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家族 | 大时代中的小家庭

 

关于母亲的身世，少时听她自己讲过一些，有一些零星的记忆，但是没有太放在心上，又经过了常年“思想改造”中扭曲的家庭观念，许多事都已模糊。直到2014年应邀到湖州，访问了当地专门建立的我舅舅童润夫的纪念馆，才意识到这是在清末民初得风气之先的一个既典型又有特点的家庭，既有代表性，又有它不平凡之处，而且其影响所及，无形中百年之后我的身上还有痕迹。

外祖父童米孙，浙江湖州德清县人。杭嘉湖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历朝人文荟萃之地，外祖父曾从学于刘熙载、俞曲园等大家，做过地方官（好像是松江府台），据说是由于膝盖患风湿病，不能下跪面君，所以断了晋升京官的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留在当地更加了解社会的变迁，便于接受当时的先进思想。我听母亲说过，她五、六岁时，外婆要给她缠足，我舅舅（比她大四岁）大力反对，并得到外祖父的支持，得以幸免。这在清末即使比较开通的江南也是很少的（后来我见到不少比她晚生的知识妇女，包括老革命，都是经过缠足以后放足的“解放脚”）。

还听说，外祖父少年时曾被“长毛”（太平军）抓去过，见他知书识字，没有杀他，留下做了一段时期小文书，后来伺机逃回。在维新思潮澎湃时，外祖父曾对我舅舅说，我已经食君之禄，只能忠于清朝了，但是你们不一样，可以完全按你们认为怎么对国家好，就怎么做。他1903年写的一份遗嘱居然保存下来，我在“童潤夫纪念馆”看到，大为惊讶。那份遗嘱简述他自己的生平、志趣，最后有几句话：“近时崇尚西学，汝辈生此时代，凡东西人之语言文字及格致算术、实业、法政之学亦不可不并习之，但常就其质性所近，专习一业以期有俾实用，不可务广而荒，了无一得”。在1903年时，一个晚清的地方官已有此见解，特别提到要学习“法政”，更证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中一部分人早已超越最初只见西方“船坚炮利”的见识。

这不是孤立的事例。从历史背景看，郭嵩焘使欧是1876年，他于1879年回国撰写的考察报告已经详尽描述西方政治制度之优越，因此招谤获罪。报告虽然被封杀，但这类议论和见解不可能止于他一人。更加功不可没的是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初版于1897年；亚当·斯密的《原富》初版于1899年。1903年沈钧儒考举人的试卷中已经谈到对“英儒”亚当·斯密著作的体会。同年，严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出版。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国人普遍认为日本的取胜就在于立宪的实施。受此刺激，立宪思潮席捲朝野。浙江省是最早掀起地方自治和立宪运动的，清廷也反应迅速，于1905年7月就决定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1906年9月，清廷颁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沈钧儒当时已经中举并在清政府“法部”任职，他于1905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就是上的法政学校。1907年，他参与领衔百人向都察院呈递“民选议员请愿书”，其中提出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建议。以在职官员而有此举，也可见当时的潮流于一斑。

这是大时代的背景。我外公是否读过严复的译著，对上述活动知道多少，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思想见解处于时代的前沿，敏感地预见到了他的后代将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必须跟上潮流，而自己还不能跳出传统道德的框架，所以才有对我舅舅说的那番话。

 

外公于1911年逝世，正是辛亥革命前夕，留下外婆和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外婆是继室，长子是外公前妻所生，已经成人。其余一子三女是己出。舅舅童润夫居长，我母亲在三姐妹中居中。外公两袖清风，除一所宅院外，没有留下多少财产，所以他一去世就家道中落。算来外婆那时三十多岁，最大的儿子只有15岁，幼女不到10岁。可以想见她担负起这个家和养育子女的艰难。

但是她对子女的教育显示出非凡的眼光。首先她没有要他们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放我舅舅出去游学，舅舅先到苏州上工业专科学校学纺织专业，然后赴日留学，继续专攻纺织业，半工半读，艰苦奋斗，于1921年学成归国，毕其生在中国纺织界卓有成就。

外婆做的一件更不平凡的事，是让三个女儿都上新学堂，接受当时的新式教育。从家庭经济状况来说，这是较重的负担。她毅然决然把为每个女儿预留的“嫁妆费”，都拿出来做了学费。当时此举虽非惊世骇俗，却也极不寻常。亲友多数都不理解，因为当时习俗，嫁妆对女儿以后在婆家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外婆却说，有了知识就是最好的嫁妆。母亲后来经常跟我们讲到这件事，对她的母亲的超常远见铭感于怀。

