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共产国际”解散，如何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制定？

我看共产国际的电报，来来往往，大党，有影响的党，都完全赞同，像意大利、法国、中国、南斯拉夫，就是凡实力特别强的党，都说解散的好，太好了。就没几个人，没几条枪，没什么起色的那些小党，就特别惋惜，“哎哟，以后谁管我们呀！”

拉科西说：“那以后我们只能去靠苏联共产党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共产国际的解散在这些大党当中，都受到了拥护，为什么呢？它就是要独立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刚才讲的只是一种形式，从党的组织形式上讲，它改变了，不是国际统一的、世界统一的一个党，一个机构，而是各个国家独立的党；另外一个最主要的，看从这个任务上讲，“共产国际”是干什么的？是搞世界革命的，为什么成立共产国际？

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他要到各个国家去闹事，到处煽风点火，反正把你们的政权全推翻了，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国家，这是从1919年，列宁成立共产国际时候的一个基本设想。

当然列宁死的是比较早，因为到1923年的时候，革命的形式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进攻波兰失败了，匈牙利革命也被人家灭了，然后德国“水兵起义”也给失败了，反正到1923年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失败了，就剩下俄罗斯这一家了。

所以列宁就想，看来世界革命是没指望了，就是要收缩，就不要再到处进攻了，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呢，他所以后来批“左派”幼稚病什么什么，但是列宁这个想法呢？因为他当时中风了，不能主事了，后来就留给托洛斯基跟斯大林两人斗。

托洛斯基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完全按照马克思、列宁、恩格斯的这种理论，往下逻辑的推导，他认为：“现在只是策略问题，就是现在没有革命形势，我们可以偃旗息鼓，但是我们要积蓄力量，继续筹备世界革命，早晚一天世界还要爆发革命”。

斯大林非常现实，他看这架势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什么意思呢？原来马克思讲了，包括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那本书里头，他讲过这么个道理说：“世界革命必须在世界主要的国家同时爆发，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爆发，所以那会儿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就没有国家了，工人无祖国”，对吧。

你看苏联这名字，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你不知道这国家在哪，在哪啊，全世界，哪都行，你也不知道这国家什么民族主体构成的，全世界，全包括了。

那个时候共产党的观念就是那个，斯大林把它改了，说“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从理论上讲，从逻辑上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那肯定是他是推翻马克思那个论断的，但是他没这么说，实际上（就是）。

托洛斯基就说，“你这是反动”，你从逻辑上，你从理论上推演，他当然是反动了，但是他很现实呀，所以斯大林说服了共产国际这些（人）。得了，从那儿开始其实这个世界革命的理论，这种战略已经不存在了，时不时的拿起来，只是作为工具而已，这就是我对斯大林和世界革命战略的这种关系的一种分析。到了他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那就彻底的抛弃了，以后不存在世界革命了。

至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的这种情况，因为咱们也没时间讲这个，我给你们说一句，就是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他是要搞革命，因为很多人，包括约翰·盖迪斯都认为他是有一段防守的、退缩的，但是冷战起来以后，斯大林又开始重新拿起了革命的武器，错了，你哪件事可以说明他是重新拿起了革命的武器了？

不是，斯大林在冷战爆发以后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这样归纳：他是对内进攻，对外防御，或者叫内线进攻，外线是防御，包括伊朗问题、土耳其问题，柏林危机都是这样。

所以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我们理解整个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今天咱们没有时间细讲，你理解它，你再理解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一个实质的话，你就能够比较容易的看到它这个问题的核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种认识的不确定性，使他很犹豫，就是到底将来对共产党怎么搞，是像一般国家那样，还是把它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他不清楚。

特别是科瓦廖夫写的那些报告，科瓦廖夫这个人呢，原来是苏联的交通部的副部长，后来林彪打这个东北的时候，他要用这个铁路，但铁路都给打烂了，后来就是让苏联帮着他修铁路，所以其实整个辽沈战役都是靠中东路、中长路，全是苏联给修的，所以你想林彪的四野部队，怎么能一会长春，一会“唰”上锦州了，一会“咵”包围沈阳，全是坐火车来回的跑呀，你要是像原来那样那是不行的。

所以对他很满意，然后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就把他留在中共中央，作为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这科瓦廖夫就写了很多报告，因为科瓦廖夫本身他是一知识分子，他不是搞这个政治，另外呢，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很传统的那个布尔什维克ABC的教育，他就很看不明白中国共产党这点事。

你比如说，他给斯大林写信，他说：“我真的很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什么不去团结广大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一天跟农民打交道，赚吆喝，他们老在农村，他们很熟悉农村、很熟悉土改，比如解放军包围了上海，中国的主要的无产阶级都在上海，但是毛泽东就是不占领上海，我问他为什么，毛泽东说，‘那里有几百万人，他们的吃饭问题谁来解决，还是留给国民党解决吧’”。

他说：“我真的很不明白，这是那么好的机会，因为当时国民党在那里完全没有防守力量，但是毛（泽东）就是不占上海”，因为那他想的很现实，“我接了上海我就得给大家发粮食，我哪发得出来呀，先让困着吧”。

