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今天题目叫做《人性、文化和制度》，是怎么想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我最近的十几年以来写的文章，基本上也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发表的。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五卷集里有不少这一类的文章，像《读书人的出世和入世》、《知识分子的道统的失落和传承》、像《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讲的这个问题。在这之后我又梳理了一下针对目前在中国很多流行的一些观点。

还有，应该说我这个人有点孟子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写东西和发表一些意见，往往都是针对一些我心里不太同意的一些流行的说法有感而发的，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也有这样的背景。

还有我讲的没有什么很深的学术的道理，都是常识和逻辑，都是我自己个人的体验和感想，所以就说“卑之无甚高论”。也许大伙有的人听了觉得这不就是废话，当然是应该是这样的，对于已经明白的人说起来它就是废话。但是对于好多现在主流的流行的说法，我觉得也应该不算废话。

那么现在第一个就是先讲讲“人性”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想到人性呢？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觉得古人比现在的人要好得多，现在简直就是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加上现在发生很多事情，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毒奶粉、毒胶囊，什么事情都可以坑蒙拐骗，无恶不作，好像现在中国人变成这样了。看看外国人也有很多坏事，又是校园枪杀……好像现在人就越来越坏，那么发生这些，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的问题？

我个人一向是人性双重论者，《三字经》里的第二句话“性相近、习相远”，我觉得讲得非常精辟，就人性本来是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的制度里，恶的一面可以大力膨胀，或者是另外一种环境，另外一种制度里，善的一面也可以发挥的非常好。

要是从事实上来看，古今中外有好多非常令人感动的善举和善人，也有很多恶行。

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过来人，你就没法想象那么天真活泼可爱的中学生忽然一下子变成恶魔，争着把老师都给打死了，在某一种环境和某种思想的感召之下，忽然就会把人性的最暴虐、最恶劣这一面就给发展出来了。

比如说荀子一向被认为是“性恶论者”，其实荀子不是性恶，我觉得荀子就是“人性双重论者”。他有一句话说的明明白白，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以两有”，也就人两样都有，有义的一面，也有利的一面。

所谓“义”，在儒家的“义”就是善，是好的一面，儒家认为“利”是恶的一面，其实也不一定。但是荀子认为你即使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像尧舜一样，也不可能让人完全用“义”来代替“利”，就是把人逐利这一面完全去掉，即使一个最坏的皇帝，像桀纣那样的也不可能完全泯灭人的好义之心。所以我觉得其实把荀子说成是性恶论者是不对的，他是人性双重论者。

那么再说什么是人的特点？人的最基本的本性是什么？当然人的最基本的要求诉求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延续后代，所谓“食色性也”，但这个是动物共同的要求，并不光是人的要求。那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人异于禽兽的就是大脑发达。

大脑发达异于禽兽，我可以讲一个我自己思想经历的小故事，因为我们从49年思想改造的时候，学社会发展史，讲猴子变人，人是哪来的？是猴子变的，猴子为什么会变成人？因为他有劳动，他的前肢变成手，所以劳动创造世界。

这个劳动只承认体力劳动不承认脑力劳动，从这个发展下去，我们思想改造都是向体力劳动者学习，脑力劳动者属于剥削的，然后狠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一直我们思想就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根本不承认脑力劳动，脑子是人的本性。

后来就在困难的时期，大家挨饿的时期，我们在北京，又在中央机关，饿是饿不死的，不过饿的够呛，饿的得浮肿，于是天天就想吃肉，因为那时候没肉吃。我就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里面讲到东半球的人之所以比西半球的人先发达，因为他先会吃肉，因为他们的畜牧业先发展了。开始的时候就用奶制品、乳和肉作为他的主要的食物，结果就使得他的大脑发达，也就是说大脑是需要蛋白质来做营养的，他先吃了肉，大脑就发达了，人就更先进了，西半球比较长的时期一直是以植物为生的。

