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自我的启蒙：不再做个螺丝钉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我们刚才聊到关于时间感从看起来非常年轻这个感觉来回顾这件事情。

还有第二个我特别想和您请教的，就是关于您自己的一个自我启蒙，和自我完成这件事情。在您身上这个体现的更为明显，包括您刚才已经讲到了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方面。

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尤其00后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思想改造。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说，她（苏联翻译）说恭喜我吧，我结婚了。或者是说我不要加班，你给我涨工资，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天天就这么喊的，我们不要996，不要加班之类的。

但是您一路走过来，有这么一个时代的过程，一开始可能真的是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而且还兢兢业业的，战战兢兢的，因为这个大时代的背景，和父母亲都主动隔绝开，联系也很少。包括自己在烧钢琴演奏会的纪念册，其实对下一代也会有一些影响。

我想从这个角度梳理一下，您从一个革命的螺丝钉，其实是一方面是主动改造灵魂，另一方面是被动的改造思想，到了自我启蒙，自己有意识这个阶段的这个过程。

我得先告诉你，我怎么会变成螺丝钉的。

是。

因为从小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是这样的，想的是自己有什么兴趣，我就学什么。我那时候也没说成为一个什么人物，但要成为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我对哪一方面有兴趣我就去做，想的也不是太多。

我1947年上大学上了一年燕京，1948年进入清华。那个时候大学的气氛已经很革命了，很多同学都已经参加地下活动了，或者是比较“左倾”了。可是我还是属于不进步的，我还是愿意躲进图书馆干我的事情，我不想过问政治，我觉得外面很黑暗，就想看自己感兴趣的书等等。

后来到了1949年以后，整个校园里就变了。我们就都要政治学习了，就天天听大报告，首先不是要求我们思想改造，是老师思想改造。老师们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课了，特别是文科的老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自然科学大概是不需要改造。

我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些东西，这一套东西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得从头重学，也没老师能教这些。我们那时候上大课就上政治经济学，那时候王亚南给上大课我记得。

开始学什么社会发展史，就是猴子变人等等。那时候我还没入团，团支部为中心的几个人团结我们这些不进步的学生，要一块学习，一块灌输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我开始也不特别抗拒，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可以逍遥于这些之外。

后来我怎么会自觉的去接受这些东西呢，最早的一个节点是我们大概1949年到1950年的冬天的假期组织了一次下乡。到附近的农村搞二次土改。它不是那种大规模的斗地主之类的，那个地方已经经过土改了，地也已经分完了。但是还有一些残余的东西，残余的事情要解决。反正有党员同学带队，文科的学生都比较不太进步，由工科的学生来做领导，跟我们一起下乡，其实下乡干什么事我印象都不太深，没有大规模的斗争这些。

但是我体会到农民真苦。那个时候是冬天，一眼望过去全是很萧条的，我们同吃同住，住在农民家的炕上，他们吃的东西，是我们都觉得很难下咽的粗粮。他们就说这个人原来是富农，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看这富农简直穷的不得了，穿一个破棉袄，用草绳系起来这样，在那劳动。

我忽然有一个感觉好像有点良心发现的样子，我的生活比他们认为的富农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但是这个富农已经被认为是敌对阶级了。我因为是上学了，变成学生了。所以我们来做他们的工作，我有什么资格来做他们的工作呢？我比他生活要好得多。因为那时候穷人属于领导阶级。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有点过意不去的那种感觉，挺抱歉的。真的有一点这种很惭愧的感觉，后来我们学习那时候唱了一个歌，叫《谁养活谁》。那个是土改时候的歌，叫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

我们听到的报告说，要400个农民劳动一年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所以我们自己当时确实是很受感动、很受感触，觉得自己再那么逍遥下去，有点说不过去。而且还有一样，我原来认为人是可以不问政治的，就是说我没参加过任何三青团这些，我在解放以前就没有过问过政治，我现在也可以继续不问政治，我好好念书不就完了。

但是在经过这么一些感触之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必须吃饭才能活着，那么这个吃饭是从哪来的。因为我之前还没有想到过谋生的问题，我从小到大上学，好像天经地义的。这个谋生的问题我从来没想到过。说实在的，我开始接受新的这一套思想，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觉悟到人是要吃饭开始的，因为我对于吃饭问题从来没想过，后来我就发现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跟社会都没关系，我只是钻在图书馆里面，那么谁供我吃饭？劳动人民啊，他们生产我不生产，我就会觉得很惭愧。自然而然就从感情上转变过来，就接受了。我就可以接受我躲进小楼成一统不行了。有些同学还给我写信，动员我，你得拥抱这个大时代，你得投入这个大时代，你不能自外于整个这个时代，我一想也是，这是一个节点。

还有一个节点是抗美援朝，忽然就打起仗来了。过去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蒋南翔说过“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后来我们就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安安心心的读书了，有书桌了。

