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无法回避，中苏分裂后的边界问题

从1960年，大概到1962年，这个时候中苏关系的变化有一个性质上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虽然都是中苏分裂，双方在吵架，但是到了1965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的关系的破裂就导致了国家关系的破裂。

 

两党关系的破裂主要一个是反映在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斗。“九评”苏共事件，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在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包括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分歧。

从现在来看，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来看，当时中苏两党的这种争论总体来讲，主要就是当时中共的想法还是停留在“革命时代”，苏共的一些考虑呢，已经把自己融入到整个国际体系当中去了。

所以它的一些考虑，其实后来苏联共产党做的很多事情，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们的一些方针政策和后来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的一些提法、方针、政策很相似。也就是说，过了二三十年，其实中国共产党对问题的考虑就回到了原来苏联共产党考虑的那些方面，比如对经济的改革，对时代的认识，到底是革命的时代，还是战争的时代，是和平的时代啊，发展的时代。

现在把6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文件文章拿出来，和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其实这种差别也是造成中苏之间争论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有20到30年的时间差。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没有这种体验，而苏联共产党已经成立四五十年了，掌权了四五十年，所以它有很深的一些体验，而这些体验当时是中共想不到的，或者理解不到的，理解不了的。

后来嘛，当然理解了。但是到了60年代的后期，中苏的这种关系就开始转向国家利益的冲突。 核心的问题还在于毛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因为这里有一个关系我们要搞清楚，就是“文革”和毛对苏联的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和毛为什么要坚持反苏，其实这两点是可以交汇到一个焦点上的，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特别担心政权的丢失。 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从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的时候，就有这个担忧，一个靠着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政党，怎么能够维持住这个政权？他很担心出现像李自成那样的情况。

李自成当年就是揭竿而起，带领一帮人最后攻进了北京城，他自己坐上了金銮宝殿。但是没几天，农民军就腐化了，进了城，就抢钱，要钱、要女人，所以李自成倒台有很大的原因是跟整个农民军腐化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刘宗敏，因为当时他霸占了陈圆圆。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相好。

本来吴三桂是有心要投靠李自成来抗拒清军的，结果这件事一弄，他反而就投靠了清军来打李自成。所以这些事情呢，包括后来牛金星啊，他们就是李自成手下的，很多人都腐化了，最后李自成败走陕西、山东，还是最后被剿灭了。

那毛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他提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保持政权稳定呢？那就是党必须要清廉，要和民众打成一片，他提了很多点，“戒骄戒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但这个问题呢，就一直就止不住。

你想一个政党，原来很贫穷，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突然一下整个全国的权力都集中了，而且没有人能够跟它来分享这个权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干部的腐化现象。 其实呢，毛也一直在警惕这个事情。

比如抗美援朝期间，就枪毙了当时在中国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俩人当时都算是中共的高干了，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那会儿贪污大概1万块钱，就被枪毙了。很多人来说情，毛就坚决不干，必须得惩治。为什么？他就是担心这个队伍的腐化问题。

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毛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执政党要搞不好，就会跟人民群众发生矛盾，跟人民群众发生矛盾，人民群众就会推翻你这个执政党。这是波兰、匈牙利，特别是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八届二中全会，中共有这么一个共识，有这么一个共识以后，毛的一个思路就是要“整风”，所谓“整风”其实就是“整党”，只不过就是因为当时党内很多人都反对，所以他又邀请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没想到，你让人家讲话，人家就一讲就讲的问题的“根上了”。

就说“不能一党执政，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下边普通干部的问题，是上边的问题”。所以他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开始搞“反右”，这一下他原来以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都改造好了，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内，结果发现其实还有问题。

当然这些人就更“可怕”了，因为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所以“反右”就又把矛头对准了党外。那1957年的这个事过去以后，毛仍然想着“整党”的问题，所以1959年“反右倾”，就是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矛头主要也是对准党内。

