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胜利的狂欢与失望 | 家教与熏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大家奔走相告，举城狂欢。那一年我十五岁，这大概是我少年时期最不寻常、有震撼力的经历。尽管学校、家庭多少提供了避风港，我从懂事开始，多年来还是或隐或现感受到那份国土沦丧的痛楚、压抑和对“光复”的期盼。所以“八·一五”这个日子带来的解放感和欢乐是终身难忘的。

对于沦陷区的中国人来说，“中央”是一个美好而神圣的名词，“蒋委员长”的威望很高。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在重庆、在内地，国民政府已经显露出种种弊端，遭到诟病，蒋介石本人也经常受到舆论批评。而在沦陷区，他还是承载了抗战的希望。胜利后不久，播放了蒋介石向全国人民的讲话，开头一句宁波口音的“我亲爱的同胞们！”，使无数人为之动容，为之热泪盈眶。似乎百年屈辱从此一扫而光。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生。

胜利日是在暑假中，开学后又恢复抗战前全校师生每周一早晨的“周会”，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不再唱那个伪政府指定的“日月光华，纠缦缦兮……”，而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我站在操场上，沐浴在初升的阳光下，真的内心充满神圣感。

没有想到短短四年以后，又听到另一位领袖，另一种方言的广播：“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又赢得无数不轻弹的男儿泪，也是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期盼：民族屈辱一扫而光，古老的民族获得新生！海外游子纷纷回国。

再后来，几经沉浮，几经劫难，民族精华备受摧残，全民濒于破产。再后来，宣布打倒“四人帮”，又引起举国欢呼，人人额手相庆，民族复兴从此有望……苦命的多灾多难的民族！可怜的中国人！何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随人摆布，一次次从希望到失望？

胜利后不久，迎接盟军。各学校组织学生到指定的地点欢迎在天津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对于美军，老百姓也是欢迎的，都知道他们帮我们打日本，常有路人向他们竖起大拇指。但是不久，就发生了矛盾。

一种是生活方式的冲击：美军俱乐部常常举行舞会、招待会，当然少不了邀请女士们参加，其中还包括在校女学生，逐渐交上了朋友，于是就常有美国大兵挽着年轻女士走在街上，路人为之侧目；还有美国兵带着女人开着吉普车，招摇过市，此类女人被称为“吉普女郎”，大多不是良家妇女，但也不排除有些特别时髦的良家女自愿寻找刺激，更使中国人认为败坏了风气。时间长了，军纪松懈，常有喝醉了的美国大兵当街撒野，调戏妇女之事，中国警察不大敢管。

于是美军的声誉开始下降，天津一些有教养的家庭，特别注意管束家中女孩子，远离美国兵。我们家根本不会有这种交往的机会。不过原来我夏天傍晚常常和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兜风乘凉的活动就此停止了。从安全考虑，一般黄昏以后母亲就不让我单独上街，我自己也不敢。

胜利以后的半年内，学校课外活动十分活跃而丰富。我参加了歌咏团，记得唱黄自作曲的《长恨歌》，觉得特别好听。各班还办壁报。我被选担任壁报的编辑（就一个人连约稿带编辑带排版，动员字写得整齐的同学帮着抄），一星期出一期，学着报纸的语气，大标题、小标题，像煞有介事，自己特别有满足感。不过大概只办了一学期，就无疾而终了。

那个期间的“大事”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杜聿明曾来学校做报告，大礼堂坐得满满的。我按照报纸的格式把这两件事作为壁报的头条新闻，自以为很得意。谁知若干年后，在“思想改造”“交心”运动中，这件事也是一个需要交代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战犯杜聿明被当作正面人物“报道”，当然是严重政治错误。在为此检讨时，连我自己也不敢强调这只不过是一份中学生贴在教室墙上的壁报，而我那时尚未成年，只有十五岁！

到1946年底，出现“沈崇事件”，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发生在北平，天津也有游行抗议，美军的形象就在国人心目中彻底崩塌，“美国大兵”成为负面词。尽管美方出动宪兵，整顿军纪，为时已晚，影响已经不可挽回。

那是我在高三的寒假前夕。有一天班上忽然进来几个陌生的青年人，和老师打了招呼后，就站到讲台上开始演讲，他们是北平来的大学生，向我们讲述了沈崇受辱经过，以及政府交涉软弱无力，并号召大家起来参加抗议游行。此事我们已经听说，经他讲述、动员，自然群情激昂，议论纷纷。放学后，与许多同学一起买了各种颜色的纸张，到我家来一同写标语、传单、制作小旗，准备在约定的日子游行。

校方对学生要上街游行似乎没有采取制止的措施，我母亲的同情当然也在学生这一边，她对同学来我家写标语都热情接待，但是到了要游行的那一天，却把我关在家里，不让参加，因为听说军警已经准备镇压，她一心只想保护我的安全。事实上后来并没有发生军警镇压游行之事。