走笔至此，联想到百年以后的今天，忽然出现“女儿要富养”（娇生惯养）之说，其潜台词是将来无须自立，而要择富而嫁，会过“高品位”的生活。各种找对象的电视节目中“准丈母娘”们理直气壮地对着候选的小伙子说，没有房子、车子休想娶我女儿！却很少出现鼓励女儿自己学本领奋斗自立，找对象重人品学识的说法。这时光倒退岂止百年！

外婆去世时我7岁，还是留下不少记忆。舅舅在上海立业成家，就把她接来奉养。他们兄妹包括我舅妈都对她克尽孝道，我印象中她十分慈爱，在家中威望很高。对孙辈也不重男轻女。我幼时在舅家住的时间，她对我宠爱有加，似乎有点偏爱。在我们迁居天津之前，外婆59岁生日，舅舅家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祝寿活动，请了堂会，包括各种南方曲艺、“滑稽戏”、杂技等，难得一用的大堂是观众席，舞台就是前门内的天井。有些节目我至今还有印象，也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我舅舅一向低调，应酬很少。为外婆举办这样大的祝寿聚会足以见他的孝心。

父母在天津安家之后，生活比较安定，决心把外婆接来小住。大约是1935年底来我家，住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父母都竭力承欢膝下，一反平时的习惯，常常请朋友陪她打牌，因为她喜欢京戏，还曾全家陪她到北平旅游，看四大名旦的“义务戏”（那是一年一度的慈善演出，名角云集，票房全作赈灾款，是京剧界一大盛事），我第一次看京戏，并且一下子看到四大名旦，至今仍有模糊印象的是“天女散花”，光彩夺目，美不胜收。外婆对我宠爱备至，盛夏中每当我放学回家，她总是帮我擦汗、扇扇子，准备好甜甜的冷饮。

但是不幸，次年冬天外婆忽然生病，竟至药石无效，一病不起，在我家去世了。母亲的伤心可想而知。特别是她才来天津一年多就去世，母亲更觉得对上海的舅舅、姨母交代不过去。从外婆生病起她就衣不解带，侍奉汤药，请遍了天津的中、西医。外婆去世时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她那样嚎啕大哭。整个人痩得不成样，是名副其实的“哀毁骨立”。丧事也按传统的礼仪办得非常隆重，家门外临时搭起了白帐棚。父亲虽然平时比较“新派”，却也披麻戴孝守灵尽孝子礼。

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晚上冷冻难挨，母亲已经顾不得照顾我们。外婆的遗体在客厅停放了几天。有一天我大着胆子偷偷掀开帘子张望，却发现她面部已化妆如生，穿着像是京戏的戏装，头上还戴着珍珠冠，因此头略略抬起。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这一形象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后来才知道，外婆虽然在很多方面很开明，而临终却不忘她曾经在前清受封，是“诰命夫人”，留下遗愿，要穿“珠冠霞披”入殓。这套衣裳她大约不会随身带到天津来，怎么弄来的，我至今不解。她的灵柩当然是要安葬在南方。父母在天津尽其所能隆重“开吊”、“大敛”之后，母亲就扶柩去上海，由于抗战已经开始，外婆灵柩在上海殡仪馆停放了几年，后来才入葬。

 

我的两位姨母都上了女子师范学校，这好像是当时多数女青年的首选。母亲却于1913年以十三岁的低龄考入新成立的设在苏州浒墅关的“江苏省立女子蚕桑专科学校”，是年龄最小的学员。现在想来那一群女孩子的家长都能放心让她们离家上寄宿学校，也说明当时社会风气已相当开明。实际上从那时起，母亲就已经心智相当成熟，有独立、自立的精神。这所学校创办人是史量才和冷御秋等社会公益之士，后来黄炎培也加入这一事业。那时在先进的仁人志士中兴起“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而且提倡女子教育。

这间学校以今天的“学历”来衡量，也许连“大专”都够不上，但在当时却是集这几种宗旨于一身的新型学校，理念、教学内容和制度都很前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业是科学的新法养蚕，包括改良桑树种植，然后在全国推广。目标明确，为改良中国的丝业培养人才，加强与日本的竞争力。规模不大，设备却很先进，已经有从德国进口的显微镜，够一个班上课时每人都能用上。母亲说她的眼睛就是整天看显微镜而视力减退的。

