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就是政治文化的观念,政治文化观念里有几个比较大的观念是长期形成的。
国家的三种观念
一种就是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大概对国家就形成了两大观念,或者可以说是三个,第三个我待会再讲。
两大观念:一个是从中国几千年来的观念和中世纪之前的西方都是属于君权神授的观念。中国是叫“真命天子”、“奉天承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武力打下来的,因此“打江山、坐江山”这个观念,这个观念还强调世世代代,不仅是一个人打下来,是一个家族打下来,所以江山打下来了之后就属于一个家族,因此是世袭的。
一直到另外一个家族或者是一种势力把你又打倒了,于是改朝换代了。这是“打江山,坐江山”或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是古代的国家观念,这个存在的时间也是相当长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国家的观念——“统治权是民授”这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详细的形成的过程我现在不讲。17世纪的时候,洛克的理论集大成提出来的——就是人作为自然人的时候本来是没有政府的。
比如说在森林里打猎,我看见一个兔子我就打了它,那么本来所有的自然界的东西都是属于大家的,谁都可以拿,但是我打了这个兔子我就付出了劳动,我在这里付出劳动以后打下来的兔子就应该是我的了,开始有私有财产。
那么这个以后,有了私有财产就不能抢了,那么别人要来抢,你又没有打,但是你又要来抢,那么他的力气比你大,就抢走了。
因此人就觉得需要有规范,于是选举出一些人来管这个事情,就让渡出来执法权,别人来抢我的时候,我不自己打死他,我就诉诸那个我们选出来管的那个人,让他来管这个人,这样慢慢就开始有政府,所以政府的最基本的职责是保护私有财产,选举出来请你保护我的私有财产。
然后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打猎了,所以大家给你一点东西,让你能够生活下去,这就纳税了,所以是这么来的。所以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国家,是纳税人举出来的统治者。
因此统治权是不能够继承的,财产权是可以继承的,父亲打猎得来的东西可以给他的孩子。但是统治权,这个人死了之后,另外再举人,不能说就可以给你的儿子,所以这个是现代国家的观念。
这样一来的话,谁养活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过去在皇权时代叫做“食君之禄”,都是说得忠于那个王朝,因为我是已经“食君之禄”了,这个是皇帝养活我的。那么现代国家的观念是纳税人养活这些公务员,整个就倒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正在从第一个观念转到第二个观念,现在开始有纳税人的观念了。这个纳税人的观念在中国还是非常新的。我有一次乘出租司机经过一个非常辉煌的政府大楼,他忽然说:“这还不是都是拿我们纳税人的钱盖的”,我说这人开始有觉悟了。
这个还是挺新鲜的事,就是大家现在都把纳税人搁在口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所以知道自己原来有权利,而不是说上面恩赐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的国家,其实跟第一种是一脉相承的,到那时更加新的形式,就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里讲的国家,就是说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那么,这么一来的话根本不承认法治,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阶级永远不会平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阶级怎么专政呢?一个阶级有那么那么几百万的工人,怎么专政呢?于是乎就得有一个政党,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也不是那个阶级的工人选出来的一个党,是自己就成立的一个党,自称代表工人阶级,但这个党有好多好多人,他也不可能那么多人一块执政,于是就由领袖来执政,所以有少数几个领袖,然后这个少数几个领袖慢慢就变成一个人专政了,就是高度集权。
这个集权远远高于皇权、君权神授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又自称是阶级,授的是人民授的权,老老实实的就说天给我的权利,又不承认有天,他只好说是人民给的权利,这人民是非常非常抽象的。
为了要说明这样的一个制度是合理的,把别的第二种制度也说成是专政,就是说我说的第二种的现代的纳税人举出来统治者的这样的制度,说这个就叫做资产阶级专政,所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发展到文革的时候,就叫做“国家是镇压的工具”,这句话是用林彪的口说出来的。所以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只有人压迫人了,永远平等不了了,永远法治不了了,法律根本就不存在了,现在这个已经站不住脚了。从苏联东欧解体以后,这样的一个国家形式和这种观念本身这种文化应该是说站不住脚了。
人治还是法治?
