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我的精神故乡 | 家教与熏陶

 

家庭、师友、学校无形的熏陶，形成我的底色。总括起来就是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中加上融入世界潮流以求民族振新的追求，在国和家之间，当然是国先于家，这是他们这辈人的共识，也在我的成长期打下深深的烙印，形成不言而喻的终极关怀。

父亲以他的为人树立了一个家风，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强调自立，以白手起家为荣。母亲提到他当学生时就放弃继承权这一事迹时总是充满欣赏，并以自己在他还是两手空空时决心同他结婚而自豪。父亲个人的生活十分规律，早起早睡，按他认为对健康有益的食谱进餐，几十年如一日。我从小就记得他从不迟到，并且痛恨迟到。这一点成为他衡量别人的标准之一。对于晚辈睡懒觉、拖拉、懒散，他简直不能容忍，见面就怒目而视。

所有这些，无形中对我们姐妹产生影响，我们三人性格差别很大，但不论各自有什么缺点，至少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的，那就是懒散和在逆境中颓唐自弃。

后来在漫长的思想改造过程中，我交出无数“思想汇报”“总结”、“检讨”等等，最常用来批判自己思想根源的就是自幼所受的“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现在用中性的语言来说，就是中西文化混合的民国教育。

我大约从三岁开始认字，到十七岁高中毕业，凡十四年，思想的底色，或曰“烙印”，就是那十四年中潜移默化铸就的。无论从所读的书本还是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还有家里经常来往的亲友，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规范——仁、义、礼、智、忠、信，重然诺、讲气节等等，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都融合在一起，没有感到过有什么冲突。

由于我父亲的职业，来往的多为典型的中产阶层，其中大多数是留学归来实业救国的先驱。旨趣和价值观基本相同，与我同辈的玩伴所受的教育也基本相同。

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在晚清到民初的前辈那里肯定有过痛苦的纠结，经过几代先贤的努力，吐纳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所以到我们这一辈，一种新型的教育，传统与世界接轨的价值观已经形成，古今中西已经不那么纠缠不清了。当然在不同家庭、人群，以及个人身上都有其特性，有的趋传统、保守些，有的更“洋化”些。应该承认，我所成长的环境，在全民范围还是少数，但是在城市中等阶层，或者广义的知识阶层中还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这一代人家国之痛也是与生俱来的。几乎从会唱歌起，就跟着表哥表姐们唱几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耀华校长被日本特务暗杀于我家的弄堂门口，这一记忆刻骨铭心。地理课老师告诉我们，中国地图是桑叶形的，旁边就是日本岛，如一条蚕，蚕要吃桑叶。到高中的地理课，老师又画一地图，显示中国原来是桑叶形的，然后北面切掉一大块，变成公鸡形了。那切掉的一块就是外蒙古。

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外读物，岳飞和文天祥、班超投笔从戎、祖荻闻鸡起舞、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都是耳熟能详的。所有这些在我幼年到少年的心灵中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家庭、亲友到学校都有共同的情怀和大是大非的观念。山河破碎、民族屈辱是我们几代人的痛，民族振兴是共同的梦。抗战八年正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大部分时间，而且是在沦陷区天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耳熏目染中形成的对个人前途的朦胧意识，总是和国家“光复”联系在一起的。

抗日是与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我当时对政治学、社会制度之类完全处于无知状态，但是“法西斯”代表独裁，代表一切不民主、非人道的制度和做法，则是本能的共识。另外，自幼所受的民国教育当然是反皇朝、反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即使由于在沦陷区，所受公民教育时间很短，但是也已形成了初步的公民观念。

所以，光复后所向往的，当然是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这个口号已经被各种政客滥用得太多了，后来又被赋予各种不同的诠释，弄得面目全非。但的确是我心之所向，尽管具体的内容是模糊的。除此之外，男女平等、妇女独立，这一观念也根深蒂固。

吊诡的是，所有这一切，在日后面临必须以新的意识形态改造自己的时候，既是难以克服的障碍，某些方面却也是促使自己自愿修炼和皈依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