这所学校的宗旨很符合母亲的旨趣。她虽然自幼在家塾读古诗文，但并不是文人才女型的，对风花雪月、填词写诗没有兴趣，思维方式重理性、重实干、逻辑思维清晰，有极好的数学头脑。她常爱讲的轶事之一就是她考蚕桑学校之前算术只学到四则，她哥哥在陪她去苏州的火车上突击教会她开方，考试果然用上，就考取了。六年（或五年？）后毕业，又在上海上了一年英语专科学校，原来想考金陵大学农学院深造，还曾有留日的机会，但是由于不愿增加并不宽裕的家庭负担，觉得应该为外婆分忧，就步入社会工作了。这种克己为人是她一生的行事风格。

她所从事的工作一部分在丝业改良领域，例如试验新法养蚕的制（蚕）种场；另一部分是办学育人，最后的职业是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主任，这个工作特别符合她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相结合的理想。她对教育情有独钟，处处诲人不倦，而且不拘一格。对于因材施教有一套独特的理念和方法，充分相信各种不同的人都能通过教育向善，成为社会有用之材。

我可以肯定，如果她有机会献身教育事业，一定能成为杰出的教育家。1949年以后，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干部下乡等等，她曾私下对我说她早就这样做了。因为她们在推广新法养蚕时必须经常下乡，挨家挨户向农民讲解、宣传。江南多雨，在大雨滂沱中一脚泥、一脚水，淋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

而且她还善于同农民打交道，要说服他们采用科学方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常碰钉子。但是实践证明，用科学办法到了季节不发生蚕瘟，确实产生丰收的效果，她就成为当地农村最受欢迎的人了，邻村也来请她，这是最大的满足。这需要能吃苦耐劳，还不怕碰钉子，她自己说她从少女时代就不“娇气”，“脸皮厚”，许多女同学做不到，她不怕，遇到困难也从不哭。

她还讲过她“收服强盗婆”的事：有一定规模的制（蚕）种场，蚕都是养在一张张大扁箩中，一层层高高摞起，因此需要雇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人搬动。有一名女工人高马大，性格强悍，动不动就要抡棍子打人，大家都怕她。我母亲负责这部分工作，有人告诉她此人的丈夫当过强盗蹲过监牢。母亲却发现她的优点，在此人身上实施她的“有教无类”。从关心、信任出发，发挥她的长处（她干活效率特别高），再教她守规矩，最后她竟然被“改造”好，我母亲把仓库钥匙都交给她保管，特别可靠。这也是她一桩得意之事。

当然这些话她不敢在后来的政治学习会上讲，否则岂非混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改良？按照阶级斗争的逻辑，那“强盗婆”应该是有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竟被她“驯化”，这功、罪该如何算？但是母亲那时先是一名未成年的学生，后来是自食其力的教职员，这“阶级成分”又算什么呢？

 

母亲与父亲邂逅于西湖边上，听她讲来也颇有传奇色彩：大约在1920年左右，外婆带着家人游西湖，有我母亲和大姨、大姨父。我父亲刚好回国度假，一个人坐在湖边吹箫。父亲17岁中学毕业，一半是逃避包办婚姻，一半是为闯荡世界，拂逆严父之命，从湖南耒阳的一个山坳里毅然出走，一直到上海，考上官费留日，从此在日本读了近十年书，从高等学校（略相当于大学预科）一直到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毕业。

他离家去国后，唯一眷恋的母亲不久去世，他实际上已经和家里断了来往，所以难免常有他乡游子的孤独感。可能这种情绪被敏感的外婆注意到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一表人才，怪可怜的，就叫姨父去招呼一下，问问情况。姨夫过去一问，发现原来是留日同学，而且同在京都帝国大学，只是不同系（姨父是学化工的），顿生亲切感。就这样，父亲和外婆一行，包括我母亲就认识了。外婆对他印象特别好。在那以后，姨父进一步正式把他介绍给母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谈对象”吧。从此他们二人走上了漫漫十年恋爱之路。这大概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整个20年代，也就是他们20岁到30岁的近十年中，母亲是事业顺利，蒸蒸日上，在经济上也可以开始回报外婆，而父亲还在日本读书。那时社会上对于职业妇女已经可以接受，但是由于社会服务设施不发达，似乎家庭和事业还不能两全，“双职工”还是凤毛麟角。所以许多事业有成的妇女都是独身，著名的如林巧稚医生、吴贻芳（金陵女大校长）等，还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独身妇女，多在教育界。