结果又抗美援朝了，按照那个时候的宣传，抗美援朝，首先是美国支持南朝鲜打的，绝对跟现在知道的不一样，还有就是美国是沿着日本过去的老路，想要侵略中国。就是先朝鲜后东北，从朝鲜到东北。现在他们又不让我们安心读书了，又来了。

当局还给我们看一个电影，那个电影是说，南朝鲜怎么样用酷刑虐待北朝鲜的人，大家看了都非常愤慨，马上就有一个站队的问题。你站在那一边，而且已经决定志愿军要出兵了，动员大家参军。现在又到了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我就彻底转变了，我自以为是非常爱国的。我必须跟大家一起又宣誓，又这个那个。那时候整个校园里的气氛就是放不下一张书桌了，我们也不能继续钻在图书馆里了，那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我就整个接受所有的这些，他们就培养我入团，改造思想这一套。我觉得这个节骨点非常重要，你完全相信美国又要来侵略了。

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已经分成两大阵营了，你站在历史的哪一边，历史的潮流是在左边的。马克思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那么在乎站历史的哪一边，跟精英教育有关系。因为从小都是说你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普通的老百姓不太会在乎说你身后名是什么，或者是你站在历史的那一边，他重视的是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当下能否吃饱。

我从小受的教育不是说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家生活大概还是比较富裕的。

父母把您保护得很好。

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家里比较困难，有的时候家里比较好。但是对我说来都不成问题，父母把我管得很好，我用不着考虑这些问题。

考虑的是什么？在学校、家庭，整个气氛的教育，都是考虑你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的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我受的传统文化里面有这个东西，另外在加上孟子的三句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曲、贫贱不能移”，孔子《论语》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些道德教育。

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一套教育跟我后来接受思想改造，也有相通的地方，就是说你站在历史的哪一边，你要选定了站在历史的哪一边，其他都是小问题了。什么跟家庭的关系，跟我自己个人的这些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小问题，所以我就是这么接受的。

从此以后，叫你做螺丝钉我就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我就做驯服工具。对于那些老革命无限崇拜，就听他们讲红军的故事，讲长征。对比之下自己就无限的惭愧，他们在为新中国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时候，我在开音乐会、弹钢琴，这样的对比使得我的原罪感特别强烈。这样就能够接受本来看起来很不讲理的事，或者是不太合乎逻辑的事了。

慢慢就形成了一种迷信，先确定我原来是错的。假如我原来想的跟最高指示不一样的话一定是我错，就努力去靠拢，就接受那一套逻辑和说法。每一次都是这样，每次我发现，哎呦我又接受不了了，怎么又是这样了，我原来是这样想的，然后就开始永远没有自信了，自己没有了，凡是我想的跟他最高指示不一样的，就是他对，都是我错。

所以你说自我启蒙是什么呢？就是开始相信自己了，我相信我这么想是既符合事实又符合逻辑。那他不这样，他也可能错，只要心里想到他是可能错的，这个思想就解放了，那就可以想我是对的，还不能说服我现在的想法是错的，或者是我明明看见这个事是白的，他楞说是黑的，那我得相信它是白的，因为我又开始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原来他说是黑的，我估计大概是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我想一定是有道理，原来是这么想的。

自从有这么一个破绽，发现原来他可以是错的，这样我就慢慢可以打破迷信，回归常识了，我也可以错，我也可以对，但我对的时候我得相信我是对的，不能因为跟他不一样，就一定是我错，我觉得从那开始，我就自我启蒙了，但是这个过程很长。

我自传《九十自述》里也写到了，我是在从在干校，陈伯达出事了这些开始的，我越想越觉得他不对，后来只要他毛泽东可以不对，那一系列的事情全是不对的。

我这里补充两句，因为我担心读者可能不了解这个背景，刚才资老师讲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信，有几个案例我在看资老师写的《九十自述》的时候，看得觉得特别触目惊心，比如在“三反五反”的时候，资老师就把自己钢琴演奏会的纪念册的照片全烧掉了。刚才资老师也提到一点，他们都在那里受苦受难，我还在开演奏会，觉得很羞愧，就把它烧掉。还有在文革中一些琴谱，很珍贵的琴谱。

那是我妈妈烧掉的，不是我烧掉的。

是您的母亲烧掉的。还有您自己把当时巴金送您签字的书，把签字那页也撕掉了，当然您也是出于考量到会不会影响到人家。

这样一个大的氛围之下，有很多现在看来不能理解的举动。您也刚才讲到。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您讲到开始有了怀疑，我看您说那句话，我也感觉好像是开天辟地一样，有一个裂缝裂开了，只要这个裂缝裂开以后，无边的黑暗就有可能被裂缝里的那道光照到，只要有这一点点光，慢慢的黑暗就会被撕扯开。

您书里也提到当时陈伯达，一会儿讲他一个学习的典型，一会儿又讲他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这个人的形象有变化。到底那个是对的？这就有一个问号。另外一个，我看到当时毛泽东给的读书报告的指示。