长春也这样，你以为呢？当时这个长春也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他很不理解，他说：“无产阶级都在那，你占了以后，你马上你就（壮大势力了）”，他就讲共产党的成份多少多少农民，不是无产阶级，但是他的想法完全是那个就是比较传统的马克思那一套东西，他就不理解。

这样弄得斯大林也很不理解，所以这次米高扬来了，就是身负重任，他要了解到底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从1月31日到2月大概4、5日，大概前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吧，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几个轮番谈，现在所有的谈话记录都已经解密了，大家可以去看。不过中文的还没有完全翻译，反正俄文的都解密了。

大概的意思吧，他通过这几翻的谈话，了解了中共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因为毛泽东反复的跟他谈中共历史，就是毛泽东在历史上怎么受压迫，后来是怎么又翻身的，然后讲这个“左”、“右”倾路线对他的迫害，讲他怎么忠实马克思主义。

然后像刘少奇、周恩来都一再地跟米高扬解释，将来中共一定要走苏联的道路，一定要搞社会主义的，包括一些将来的合作的问题，后来会谈到后期都谈到了。所以在这点上，米高扬的报告是比较倾向于中国的，他说：“共产党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队伍，毛泽东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没解决呢？就是在中苏之间，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存在一个，一旦共产党要是掌握了政权，那么它是否还会承认1945年那个条约呢？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毕竟那个条约是跟原来那个政府签的呀，你现在政府换人了，你认不认这事呀，不知道。

双方在这个西柏坡时候就开始，大家开始互相摸底牌。米高扬说：“我来的时候我们政治局开了个会，只要新中国一成立，我们把旅顺港就还给你”。

毛泽东一听，说：“不用不用，我们也开了个会，这个你们继续占着吧”。

为什么呢？这里很简单，共产党没海军，连个游艇都没有，你把这个海港还了干什么呀，也不能开辟个旅游港啊，何况那会儿那个军事，其实斯大林明白这事，他知道你也收不回去，他故意说，“你们一解放我就给你们”，毛（泽东）说，“我们不要，你们留着吧，什么时候等我们有了海军了，你再像跟波兰签合同似的，跟我们签个合同再送给我们”。

再一个比较敏感的是蒙古问题，共产党有这么一个特点，它的主权意识、民族意识，在它没有掌握政权之前，是很薄弱的，甚至是没有的，比如外蒙古也好，中东路也好，《中苏同盟条约》也好，国人都是反对的，说“共产党是赞成的”。

它当然好了，中东路让苏联占了这不挺好，不成我们的根据地了吗？外蒙古让他占了才好呢，这不都是我们的根据地吗？它是从革命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领土问题的。

但是一旦他掌握政权了，就不一样了，那地儿就是我的了，什么根据地不根据地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苏联就琢磨这个事了，说“别共产党一掌了权就反悔”。

毛（泽东）真有这意思，他跟米高扬怎么说呢？说：“外蒙古吧独立了，当时是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什么什么的，现在人民已经夺取政权了，是不是蒙古统一的问题请斯大林同志考虑”。那意思嘛就是再还回来。

他还没敢说是他说的，他说，“我听一个民主人士那么说的”。好，斯大林也是借着你不是听民主人士说的吗？他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如果说到蒙古民族统一的问题，那就不是外内蒙古统一到内蒙古去，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你把内蒙古也交出来算了。所以，毛（泽东）一听，当然他这话，因为你说你是听民主人士说的嘛，所以他口气那么硬，也不伤你面子。

但是毛（泽东）一听这话知道，斯大林态度非常坚决，就是在蒙古问题上，没有什么好谈的，所以他就马上表了个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我们以后再也不谈蒙古问题了”。但是后来还是谈了，那是后来他又去莫斯科，所以这次蒙古问题就过去了。

这样双方摸了摸底牌谁也没摸出怎么回事来，这个就到这了。

回去以后，斯大林很高兴，觉得中共毕竟还是想跟着苏联，学苏联什么什么的。他们就商定，就中国共产党再派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这就是1949年6月份的“刘少奇访苏”，刘少奇访苏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过去，因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刘少奇什么时候去的，因为他是秘密访苏，所以报纸上一直都没登过。

都没登过这件事，大家就不清楚刘少奇什么时候到的莫斯科，但是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毛泽东宣布“一边倒”，这个时间是知道，6月30号，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然后说，“将来中国共产党拿了天下以后，要执行一项政策，就是向苏联‘一边倒’”。

当时这个出来以后，全国都非常震惊，那就是说明共产党就一定要跟着苏联走了。

这个当时来讲，对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都在给共产党出主意，就是说，“你拿下天下以后，既不要跟美国人走，也不要跟苏联人走，走第三条道路，或者中间道路，你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这样游刃有余，中国是个大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就宣布了“一边倒”这个政策。