为什么一直搞不下去？就是时间越长，掌握了政权以后，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的集团，他们就会相互地保护，按老百姓讲就是“官官相护”，其实这就是一种官僚化。

那么到了1964年，毛想了个办法，“搞四清”，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最后只好发动群众把它打倒。“文革”的问题咱没时间细说了，我就讲他这个思路，一脉相承这样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60年代初中国就发生了跟苏联的冲突。跟苏联的冲突，让毛泽东更深一步的看到了这还不仅仅是一个腐败的问题，贪污、享受的问题，而是这些人站到这个位置上以后，就不想革命了。 毛一生是一个革命者，所以他最后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继续革命”，就是“革命后的革命”。

革命本来已经完成任务了，已经把国民党的命给革了，把旧中国的命给革了，那还搞什么革命？他提出了一个“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从哪来的呢？就是从对苏联的变化的理解，他的认知。

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出现的一整个“修正主义”路线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要革命了。提出“和平过渡”的理论，就是怕革命，一革命就要斗争，一斗争就引起跟美国的矛盾，一跟美国有矛盾嘛，又有一个原子弹，所以他说他们“怕得要命”。

其实1957年到1960年，毛一再跟苏联人讲，“战争不可怕，我们也怕战争，他们也怕战争，但谁更怕呢？帝国主义更怕，他们怕死，咱们不怕死”，就一直没有说服苏联人。所以苏联坚持的一条路线就是不能再打仗了。

“你特别在核武器的状况下，在美苏这样超级大国对峙的状况下，你再打仗就是人类的毁灭嘛”，但这个毛又不理解，所以双方这个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在这种情情况下，毛就认为这是苏联整个党的变质，而不是个别干部的腐化问题。这样他就把这两个问题就连在了一起。“文革”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反对苏联，反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要在中共党内确立一条“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路线。

这样子，所以“文革”跟“反苏”“反修”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相互影响的作用。

在中苏关系发生了延伸到国家关系层面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边界问题。

因为导致中苏之间利益冲突的其实问题是没有的，应该说没有别的值得注意的因素。比如在经济上，在原来提出“大跃进”，说苏联停止给中国的援助，所以引起中国的不满。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看材料你就很容易理解。

“大跃进”的时候，确实是中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苏联的。当时是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那么正好赶上“大跃进”，所以中国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经济援助苏联是尽量了满足了中国的要求，所以你看1958年到1960年又连续签了两个经济协定，又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所以这个不是，不像有些学者讲，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于经济问题，不在于经济问题。主要的是涉及到主权问题，也不是什么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问题，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因为关于海军的问题，最后还是1959年2月4日签订了海军协定，那苏联还是答应给中国，除了核潜艇，还是都给了中国，所以也没有说非要搞什么联合舰队，要侵犯主权。所以原因也不在这。

引起冲突的焦点，其实就剩了一个，就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就非常复杂。为什么呢？这也涉及到在中共的头脑当中，怎么看这个边界问题？因为中国是这样的，中国历来的边界就是模糊的。

从古到今，到清朝的时候这个中国边界没有一个是划定的，因为亚洲国家的历史的发展，国家形成的过程跟欧洲不一样。欧洲进入从中世纪进到近代社会，它就是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所以它的边界是比较清楚的，谁统治到哪，大家早就说好了。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向来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其他周围基本上都是藩属国。

反正“你今天跟了我，明天要不跟我，都无所谓”。从大清朝来讲，它也不大在乎那个土地，毛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思想就继承了这种传统中国的思想。 其实毛并不看重边界问题。咱们上次讲1959年冲突就是这样，、跟缅甸签定协定的时候也是，当时为了1955年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当时周恩来很早就注意到中国边界很不清晰。中国跟缅甸、中国跟尼泊尔、中国跟越南、跟朝鲜、跟苏联，没有一个地边界是清楚的。