母亲在蚕桑学校的一位同学费达生（费孝通的姐姐），就长期保持独身，献身蚕桑事业。那时同学们都知道她成绩优异，并且与校长感情不一般，但是为了事业，他们一直未论嫁娶，后来费达生继任那所学校的校长。他们二人几十年共同奋斗，维持柏拉图式的爱情。直到五十年代初，两人都以在本界的突出贡献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男方年已古稀，女方年逾半百时终成眷属。母亲讲述这段佳话时，对她的老同学钦佩之余，不胜感慨，心情是复杂的。

与她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中还有一位赵瑞云，后来是潘光旦夫人。她比母亲大几岁，在学校中一直像长姐那样照顾母亲，包括为她梳理那一头乱发。母亲提到那一段生活时，总要提到“瑞云姐”。赵瑞云毕业后曾留校教过几年书，后来还上了几年大学，是潘先生致残后才与他自由恋爱，毅然同他结婚的，从此一生相濡以沫。潘师母也是清华园内著名的贤妻良母，还烧得一手好菜，我1948年上清华时奉母命去拜见过她。她对我十分热情照顾。曾请我去她家过端午节，她亲手做的粽子大概是我吃过的粽子中最美味的。那一代的知识女性这样转换成贤妻良母的当不在少数。

总之在那些年，母亲一直在矛盾中犹豫。而父亲则认定非童益君不娶，苦苦追求和等待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他省吃俭用以便省下路费每年暑假回国，其余时间就是靠鱼雁相通。据母亲说，他们通信很少情话绵绵，多数都是讨论问题，各抒己见。知人论世、人生取向基本上相同，所以说他们的婚姻基础是“以道义相许”。

我记得在天津家中，每当随母亲到“箱子间”整理箱笼时，她常常打开一个尘封的小皮箱，里面装满了一捆一捆的信，都用丝带扎起，大约是按年代分的。她只打开箱子看一看，却从未见她解开过这些信。我有一次趁她临时出去，匆匆偷看过一封父亲写的信，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不知寂寞帘笼中尚有痴如我者否？”大概这就算“情话”了。这些信件如果保留到今天一定是极宝贵的史料，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风貌，甚至包括从文言转白话过渡时期的文风。但是在“文革”中连同包括他们结婚照片在内的几大册老照片都灰飞烟灭，片纸无存。痛哉！惜哉！

我舅舅童润夫在上海事业有成。根据中国的传统，家族中有一个子弟比较成功，就成为大家庭的中心。舅舅虽然不算富人，但相对说来，经济比较宽裕，似乎对所有家族成员都负有义务。从我记事起，他家就在上海新闸路传福里的一所典型的石库门房子中。外婆和母亲未嫁时都住在他家。还常有远近亲戚短期或长期居住。

我父亲每次回国也住在他家。母亲对妇女独立的观念比现在某些青年还“新”，但同时又受很深的传统道德熏陶，恪守那个时代大家闺秀的行为规范，对男女交往绝对严肃，开放而不逾矩。令我父亲颇为无奈的是每年回国总是同她的家人相聚较多，而母亲为避嫌，很少同他单独在一起。其实父亲已经融入了那个大家庭，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与我外婆的关系形同母子，与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关系也很好，大家常在母亲面前帮他说话。有人说，你这样拖下去，等他变了心，就再没有这么好的人了（那时日本女子特别喜欢嫁中国留学生，而且比较主动。不少留学生就娶了日本妻子）。母亲潇洒地说：如果他变心，那就更说明不值得我嫁了。

其实母亲对父亲是十分欣赏的，唯一的考虑是自己的事业。这样拖了近十年，到1929年父亲也已毕业回国，并且有了工作，母亲终于为他的执着所感动，同意结婚了。不过她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得做官；第二不干涉她花钱；第三，不以儿媳妇身份到湖南老家去，但父亲老家却必须来人主婚。

这三条需要略加解释：第一条，母亲的理论是，官无论做得多大，总有上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敷衍。特别是如果父亲入了官场，她就免不了要同那些俗不可耐的官太太应酬，这是她受不了的；