对姚文元读书报告的指示，我那个时候忽然觉得让一个人代表八亿人读书，就读这么几本，其实也不怎么太了不起的书，结果还得一个最高指示的批示，我觉得有点太荒唐，当时就这么想。忽然自己一想，慢慢就觉得荒唐的事越来越多了。

当时那个读书报告和最高指示是要全部下发的吗？

没有看到文字的，是传达的。

口头传达的。

在干校的时候被传达的。

姚文元他读了那几本书？

毛就批示说很好，我还记得说“继续努力必有收获，还是必有长进”，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几本书其实也都是比较普通的，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史记》，一个是《天演论》，还有一个《孙中山集》，还有一个是《五灯会元》，我还记得那是佛教的故事，好像就这么几本书。

而且好像姚文元读书笔记写的，还是在批判所谓的人道主义。

人性论。说所有资产阶级的就是人性论，所以他批判人性论，我觉得一直到很后来，胡乔木跟周扬也是批他的人道主义，他是不承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人性是没有的，只有党性，只有阶级性，普遍的人性是没有的，只有阶级性，不相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同样的人性。

不把个体的人作为个体。

我在看到您书里写到这一段，我也特别激动，我觉得真的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无边黑暗真的有一个裂缝，已经开始怀疑了，这个缝隙但凡一开，后面真的就会很可怕了。您和陈老师会有分享吗，当时自己是什么感觉，发现这种，我觉得就像发现天机一样。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腹诽，不能说出来，只能自己想，这也是慢慢来的，不是马上一下子就那样。底下接着就是“林彪事件”了，那个之后谁也不信了，不是谁也不信，还有人信，但我是坚决不信了，毛老早就看穿他，把他变成接班人，最后让他暴露，我就不相信这个，不太可能。后来到“批林批孔”我们都抵制，公开抵制，这样一点一点来。另外跟周围的氛围也有关系，慢慢觉悟的人也多起来了。

那个时候开始真的就从一个革命的螺丝钉，慢慢回归到一个人，回归到常识，有了自觉，自我的启蒙在慢慢的开始。

后面当然，反过来您原来的一些经历，反倒会成为您的一些良药，您再去反思或者琢磨这些，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之前看一个艺术家叫徐冰，他是中央美院的。

徐冰我认识。

他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把愚昧作为养料》，可能他也经历过那个时代，他回头再反思，发现对他要怎么处理个人经验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看您《九十自述》里，看到那个细节，我也是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当时好像一个人在那里发现了天机一样，肯定是不敢和别人分享，就一直在那憋着、按着，后来慢慢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对的，那个自我慢慢真的是可以站起来、立得住了，不像以前作为一个螺丝钉，在那个大的集体里被那么去摆弄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我觉得节点还有一个，实际上是1989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美国所的所长，而且还没满任。我们一期5年，我们1989年我才第二年，然后我就觉得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的是非感和立场已经非常明确了。因此我就觉得太难了，如果我在这个领导单位上头，在符合这种气氛下，我必须执行某些政策和说某些话，我越来越觉得太困难了。那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候，李慎之是副院长，原来是主管我们的。那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在检讨了，我因为在国外，什么都没沾边，所以我不需要被整肃、被检讨。

但是我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处于一种很为难的地步，我就在所长的岗位上，我必须承上启下，传达上面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想辞去所长的职务，所里的人都希望我留下来，因为如果我辞了的话，马上派来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样，不知道把他们整成什么样。实际上我留了一年多，我们原来的副所长跟我想法完全一样，后来我们就一起好歹把那个事给糊弄过去了，我觉得保下来了好多人，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受到任何处分。

接下来还要对外，对美国人怎么交流，我那个时候还是被允许出国交流的，因为我没这些事，对美国人怎么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符合我自己当时的想法的，美国不是要制裁中国吗？要取消最惠国待遇，当时的节点就是它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如果它真的取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就等于这个门又关起来了，在贸易上好不容易打开的关系，又关起来了。

而我们当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的门关起来，又退回到关门的状态，所以可以跟自己良心过得去的，就是只要跟美国交流的时候，让他们不要取消最惠国待遇，这个也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所以在这点上是能够跟自己的想法吻合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对美国人说保持中国的开放对大家都有利，你要是取消的话，中国好不容易开放了又回去了，这个很多美国人都能接受，就在这一点上，我做了一些事，总而言之我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说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实在不行的话我就不干。

到后来我实在不想再干了，所以我1991年提出辞呈。他们没找我谈，到92年不打招呼就批准，也说明他早就不想要我，但又找不出理由来让我不干，所以我觉得新领导已经对我挺烦的了，什么事都不怎么配合，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很痛快就批了。当时我不是退休，那时候就是辞去所长的职务，然后就到美国去做一年访问学者。

回来以后那时候王缉思是所长，他还继续续聘我，一般都是这样，资深研究员可以续聘到65岁，所以我就是在66岁的那年退休的。后来我就觉得退休不退休对我说来没多大关系，有时候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他们还需要我去撑撑场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