那么为什么要他要宣布这个？因为他是6月30号宣布的这个，所以人民都在猜测，到底刘少奇什么时候去的，这样能确定这种关系。

后来，1989年的时候，《师哲回忆录》发表了，因为师哲是给刘少奇当翻译的，他说“我们一行是7月2号出发的”，这样历史学家一推断，那自然就是毛（泽东）发表“一边倒”在先，为什么呢？为了给刘少奇去莫斯科铺个路，垫个话，以便得到苏联的支持。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是完全颠倒过来了，俄国档案解密以后，现在，我看的一个是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有个日志，就是每天谁来拜访他，都有一个记录，像中国那个皇上的那个“起居注”一样，几点几分谁进，几点几分谁出，从1924年一直到1953年，一天不少，那上记载着刘少奇等一行是6月27号晚上11点进克林姆林宫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出来。

那么后来又发现了谈话记录，就是6月27号那天的谈话记录，这样子人们才发现，其实是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是什么呢？是因为刘少奇跟斯大林谈判那天谈得特别好，你看那个记录你就能看出来，斯大林第一句话：“刘少奇同志您来，您想要什么您就说话”。

刘少奇就开单子：要飞机、要大炮、要什么空军、要建海军、要钢铁、要修铁路，说了一堆，（苏联说）“要什么都给，帮你建立航校，训练飞行员，要飞机给飞机，要大炮给大炮，贷款问题，什么要专家，什么都没问题”。

不要都给，就是新疆，因为新疆本来毛（泽东）的策略他是不打算在1950年内解决新疆问题，将来主要是把关内问题解决，然后做准备，三野将来打台湾，一野将来进新疆，二野打西藏，四野做总预备队。这是当时1949年下半年的一种态势。

斯大林说：“你们赶快进新疆，新疆那么大地方，又有矿产，你们怎么不去呀？”

刘少奇说：“我们倒是想去，怎么去呀那么远”。

（斯大林说）“我给你汽车，我给你飞机，赶快占。”

后来刘少奇说，“马鸿逵、马步芳的步兵太厉害了，像当年西路军失败，主要就是被骑兵打的”。

斯大林说：“那没问题，这个骑兵最怕飞机轰炸，我给你派两个团的飞机一炸就完”。

后来果然整个策略全变，刘少奇一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马上通知彭德怀进军新疆，然后派邓立群从莫斯科直接去了北疆策反陶峙岳，这样子一下就把新疆问题给解决了。

当解放军进疆前头部队，真的全是坐飞机去的，都是坐苏联的飞机，大部队也是坐苏联的汽车到了哈密这个地方以后，才分散到各地占领的。所以，这个“一边倒”跟斯大林（态度有关）。

因为刘少奇谈完了第二天零晨三点钟就把这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泽东），所以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才发表了“一边倒”。

“一边倒”这个东西其实跟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讲说，司徒雷登当时不是没走吗？没走以后，司徒雷登是很想借这个机会跟中共拉关系，所以他就一直通过他的秘书跟黄华联系，到6月二十几号的时候，黄华就通知他，说：“你可以到北平去，你到北平很可能周恩来或者叶剑英会接见你”。

当时司徒雷登特别高兴，因为他拉上这条线很不容易，能见到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他就给国务院打了个电报说，“我这次去很可能能见到周恩来或者是叶剑英”，叶剑英那会是北平市的市长。

结果他在等消息，正好就是6月30号这天，国务院回电，说“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他主要是因为怕这个事走漏消息，当时美国在大选，他又怕被反对党抓住把柄，说他们出卖共产党，就是在这会，“在此敏感时刻你不要有任何举动”。

那么，从现在来看，他这个电报到美国使馆，中国共产党并不知道这件事，虽然在同一天发生的，所以毛泽东发表“一边倒”宣言，不大可能是根据国务院的电报要报复美国，因为开始有些人有这种猜测，但现在看来不是，他主要就是因为对苏联这非常放心了。

因为他知道斯大林一直不信任中共，一直特别不相信他本人，所以如果他稍微做出一点脚踩两只船的这种姿态的话，可能完全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的信任。

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反映出来毛（泽东）的这种谨慎的心态。比如说他想跟美国人要贷款，当时那个谁呀，大右派给联系了一笔，他把这事，事先就告诉斯大林，说：“你看能不能要美国人的贷款？”

当然斯大林跟他讲：“没问题，你只要不受他的政治条件要挟就可以做”，当然后来他就处理，但是没贷成。

另外，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会定了个原则，就是如果夺取政权以后，要建立联合政府，就是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让各党派都参加这个政府的管理，这个政策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给斯大林打了电报，说：“我们一旦夺取政权，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赶下政治舞台，我们要向苏联学习，我要搞‘一党制’”。

斯大林给他回电说：“你为什么要搞一党制呀，你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是有贡献的，你应该跟他们合作，我反对你这样做，你应该还是继续怎么怎么样”。

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以后，马上回电说，“我们就是这么准备的”。在这里当然心理很难猜测，当然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中共中央就这么定了，但是他怕斯大林不高兴，他非说个反话试探斯大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想搞“一党制”，但是全党都反对，他是不是想通过斯大林，想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来贯彻，这个就很难猜测。

总而言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跟斯大林之间的相互是很谨慎的，他们都不是很（接近），既不了解也不是很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去了莫斯科。那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双方的利益冲突。

好吧，今天就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