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中苏关系破裂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是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原因，而且赫鲁晓夫那会在党内的威信也是越来越低。

 

这样一来，就有一批人策划着要把他给弄下去。后来，正好赫鲁晓夫老是一疗养，他就长期不在莫斯科，人家正好趁这个时间在底下活动。其实赫鲁晓夫在疗养地的时候，已经有消息报给他了，因为他毕竟也有眼线，有各地友人告诉他了，说：“很可能要发动政变”，他还不信，“不会吧？哪能呢？那上次就让我给灭了”。

这次一到克里姆林宫，一召开会议，又要撤他的职，他又是那一招，“我得做检查”，他又要发言，人家说，“您甭发言了”，马上决定了，就撤了。所以1964年10月份，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赫鲁晓夫下台，其实从政治路线上来讲，上台的这些人就都是保守派了，以勃列涅夫，苏斯洛夫这么一批人为代表，他们是反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这批人。

从后来勃列日涅夫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比如经济改革倒退，言论自由又压制收缩了，对外政策采取了跟美国顶着干，采取扩张的政策等等，这些方面都反映出，其实苏联新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方针，是更保守了。但是呢，中苏双方的关系并没有缓和。

关系并没有缓和的原因呢，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当时寄予了很大希望，因为中共原来的矛头就是对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了以后，当时认为很有可能就能恢复中苏关系。

所以周恩来正好是11月7日，这又是苏联的十月，国庆节，周恩来就带大队人马去庆祝了，去参加庆祝典礼过程的时候，想跟格列涅夫谈恢复两国关系的问题。结果这里头出了个事。

 

什么事呢？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案件。马林诺夫斯基是苏联的国防部长，他是个军人，比较粗。那天晚上喝酒，开鸡尾酒会，这样大家在那喝酒。这俄国人喝酒，是什么特点呢？他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喝酒是喝这个过程，弄杯酒，慢慢喝，聊着天吃点菜，喝点酒吃点菜。俄国人是喝那个结果，希望越早醉越好。

我到俄国去开会，经常是这菜还没上来，咚咚两杯伏特加就下去了，等菜上来，他们就上桌子拉手风琴、跳舞，他就要这劲。

这酒会刚开始，马林诺夫斯基就喝多了。醉醺醺的，他就找贺龙，他说：“其实咱们两党是好兄弟，我们不应该吵架，都是赫鲁晓夫跟毛泽东，就他们俩不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干掉了，你们回去把毛......咱们两党就好了”。这贺龙是不懂俄语，他没听明白，王大刚是翻译，他在旁边一听，脸都吓白了，就没敢翻译，他就去找周恩来了。

我都是听阎明复说的，就是周恩来的翻译跟我讲的，阎明复当时给周恩来当翻译，他就跟阎明复讲了，阎明复一听也吓坏了，“你前头说的都没事，你就别最后说上毛啊，这玩意，这话说出来，这就杀头之罪啊！”所以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也吓坏了，立刻率全队撤离，马上就走了。

这勃列日涅夫正跟他喝酒呢，怎么都走了。什么事啊？都没弄清楚。晚上回去一调查，说是马林诺夫斯基说了这么一番话。

哎呦，第二天一早列日涅夫带着全体苏共中央委员，到周恩来下榻的宾馆去道歉：“实在对不起，马林诺夫斯基这东西，真是酒量又不大，就胡喝，酒后失言，酒后失言，实在对不起”，周恩来说，“哪里呀？这是酒后吐真言呐，这就是你们苏共中央的态度、立场，不谈了，不跟你们谈了”。

当然这个事（在中苏关系上）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呢？因为我们跟俄国学者开过几次会，这个事是真事，是肯定的。不但俄国人的回忆录里有，中国人的回忆录里也有，因为它就是这个宴会酒宴上发生的这么一个事。

这里头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双方两党的面子的问题。因为，中国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和好的前提是苏共中央要发表声明，承认‘苏共二十大’的路线是错误的”。

这个就让苏联人非常为难，他们心里知道不会再按照“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走了，但是你不能让他说出来，他说出来多没面子啊，“那我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这领导人还怎么当啊？”