所以我一看觉得大为惊讶，这个惊讶颠覆了我很多这个原来的看法：第一，人的脑子发达是进化的必要的条件，不是光手发达；第二，人吃肉，人想吃肉是非常合乎情理的，那个时候我们想吃肉，觉得心里很内疚，很惭愧，觉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那么受苦的时候，我心里老想吃肉，这个是不太好的事情。后来发现恩格斯说人还是应该吃肉，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所以人之异于禽兽者，是因为大脑发达，因为是有思想。所以人就是应该有思想，才不是动物。

脱离了动物状况的人，最主要的是有思想，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要追求自由的，追求自由也是跟动物一样的本能，动物你要把它圈起来，抓起来放在笼子里，它也不乐意，它总是想往外跑。

但是既然动物也怕失去自由，人也怕失去自由，那么人之异于禽兽，还是因为人还有一个自由——要思想自由，人异于禽兽是在思想方面，那么思想自由是人的本性，这个我想是应该是这样，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事实的。至于说后来思想怎么就不该自由了，那是后来的事情，至少在本性上来讲是这样。

然后人的文明之所以发展到现在，都是由于人“胡思乱想”出来的，思想非常自由的驰骋，然后就探索宇宙的奥秘，然后想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然后创造了人类现在这么灿烂辉煌的文明，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思想的这个自由的话，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我现在讲的不是学术的，是我自己这么想的），有一个就是“利己”和“占有欲”，这个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形容，并不能够算作是恶，因为人总是要利己的。还有小孩从婴儿开始，就发现他觉得哪个东西好，他马上就抓住了，你要让他抢过来，他还抓着不放，就是说觉得对自己好的东西他要占有，我想也是人性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本身是中性的。

什么时候利己变成了恶呢？就是损人，他为了利己而要去损人的时候，他就恶了。所以人类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的开始是让人自律，划清了“损人”和“利己”的这个界限。让人不要损人，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人为了利己而不损人，这个就是各种道德的起源，这个道德应该是人类共同的。

就是说现在老喜欢说东方人怎么样，西方人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好像中西的道德标准有非常大的差异。

其实要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全人类在发展的过程里，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里，它的道德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从根本上讲人类社会群体越来越形成一个社会，不再是自然人了，人不是只是生存而打猎，或者是怎么样，而发生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所有的道德律都是为了不要去损害别人，在你利己的同时不要损害别人，那么再进一步的话，你还要可以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记得蔡元培或还是胡适或者他们俩人都说过，说把所有的国家认为的什么是善行，列一个表，然后中国也认为什么是善，列一个表。另外就是人家认为是善的，你偏是认为是恶的，也列一个，你看哪一个多，哪一个少。你一定会发现共同的东西远远多于不一样的、差异的东西。所以说明文明人的道德伦理观念是共同的。

实际上“价值观”这个词是外来语，中国过去包括改革开放以前，我记得我们就不讲价值观，这个values这是外国来的词。我们一般的都讲道德标准的善恶、是非、伦理这些东西。

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普世价值观呢？因为我刚才讲了那么多道德，大家都是认为是好人的人，你很少跑到一个外国去说我认为这人是好人，他说这人是坏人，标准不约而同都一样。

还有就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共同的追求也是一样，就是自由、公平、人道、和平，这个恐怕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手段，或者是说重点不同，但是基本的追求这些都是相同的。

我们现在讲文化差异，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各个民族特色的文化？这里说的文化差异是在第二层的文化，比如说语言艺术、审美文学、生活方式、习俗礼仪，比如结婚的礼仪、葬礼，这些是各个群体、民族、国家长期形成的，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而且这个不应该求同，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是大家都可以保持它的特色，也无所谓优劣。假如要是这个都一样了的话，那世界就没意思，就很单调了，幸亏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不可能变成一样的，也不必害怕它变成一样的。