国民政府收复失地本是大快人心之事，但是一上来几项政策就害苦了百姓，迅速丧失人心。

一是接收变“劫收”。惩治汉奸、罚没敌产，这本是正当之事。但是最不讲理的是把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民族工商业和普通中国人的私产都定为“逆产”，赶走日本人后不还给原主而加以没收，如果原主抗拒，还可能摊上“通敌”之罪名。这不但阻碍了生产力的恢复，而且不少财产被有特权的官员变相侵吞中饱私囊，使腐败变本加厉，因此被讥为“劫收”。

另一件事是兑换法币。沦陷区的居民手中是日伪发的纸币，中国政府回来了，当然应该换成当时通用的法币。政府却规定，以1：200的比例兑换，就是说200元伪币才能换1元法币。当初日伪当局是以1：1的价格用他们发的伪币换法币，后来又以1：2换过一次，老百姓已经吃亏了一半。如今等于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只剩二十五元法币，而且此时法币已经贬值。后来我见到陈立夫的回忆录，强烈批评这一政策把人民全给整惨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

长财政者（他说是宋子文）自以为得计，实际是使“民穷财尽”。所以胜利后内地来人手中握有法币，1元顶200元，对他们说来，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大肆抢购，更加剧当地老百姓的痛恨。我当时自己不花钱，尚无切身感受，但是从大人们的口中也听到不少这种埋怨和牢骚。多年以后，西德和东德统一，西德政府决定两边货币以1：1兑换，东德居民大占便宜，西德居民也能承受。对比之下，做出这种极端短视而自私的政策的政府，已经孕育了败落的因素。

与我直接有关的一件事，是教育局接管之后，要对沦陷区的学生进行一次“甄别”考试。这一决定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认为沦陷区的学生程度不合格，本身带有歧视性质。此事引起学界普遍愤慨，抗议、抵制。我原来没有想那么多，出于自信，认为考试有什么可怕，考过了不是适足以证明他们的歧视没有根据吗？

后来听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国民党当局的真正目的是要“甄别”出在学生中隐藏的共产党，也有教育界的复杂人事关系、地位和派系之争。是耶，非耶？我至今没有弄清楚。总之，此事最终被反对掉了，考试没有实行。但是已足以令教育界的师生感到寒心，进一步疏离。

抗战后期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有不少投机商发“国难财”，囤积居奇。一宣布胜利，大家纷纷抛售物资，物价猛跌，加之有许多联合国救济物资，进口面粉、军用奶粉、罐头、衣服、被褥等等，满大街地摊上也卖军用“剩余物资”。我第一次见识到各种新奇物件，包括鸭绒睡套。一段时期内老百姓日子好过起来，经过长期的物资匮乏的生活，可以松一口气了。听说不少投机商破产跳楼。

好容易迎来和平不久，内战的乌云又在头顶盘桓。我虽然不懂政治，但也和大人一样企盼千万不要再打仗。我家的熟人似乎都对马歇尔调停寄予希望。记得1946年国共达成“双十协议”时，父母与亲友见面都握手互相道喜，由衷地松一口气。但是好景不长，继“劫收”之后，国共和谈失败，内战爆发，物价又迅速回升，而且如脱缰之马。中国人，包括天津市民，又遭劫难。有人说那些投机商跳楼太早了，如果撑一阵子，可能又能发内战财而翻盘。金圆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的使民穷财尽，经济彻底崩溃。

这些，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亲身受其害。

与我家有关的还有一件事：父亲奉陈光甫之命不得已忍辱负重留在沦陷区，每时每刻都在盼光复，是对国民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抗战胜利后不久，他作为华北金融界的代表应邀访问重庆。他正浸沉在胜利的兴奋之中，抱着满腔希望和宏远的规划而去，还亲自见到了蒋介石，蒋对他们的工作予以肯定。他归来时却判若两人，而且生了重病，几乎是被人抬回来的。重庆之行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情况见他的回忆录《凡人小事八十年》。

其中对他打击最大的是他的同乡好友、永利久大公司的创办人范旭东之死。范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在抗战胜利之时，他当然准备复兴在南京被日本破坏的工厂，正好有机会从美国进口一批急需的价廉物美的化工设备，一切商谈、培训等事宜都已就绪，资金也已筹足。只是对方要中国银行签字担保，才能启运。这本来不应是难事，但是有关方面就是一味拖延，使他心急如焚。最后才得到暗示，须宋子文来主持永利九大，才能得到中国银行担保，也就是宋要强占这家企业。范气急之下，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此事于公于私，都使我父亲悲愤不已。

他回津不久，胜利后第一个“双十节”，我们学校组织庆祝游行，还有“欢迎国军”之类，他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庆祝”、“欢迎”什么呀，不要去了。大约1947年间我亲自见他撕掉一张天津市政府的聘书，具体是什么不记得了，可能是请他当参议员之类。总之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这也是他后来开始对共产党寄予希望的缘由。总之，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中，对国民政府从满怀希望到迅速幻灭，我家与大多数中国人基本上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