第二，母亲自己生活极为俭朴，既不打扮，也几乎没有什么嗜好（如打麻将之类），但平生有一好，就是好助人，这是她真正的乐趣所在。凡亲友有急难，她都热心相助，在亲戚中以“大方”出名。特别是子侄辈中学习方面的需要，她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后来包括父亲湖南老家的亲戚也是由她主要联系和关注。直到晚年常年卧床时，还曾要我们替她买英汉大字典，因为有一个远方亲戚的后辈从外地来信说想学英语，字典太贵云。所以婚后她自己没有了收入，怕父亲“小器”，在用钱方面干涉她。

第三条则说明她复杂的新旧混合的伦理观。一方面，坚持建立小家庭，不愿意当大家庭的儿媳妇，而另一方面，又很在乎“明媒正娶”，一定要资家有人正式承认。我感到潜意识的还有湖州人的文化优越感，湖南对他们说来似乎开化程度差一点，所以她不愿去。

这几条，我父亲毫无困难完全接受。他本来就厌恶官场，加以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他决无从政之意。至于家计，我从懂事起就发现，他根本不闻不问，丰简全由我母亲一手打理，他乐得坐享其成。湖南老家他父母都已不在，他在他父亲去世时已经声明放弃一切继承权（这一点在后来土改时使他免于划成地主成分，是当时没想到的），所以不会要求母亲回去。他的一位堂弟代表资家到上海来出席了婚礼。

近十年的“考验”加上这几个条件，表面上似乎母亲拉足了架子，而父亲对母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就是婚后辞去工作。就这一条，母亲付出的是毕生事业的前程，多少条件也抵不过。家庭与事业，无论牺牲哪一头，都是由女性承担，本质上还是不平等的。据母亲说，在婚后，设在上海的丝业改良委员会和镇江的学校负责人都曾几次来家里敦请她出去工作，父亲在他们游说下也曾为之所动，但是这时她已怀孕（就是我），身体很不好。生我之后健康更坏，得了肺结核，连我都被寄养在她的一个要好的同学家，我称她“寄娘”（即干妈）。再后来，父亲奉陈光甫之派赴美深造，母亲一人带我到浏河农村亲戚家继续康复，更谈不到出去工作了。从此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已是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女）。她天生是不甘于无所作为的，既然放弃了社会职业，就把这个家也当作她的事业来做。我家是名副其实的男主外、女主内，家里从伦理观念、生活方式、礼仪习俗、乃至亲友来往无不贯穿母亲的思想风格。

当然最主要的是对我们姐妹的教育。我是长女，大妹华筠比我小六岁，所以我在六岁以前是独生女，又逢母亲刚从社会走进家庭，精力才干过剩，我就成为她教育思想的试验田。我三岁开始在浏河乡下发蒙——认字、识数。她教算术有自己一套，以训练逻辑思维为主，最简单的加减法也要翻过来、掉过去，说出许多道理来。应该说，我的中文和数学最初的基础都是她奠定的。

母亲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融新旧伦理道德于一身，或者说在新旧文化之间做了妥协。她的基本伦理观还是孔孟之道，她和我舅舅都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作为最高境界，我舅舅在我小学毕业的纪念册第一页上就是题的这几个字。还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三个方面，特别是对人的忠、信她都是身体力行，并以此要求我们。

她最不能容忍的是说谎，“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姐妹做错了事只要如实承认，就不大受罚，坚决执行“坦白从宽”原则。

同时，她对古训也有自己的批判选择。她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儿时在“家馆”中读《论语》时就提过一个让老师生气的问题：读到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她说此话不通，如果父亲是强盗怎么办呢？她比较喜欢孟子，例如 “独乐（yue）乐（le），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是她常引的。

她最推崇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这符合她的理性精神。她最提倡讲道理，认为许多误解、纠纷都来自没有讲清楚道理，以此常在亲友中扮演排难解纷的角色。

她对我教育虽严，但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允许辩论，如果不服，就把理由讲出来，她再加以说服。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这种辩论总是以她说服我告终。即使我心里并不真的服气，至少没话可说。

还有一副曾国藩的对联是她的座右铭：“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在新思想方面，除了男女平等外，我觉得她很认同北伐的国民革命，经常哼唱一些那个时候的歌曲，内容反帝爱国居多，如“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记得有一首歌词中有“印度人最可怜”，还有“男儿当自强”。她对我说，不但男儿，当然女儿也当自强，国家更当自强，只有自强才不被人欺侮。