但是毛呢，他就是要让你说出来，“你说出来你就没资格当这领导人了”。我想马林诺夫斯基那个事，当然周恩来怎么想的我不太清楚，因为这对周恩来来讲也是一件太可怕的事了。

他要回国说了这个事情，那还了得？但是这个事，从大的政治环境上来讲，我想不会，俄国人有句话，当时他们在俄国党内，都说“这中苏关系没有缓和，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是他们说的这样，我想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大概恐怕主要还是中共提出的这个条件，苏联人没法接受。

“我怎么能公开说我的路线错了？我可以慢慢改，不按那个路线办就是了，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这个路线就错了”。但是没有这一条，毛就不干。

所以1964年这次中苏缓和的机会，就没有实现，双方就错过了。从那以后，中苏关系就走向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党的分裂变成了国家关系的破裂”。

这个呢，我们就下节课再讲。下节课我们讲这整个国家关系的破裂。

 

那现在我们把两党关系的破裂这三年做一个大概的小结。

它背后中苏关系的走向，有这么一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当1956年、57年它们关系最好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和作用是越来越大。而苏联呢，相对来说，减弱。

这几件事造成的，第一，“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三，苏联党内“七月事件”的影响。那恰恰是这三件事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影响，就不断地上升。

这样子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权的问题。那么出现领导权的问题之后，那个时候在北京和莫斯科都唱着一首歌，这歌怎么唱我想不起来了，但歌词我记得说：“社会主义天空上有俩太阳，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斯大林”。你想这天上有俩太阳，这不是有问题了吗？肯定这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还不能同时出现，对吧？这中苏两国两党的问题就有点类似于这个。

所以到1957年的时候，这天上就“俩太阳”了，这就预示着要出问题了。那么问题的后来发生呢？就是如果他们俩第一，没有分歧的话，路线完全一致，俩人谈谈吧，还有的说，还有的商量。但是1958年以后就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的出现，主要是对形势估计的判断和一些思想理念的不同。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苏联已经建国40多年了，一直在体制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的国际体制，基本上就是斯大林跟罗斯福制定的。所以它是在这个体系内的，它要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有事它要跟人家谈判，它要发照会，它要怎么样......它有一套规矩。

但是中国呢，一直就在这个体系之外，当时既没有参加联合国，也没有跟更多的国家有什么外交关系。所以毛的一套思维方法，他的理念跟苏联是相差大概30年的。所以苏联人“苏共二十大”想到的一些根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对形势的估计，对战争的问题，对革命的问题看法，对夺取政权的等等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已经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发生了变化，而中共的思想基本上还停留在革命的时代。

我想这是中苏发生分歧的思想基础的一个原因，它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有大概20年到30年的时间差，而且它们在这个国际体系当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所以这个分歧是必然出现的。一旦中国人感到他有资格说话的时候，就要表现出跟苏联不一样的这种想法。

有些想法，毛其实隐约地以前也有，我跟你们讲过，比如“和平过渡”的问题，其实1956年他就有点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会中国没资格说话，你那么穷，又穷又弱，说什么话？

但到1957年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到1958年上半年，中国的地位蒸蒸日上，所以毛这会就什么话都敢说了，什么问题也敢谈了。这样子到1958年，这个分歧就出现了。

 

那么出现了分歧以后的第三个逻辑是什么呢？谁都不能认错，谁都得说自己是对的，因为“我要是错了，我就等于让出这领导地位给你们了”。苏联当然是不愿意让出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而毛要争这个领导地位。

所以它们最后就一个任务，就是要证明“我是正确的，它是错误的”，它要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当中表明这一点。

因为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掌握在谁的手里头，谁就是掌握了话语权，谁掌握话语权，他就掌握了领导权。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逻辑。

那么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就是在这个逻辑的循环中发展变化的。那么到了1965年，特别是在这以后，就不是这个逻辑了。它就不是党的关系的逻辑了，而是国家关系的逻辑了。

所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怎么走向国家关系的这种破裂？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这个安全的因素、国家关系的因素，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为我曾经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史学界一直在争论，到底什么东西影响中苏关系？到底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安全利益，还是什么主权观念，还是什么？我分析呢，就是它是在不同的阶段，到了1965年以后，应该是这个时候就是党的关系的破裂就发展到国家关系的破裂，而国家关系的破裂最后运行的规则是一种安全因素，国家利益的因素在起作用。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下节课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