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最早的记忆 | 家教与熏陶

 

我出生在上海，五岁到天津上小学、中学，从十七岁上大学起就到北京，毕业后正式定居北京，除了文革下“干校”外，没有迁移过。一生都是在大城市生活（略相当于现在的北、上、广，只不过“广”改为“津”），而最早的记忆却是江南农村，开始于三岁。

现在留下最早的印象，是早晨起床时坐在母亲怀里，她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用湖州腔吟诵“春眠不觉晓……”（那天夜里下雨了）。这是我在识字前记得的第一首诗。事实上，早期她教我读的诗文，留在记忆中的都是湖州调的，写到这里时脑中忽然跳出湖州调吟诵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和《滕王阁序》文后的两首七绝。我至今还是用湖州调吟诵比较顺当。

那是江苏浏河的农村，父亲奉派到美国进修去了，母亲因为得了肺病，带着我和一个保姆到乡下养病，借住在一位亲戚家的空房中。母亲在那里开始教我识字，有时讲她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她是我的发蒙老师。那房子不大，前门临街，后面有一个菜园，出门就是大田。所以耕牛犁田也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影像之一。

她的病似乎恢复得比较顺利，我并没有她病恹恹的印象。只记得她每天教我识字，就是从“人、手、足、刀、尺”看图识字的课本开始。虽然我没有挨过打手心，但是她一不满意就把拳头放在桌上，怒目相威胁。记得我“牛”字老写不好，总是把一撇写到上面，像“手”字，就受到过这种拳头威胁。

等多识了几个字之后，她让我写信给父亲以及上海的亲戚。我只会写：“你好吗，我很好”之类的词，她又不满意，说怎么来回就这几句？周围的人都说她对我这么小的孩子太严厉了。多年后，我才理解，她刚放弃事业，很不习惯，过剩的才能没处使，而且她又是非常重教育的，原来职业之一就是老师，所以我就首当其冲。这种心态还不同于一般的“望子成龙”。后来她对我的两个妹妹就没有管得那么严了，对小妹妹尤其放任，与对我当年判若两人。

在乡下期间，她还教会我唱英文字母歌（就是“一闪一闪小星星”那首歌的调子）。她给我讲的最早的故事是“大人国、小人国”和莎士比亚“一磅肉”的故事，那是她自己读的英文课本中的选段。中文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题为《泰西五十轶事》、《泰西三十轶事》和《莎氏乐府本事》。不过她的英文发音，包括字母，都有浓厚的湖州口音。所以我后来在学校学英文，发音被老师从头纠正了一遍。

离开农村时，我不满五岁，已经会写不少字，居然能替老乡写信，而且不止是“你好吗，我很好”了。当然这也是偶然作为大人逗乐的表演而已。另外留在记忆中的一个情景是看过一次庙会，那是最热闹的大事，可以说万人空巷，那彩色缤纷的队伍在我幼小的印象中真是美不胜收，有一位年轻姑娘好像是其中的主角，穿着戏装（不知扮的是哪路神仙），高高坐在椅子上，好几个人抬着，万目仰望，说看“趣嬢嬢”（当地小孩子称“美女”之意）。后来我被大人带着看京戏，把旦角都叫“趣嬢嬢”。

我父亲1934年回国，母亲大致痊愈之后，就回到上海。不像现在的观念，必须先有房才成家，我父亲刚刚有安定的工作，根本没有房子，我们暂住在舅舅家楼下的厢房中。舅舅是大家庭，人口众多，小孩子也多。我童年断断续续在上海舅舅家住过几年，他们待我如己出，我也不叫他们舅舅舅妈，而是随他们的孩子一样叫“阿爹、姆嫚”（湖州话）。他们也不叫我母亲“姑姑”，而是叫“好伯伯”，称我父亲为“资叔叔”，显得更加亲近。所以我的幼年有过非常热闹愉快的经历，而且还与我同年龄的表哥一起上过几个月幼稚园。

到天津后我上过一学期的幼稚园。至今对几位老师还有模糊印象。据说她们都是幼师毕业的，教的东西不少，不是读书写字，而是唱歌居多，有儿童歌曲，也有成人歌曲，如当时的流行歌曲：“月明之夜”、“葡萄仙子”之类，甚至“渔光曲”，我们居然都唱会了，还配合舞蹈动作，在“恳亲会”上表演过。后来听说其中一位潘老师是共产党，抗战开始后就到“那边”去了。现在回想，她们那时教的歌可能不少是当时左翼电影的插曲。

