能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学者，否则不可能记得十几年前《文物》杂志里发表的一张小小黑白图片，并在第一时间里把它和美秀新入藏的一尊石雕联系起来。他也一定对中国考古界有相当了解，不然不会把这本图录寄给杨泓，并假托宿白先生为发件人。他一定对中国很有感情，但又小心谨慎，唯恐此举会带来猜疑和报复。也可能在他的生活中有过这种经验，因此采取了匿名行动。

在这些反复的猜测和推理中，我的脑子里慢慢浮现出一位老朋友的面容，甚至好像看到写“国宝”那两个繁体汉字的手。但是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最后一次是在哈佛大学，那年他去那里访问并给我的研究生做了一场细心准备的佛教美术讲演。他是佛教美术专家，20世纪50年代作为爱国人士从日本移居中国，但在“文革”初期被诬陷而于1973年返回故国。他在中国时我和他非常熟，常在一起谈论美术和摄影。我到美国上学和教书之后，我们还不断书信往来，但在他访问哈佛以后则逐渐稀少以至中断。我知道他已退休住在东京，但不愿直接写信询问，打破他的宁静，也可能已经没有必要找到谜底：他所寄出的匿名信终于引导出在我看来十分完美的一次国际合作，使这尊菩萨像回到它属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