那解决缅甸问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中国很大，“你都拿去，只要咱和平就完了，那地中国这么大也不缺那点地”。

中苏边界呢，它又加了一层因素，就是共产党的那种理念。因为共产党原来起家的时候，你看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他们一直认为，将来这个社会是个“大同社会”，是个“大同世界”，“无产阶级都是一家人，要什么边界？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无产阶级无没有祖国”这种口号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么中苏关系当时又那么好，所以虽然边界不清楚，但是没有任何问题。东段还好一点，因为东段基本上以河流为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那你到西段的时候，全是大山，全是草原，没有什么边界。

所以那会我看新疆的档案里头写的，中苏边界的状况在新疆就是“有边无界，有界无防”，也没有人防守。很长一段时间，在霍尔果斯口岸，就是从北疆到苏联的口岸，中国是不设海关的，就苏联一边设海关，“你过了这个就算过了”。

所以到夏天了，大伙赶着牛赶着羊都到山这边，到冬天赶着牛赶着羊又到山那边，非常混乱。 但这个问题呢，到了1959年、60年的时候就出现矛盾了，因为这个时候双方关系不好了，不好了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这是我的地，你不能再来了，那是我的地，你不能再来了”，这样子发生了这个冲突以后，就由小到大，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这种事件，这个时候就使得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现在这个边界问题已经已经是可能引起双方冲突的一个导火索，一个主要因素。

所以到1963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划界，要把它确定了。那么中苏边界，其实主要现在是解决了，后来签了这个协定。它主要就是有一些争议地区，中国说“这个地方应该属于我们的”，苏联说，“这个地方应该属于我”。

其实主要就需要划定争议地区，而有争议的地区呢，大部分都是苏联实际占领的。它有几条线，一个条约线，实际占领线，争议地区讨论的就是这个。

那个时候啊，就是1963年到1964年，双方在讨论的时候，其实那会中国也还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让步，原则上苏联占的就归苏联了，大家不惹事生非就完了。所以1964年的时候，周恩来跟苏联的边界代表团基本上草拟了一个协定。

这个协定的内容跟后来1990年签订的差不多，在东段，东北这一边，当然在西段，后来让给苏联很多土地，那是因为苏联后来瓦解了，分解了。分解了以后，中国为了跟中亚这几个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搞好关系，所以帕米尔高原还有很多地方大部分都让给他们了。

在当时来讲呢，双方其实谈得挺好，所以1964年的8月份就草签了一个协议，这本来呢就应该把这个边界问题消除了，把这个容易引起两国冲突的隐患消除了。

这个隐患本来是应该消除的，周恩来也挺满意，他就跟代表团说，“请你们都去我们北戴河疗养”。那么在北戴河疗养的时候，这个草案一方面送给了毛泽东，一方面就送给了赫鲁晓夫。

结果毛泽东突然在一次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代表团的时候，突然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现在还有一笔账没跟苏联算，沙皇俄国占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笔账早晚有一天我要算”。

他这话一出，人家第二天这日本人回去就给登了报了，这一登报就不得了了。因为这话很有一种挑衅的味道说，“你占了我150万平方公里，我要跟你算账了”。

这个弄得苏联非常紧张。“你怎么算这笔账啊？我要不给你，你怎么办？莫不成要打起来吗？”本来赫鲁晓夫都要签字了，“就这么办吧”，一看这个，“这有什么用啊？你看毛泽东说的那话”。结果下令就让苏联代表团回国，不谈了。这事就搁下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毛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他根本就不想跟苏联把这个关系给它搞好。毛你想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的人，他处处都保持着紧张状态，“享受太平生活，你就不革命了？”

他小时候就讲，“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这个当然跟着赫鲁晓夫就下台了，一个月以后赫鲁晓夫下台，这个边界的事，就搁下了。

那再接着就是中苏的外交关系就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那会也是很过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 包围苏联大使馆”，结果弄得这个关系就突然一下非常僵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