第二个关于政治文化里的一个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也是从古代以来,人治是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有所谓暴君和贤明的君主,好像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老百姓的影响也非常大。
因此,人治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有这样一种观念,这个也有它的合理性。人是不一样的了,当然就有很好的统治者或者很能干(的统治者),他的效率非常高。比如说彼得大帝要让俄罗斯实现工业化,就靠他专政的力量,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要是大家来讨论半天的话,还不行,就不会这么快。
比如像邓小平要改革的时候,他说要是没有民主集中制,要不集中的话,就像外国的议会七嘴八舌讨论个没完,到现在还没开始改革,根本就开始不了,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个是事实,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之下,人治可以起到比较高效的作用。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持久不了,难以为继。一个是“人亡政息”,彼得大帝就是这样,他花了那么大力气,俄罗斯的工业化是奠定了基础,但是他连农奴都没解放,等到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都把他的政策都给废了,因为他采取谁要反对我改革就杀头的政策。
还有就是说人还没亡呢,他人自己本身就变了,就说一个非常英明的君主,他要老是统治下去的话,而且他统治时间很长,大家谁也不敢反对他的意见,他一句批评的话也听不进,他自己也就变了,也不会老为人民做好事了。所以说绝对的专制绝对导致腐败,这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儒家的人治的观念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到底是让老百姓有德,还是统治者自己有德?按照孔夫子的想法是,最早应该是统治者自己有德,然后才教化,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草上之风必偃”,然后老百姓就随着你,“以身作则”这句话就是儒家最重要的一个对统治者的要求,必须以身作则。
那么孔子所谓的“君子”是什么?过去孔夫子讲人要做君子,指的是道德高尚,大家都是说这个事“君子不为也”,在文革批林批孔的时候,上面说孔子说的君子是指的奴隶主、指的贵族、指的统治者,说明孔老二代表奴隶主。
后来我慢慢的理解就是其实孔夫子那里的二者是一回事,在位的君子就是统治者,他必然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他希望的是所有的国家都是由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来统治,然后他教化,以德治国,不要用强制的手段,一感化然后老百姓大家都变成有德的人。
但是这种理想他从来没实现过。在他那个时代,他向往的周朝的那种情况也回不去,所以最后说他要“乘浮于海”了,他只好到海上去了,他这个是一种幻想,他幻想的缘故就是他没有明白,一旦当了统治者,权力不受监督的话,必然就成不了君子了,一定从君子向小人方向过渡。
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掌权者一定要腐败,这个不能苛求于孔夫子,他2000多年以前他不一定知道这个。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而且是屡试不爽,没有一个例外。所以人治的观念是不行的。
也许是在农业社会的时候也许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的速度比较慢,竞争不那么激烈。你在农业社会,老百姓在等级制度下,老百姓还可以说知足常乐,我认命了,我就这样了。
但是在现在这么激烈的市场经济情况之下,还有借着特权聚集了亿万资产的人,一身名牌,据说他一出场,他身上的所有的穿戴就值不知道多少钱,然后他忽然在人大提出一个提案,说要给大家建立一个道德档案,为了提倡以德治国,这个能让人信服吗?让谁的德,让什么德来治什么人?这个完全就属于一句笑话了,现在再讲以德治国是讲不过去的。
那么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依法治国,就是法治,所有不管你的文化基因是什么,不管你的习俗是什么,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它只是用一部宪法来管你,不管是什么国家的移民,你信什么宗教都没关系,但是必须服从这个宪法,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以宪法为准,这样是一种依法治国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非常复杂,而且竞争又很激烈,各种各样的利益,既有互利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能就用德来感化,这个也是不现实的。
*本集内容选自2012年7月香港书展名家讲座《人性·文化·制度》,根据音频的特点进行编辑,有少量删减及配乐等处理。
内容编辑:加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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