对亲人，她遵从的是“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她强调与父亲是“以道义相许”，是敬重父亲的人品、学问才决心同他结婚的；对孩子则绝对反对溺爱，经常以“纨绔子弟”为戒。在这些方面她与父亲有许多共同处，但表现略有不同。例如痛恨趋炎附势，父亲是清高自守，洁身自好，而母亲则天性热情，急人之难。我们家来往的亲友中很少达官贵人，却有许多经济条件较差，或暂时遇到困难的亲友。

我父亲虽然留日时间长，留美时间短，但是那时的爱国人士都不会亲日，来往的朋友中美国留学生居多，其中有些家庭很“洋派”，太太们很时髦，母亲与她们就不大合得来。她的衣着“家常”和“出客”分得很清，她皮肤白皙，得天独厚，居家从不化妆，总是穿旧衣服。只有会客、出门访客以及“应酬”时才视场合换衣装，薄施脂粉。不同“级别”的场合也有不同的讲究。最漂亮的衣服是“吃喜酒”穿（我们孩子也是一样），我总是不理解，人家结婚为什么我们贺客要盛装。那个时候所谓“上层”比较有文化有教养的家庭一般都是如此，相对说来，我家更简朴一些。所以我每当看见电影中凡是出现所谓“上层”家庭的女眷家常都是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总觉得很可笑，因为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完全是出于不了解那个社会和生活的人的想象。

我们似乎不记得母亲喜欢吃什么菜，因为饭桌上，凡是别人不吃的，最后都归她“打扫”。她在家里真是达到“无我”的境地。父亲在外面“应酬”很多，母亲很少同他一起出去交际，只有逢年过节极少的几次朋友聚会是一起参加的。当然母亲有自己谈得来的少数女友，经常走动。记得刚到天津时我还见过她的名片：“资童益君”，后来名片也不见了，对外就是“资太太”了。

直到解放以后，父亲单位安排到外地休假，条件比较优越，她都没有同行过。更令我遗憾的是她对当年放弃事业的牺牲已经不感到遗憾，甚至认同了女子结婚是最终的归宿的看法。记得对于《儿女英雄传》，我为叱咤风云的十三妹最后当了管柴米油盐的儿媳而且是二女嫁一夫，感到忿忿不平，她却认为何玉凤找到了很好的归宿。我为母亲惋惜之余，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从中学起就决心不走她的老路，不论是否结婚，决不当“贤内助”，以至于对家务一窍不通，自己成家后也拒绝管理钱财和柴米油盐，走到了另一极端。当然我所处的时代与她不同，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家事”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姐妹三个都不做家务，不会理家。实际上这何尝不是母亲既为父亲也为我们无我地付出的结果！我常说她把父亲惯坏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被她惯坏了。

母亲执着的教育观还施于家里的保姆。从儿时带我的保姆到后来带我女儿的保姆，她都一一扫盲，至少要她们能读家信，会算加法，而且认真督促。有一个老保姆年纪大了，记不住， 告饶说：“老太太你饶了我吧，我还是干活去吧。”

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从南方随我家去天津的老保姆带来的女儿。她来我家时已经十二、三岁，还没有认字。我上一年级时，母亲就用我的课本教她，让她跟着我做功课。但是到初小四年以后，她就跟不上了。母亲发现她学学校的课程有困难，但是学技能比较灵，就教她卫生和护理常识，并让常来我家的一位护士教她打针。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介绍她到天津东亚制药厂工作，她因为有一定常识基础，比其他女工更容易熟练，而且因为在我家食宿，省去生活费，自己可以有些积蓄。1950年以后，她同她老母亲一起回上海，进入一家医院工作，同一名医生结婚，又经过培训，最后成为中级医务工作者（那时缺人手，政策比较灵活）。她一直对我母亲有较深的感情，直到她去世前还经常托人致问候，带东西。

母亲从本质上信奉中庸之道、改良主义，从青年时代就不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她有很强的正义感。40年代末，我已到北京上大学，后来才知道，有好几位表姐、表哥与地下党有关，他们都曾利用我家躲避追捕，或转送同学到解放区。对此，母亲照例毫不推辞，大力协助，因为她认为他们都是“好青年”，人各有志。但是她并不鼓励我参加学生运动。她有一种“理论”：工人罢工使老板或政府有损失，可能对他们产生压力；而学生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荒废学业只有自己吃亏，“他们”并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