那么就算有的时候有一方面的影响特别大，比如说中国人过去过生日是吃寿桃、吃寿面的，现在都吃蛋糕了，而且还唱“祝你生日快乐”，这些都是外来的，但是有什么坏处呢？没什么坏处。假如有人想回去再吃寿桃，那有什么不可以？后来我发现也有，做新式（糕点）的，里面馅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些都挺好的，有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比如说婚礼，外国人已经不完全这样了，中国人结婚非得要穿白纱，后来现在又忽然回去，我知道有的人过两次，在北京是娘家，过一次西式婚礼，跑到上海是婆家，过一次中式的，穿的跟贵妃醉酒里头的人的样子一样，然后还跳火盆、坐花轿都来一套，这个大家愿意，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些都属于民族特色。假如光讲民族特色，就不成问题了，这为什么成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这么样大力的讲文化特色，还要弘扬传统文化，现在又一轮新的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个潮流又起来了，那么究竟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实际上不是文化，是制度，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用文化的问题来掩盖了制度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不要民主，民主不是个文化，民主是个制度，不要人权，人权本身它不是一个文化，那么不要的是保障人权的这个制度和法律。所以刚才我说了，说中国人不应该有自由，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该有自由，外国人就应该有自由？也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要保障自由的这个制度。

所以我觉得那些毒奶粉、毒胶囊这些东西，做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道德很败坏的人，这个不成问题，但是你用道德感化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法治的问题，你不能用法律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的话，惩罚的他必须要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就保护不了那些道德高尚而要做好事的人，这个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由执政者来讲“现在大家道德都太败坏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颠倒是非的，首先道德最败坏的人不是老百姓。第二，治不了这些坏事是执政的缺失，光是说你们怎么那么坏，你们怎么不干点好事，这个不行的。

所以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做药的，他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政府对于那些做假药的人惩罚力度太小，弄得他们没法办，为什么呢？做真药当然要有成本的，绝对竞争不过那个做假药的，做假药的人可以畅行无阻的话，做真药的人只能破产，这是很明白的事情。你保护不了做真药的人，你保护不了那个道德高尚的人，结果最后这个人要么就是他转行，他就破产了，要么他也去做假药。所以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把道德问题来掩盖制度的问题。

当然你也该承认就是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是跟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是怎么来的呢？我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自选集里有的——《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写了，有的时候长期的制度底下形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它就已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它又会影响或者会阻碍制度的革新，旧的势力和习惯是非常的强烈的，在某一个时候决定性的是制度，某一个时候决定性的是文化。

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的时候，制度问题不能说完全解决，但是基本上大大的解决了一步了，就是各种法律保障人的平等自由这些东西，但是顽固的文化非常顽固的阻碍这些前进。所以五四时候的新文化运动是这么来的，觉得已经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了，是人们的习惯，并且是以孔教的名义来阻碍各种，包括婚姻自由，包括思想的平等，等等，所以要提出来挣脱旧礼教的枷锁。但是在某一个时候，是制度在禁锢文化的前进。

就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的真理大讨论、真理标准的辩论的问题，打倒了两个凡是，是一次很大的思想解放。在这个之后，比如说我能够坐在这跟大家讲这些个话，跟那次的思想解放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有时候是制度问题，有时候是文化问题，那么中国人从长期的非常长的、顽固的、坚韧的皇权专制，而且非常精致的制度底下培养出来的有一整套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文化的观念，比如说等级观念、重人治轻法治、重官权轻民权、重家世轻个人奋斗、还有熟人社会形成的那种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对公义的冷漠，还有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去维权等，这个都变成了中国国民性的一个特色，但是这个特色是长期的皇权专制底下培养出来的。

还有人说中国人不在乎自由，讲自由只是一些知识精英喜欢这么讲，其实中国老百姓才不讲自由呢，他们要的是安居乐业，但是安居乐业本身如果要是没有自由的话，怎么安居乐业？比如说创业、居住、迁徙的自由，你的房子说拆就拆了，怎么安居乐业？你要想创业开一个小店，你得去拜好多好多好多“神”，你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的可能。

所以这个安居乐业本身跟自由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不管你感觉到或者是没感觉到，还有比如说香港人和台湾的中国人，跟内地的中国人对自由的要求的程度和意识可能不一样，但是都是中国人，这个文化基因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个说起来都是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在“先有鸡还有先有蛋”（《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的文章里我觉得还是讲得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