我是在母亲严加管教下成长起来的。所谓“严”，并不是严厉。她较少疾言厉色，打骂之类，我几乎没有挨过打。她重“说服”，而且还很开明，如果不服，允许辩论。我们家也比较“新式”，没有老式大家庭那种繁文缛节、晨省昏定的规矩。而且从小就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父母在谈论我们的前途时，总是谈论我们的特点适于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而不是嫁什么人。对于看什么书也不大干涉。

另一方面，又在亲友中被认为家教比较严，主要是指读书、举止、作风都有约束。我母亲一贯勤俭持家，我们的毛衣都是她亲手织的，每年拆洗重织。平时都是布衣布鞋，皮鞋是特定场合才穿的。对长辈客人的礼貌十分注意。见面都要鞠躬。

记得有一次夏天，我父亲在客厅会客，我不知道，赤脚穿着拖鞋闯进去，一发现有客，吐吐舌头就连忙退出来。此事被我父亲认为严重失礼，一整天都对我怒目而视——他很少“骂”人，板着脸，“瞪眼睛”就是最大的威慑，足以使我们大气都不敢出。诸如此类，说明对行为规范要求很严。

有一个插曲：在我上高中时，父亲忽然买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这是很少有的，因为给我买书这类事一般都是母亲管的。那是一本英文小册子，题为“Good Manners”（礼仪规范）。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洋规矩”，主要是讲与人交往的礼仪，一部分是关于文字语言，其中很重要的是写信的称谓与格式，我称之为“洋尺牍”。

西方人在书信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对亲疏远近、长辈、平辈，用语、称呼都有讲究。例如什么时候用“Dear XX”，什么时候用“My dear XX”都有区别，后者反倒比前者更尊敬，也更疏远，这是我感到意外的，因此印象很深。信尾的问候和敬语对不同的对象也有区别讲究。中国的尺牍，我在国文课上是学过的，因此对“洋尺牍”很有兴趣，相对说来，还是比中国尺牍简单些，容易记住。

另外一部分是交往的礼仪，例如女士先行之类，当然比这要复杂得多。这些无形中对我后来从事国际交往工作很有用，不需要从头再受培训。那“洋尺牍”的规范，在50年代与外国人通信中基本上还适用，只是不那么严格。

关于社交礼仪，在欧洲，包括在左派人士中还基本上遵守，我在维也纳时，发现比较正式的招待会、酒会等场合，老一点的男士对女士还行吻手礼。等到70年代我从干校回来到对外友协工作，专门接待美国人，多为左派人士。那时美国已经过60年代的狂飙，也有一个他们的“破旧”运动，许多礼仪就都破了，并以此为荣。

80年代到社科院，与美国人打交道，多为大学与研究机构人士，在礼仪上似乎回归传统，不过书面语言已经大不相同。在电脑普及前一切都是打字，不再手写——根据传统礼仪，晚辈对长辈，或要表示尊重的对象，写信必须手写，打字是不够尊重的。我只遇到一位坚持用手写信的，就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在电脑普及之后，这一切都成明日黄花，连语法、拼法都简化了。

母亲痛恨趋炎附势，同时又坚持“无友不如己者”，对我交往的同学总要做一番了解，家境清寒而品学兼优的她都欢迎，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开跑马场的，平时比较好打扮，总之和我们这种家庭不一样，她就不喜欢我与她深交。到初中时有的同学可以自己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家是不允许的，只有大人带着去，父亲会主动带我看童星（如秀兰·邓波儿）和少年爱迪生之类的影片，有爱情故事的成人电影基本不看。

另外，我家里除了外婆来住的那一年有时请人来陪她打牌之外，从来不打麻将。如果带我到朋友家串门，他们打麻将，我母亲也不许我在旁边看。所以我始终不会打麻将。

我一向不喜欢哼哼唧唧的小儿女态，半是天性，半是后天影响。母亲有两句话：一是“成事勿谏”，一是“堕甑不顾”。都是指已经不可挽回的事，就不要再作无效的争取，或无谓的悔恨。

前者出自《论语》，后者典出《后汉书》《郭符许列传》：郭太（宗林）为东汉名臣，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曾见到客居太原的山东人孟敏，当时是一介平民，背了一个瓦罐（甑），掉在地上摔碎了，他头也不回而去，郭太认为此人能成大器，就建议他去游学，孟敏终于学成，“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汉朝是凭名望和推荐入仕的，孟敏成名后可以得到“三公”的高位，但他却没有“屈就”。这也算古代的“励志”故事。碰巧，后遇陈乐民，他也是信奉“堕甑不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