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什么是“行器”？一种为死后旅行准备的冥器

 

正如上面介绍的，光山墓的每个椁室原本各摆放一套青铜礼器（见图1、2）。丈夫的椁室出土铸有统一铭文的十件铜器，另有四件没有铭文，共计十件。一侧为丈夫椁室，一侧为夫人椁室。

这十件铜器上的铭文内容一致：“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见图3）。妻子的椁室出土十六件铜器，上有铭文，也遵循了基本格式，“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则永宝宝霝冬（终）霝后”（见图4）。

在妻子的称谓上，有一定灵活性，有时称黄夫人，有时用私名孟姬，所以有一定的变化，有的时候黄夫人、孟姬两种称谓结合。作器者都是黄君，但这里面的称呼用得比较正式，自署皇君孟；而另一边用“黄子”，比较私人性的自称，这有意思的一个小小的区别。

所以根据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黄君孟给他自己和妻子分别定制了两套青铜礼器，这些器物有什么功能和象征意义？这是一个问号。黄君孟是什么时候定制它的？目的何在？又是一个问题。铭文中对这些器物的自名就是“行器”，我觉得这个词比较重要，给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以及它的目的、功能提供了一个线索。

所以，什么是行器？这个词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一种军事装备。包括古物学家马衡先生就把它和铜器铭文里一种叫“旅器”的器物视作同一类，认为都是军队远征时使用的器物，所以称作“旅”、称作“行”。

有一段时间这个观点还受到比较多人的支持，比如黄盛章先生也写过文章支持这一说法。但是后来学者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比如学者邹芙都先生在 2012 年（十几年前）提出行器除了军事功能，还和外交、丧葬相关，观点开始转变，没有完全否定军事用途。

大约两年之后，学者陈英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个突破，他仔细研究了曾国的行器，曾国出土了不少行器，他发现这些器物都显示出是为死者作的冥器，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包括器物造型趋于简化，有时做得很粗糙，还常带有非实用性，有的甚至形制并不完整，都是这种冥器的特征，但是他自己把它叫做行器。因此他提出，大部分行器可能属于陪葬品，但他也只说是大部分。

这个观点又得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前研究员吴镇烽先生的肯定和发展，他在这篇文章里，收集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自名为行器的一共有 155 件铜器。他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形态学和年代学研究，结论是这些器物都是为了墓葬专门制作的。

和这些讨论相关，学者们也提出了在春秋时期，铭文里出现了别的一些词，比如“遣器”“赴器”“从器”“走器”，其实他们认为都是为丧葬制作的。你看这些词都有一种“走”“赴”“行”，反而都有一种“旅”的感觉，这种行走的寓意。

我自己在 2006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明器” 的理论与实践 —— 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这文章里我就探讨了儒家的礼治理论中的冥器的概念和在东周时期的一些具体表现。总括的说，就是一些战国晚期的文本，比如《荀子》，还有《礼记》中的一些章节，对这些器物的概念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了，在以前没有那么明确的界定，比如《仪礼》里有一些，但是没有像《荀子》或者像《檀弓》那样那么明确。

对于《荀子》，里面就有很明确的概念化的东西，比如《荀子》在他的理论里头就列举了很多冥器，他用他的形容词就是“不成斫”的木器、“不成物”的陶器、“不成内”的竹苇器，有的是半成品，或者是做了没法用的，他列举了很多这种东西，或者是很粗糙。比如明明一个东西，它故意留点粗糙的痕迹，或者这铭文刻的歪歪扭扭的，反而有很多这种迹象，这就表现这是给死人的，给墓葬用的，他和给生人的有区别。

所以根据荀子，在丧礼或者在墓葬里使用这些器物，是为了“饰终”和“饰哀”。荀子很重视情感的，其实他是一个研究感情和情感的大理论家。所以他很多是用这种“饰哀”“饰终”来解释，用人的心理、人的感情来解读器物。

他认为这种东西你瞧不完整，而且看着歪歪扭扭的，会激起人情感上的反应，就是一种悲哀，甚至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从而达到“明死生之义”，达到这个目的，死生，这是歧途。

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得知以特殊器物陪葬的做法，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期，这不是什么东周时的新现象，一直可以追到很久。对这些器型进行的形态考察显示，这类器物至少有七种常见的特征，这是我总结的，但是实际上也可能比这个更多。别的学者像罗泰，还有别人也谈过。

我总结的七种就包括微型（有的小）、拟古、变形、粗制、素面、置换材料（比如用木头来做铜鼎）和重套，（一套是我们叫给活人的，一套给死人的）。所以这些特征不一定都是同时出现，任何一种都可以表明冥器的一种礼仪身份，这就是给大家一个背景材料。

在这种语境里观察光山墓的行器，我们刚才说这个墓出了很多行器，它们应该也是属于冥器的范畴。这些器物一个特点就是器壁相对较薄，不是非常厚重，铭文的撰写和铸造非常随意，这很明显（见图5）。

歪歪扭扭、缺字缺画，而且就放在非常显眼的部分，比如就在表面上就是一个器，就是故意的弄的一种，这是一个共同现象。而且它好多都是素面器，和春秋时候的很多很繁缛的装饰不一样；还有一种有点返古的，就是很原始，甚至有点像原始陶器的感觉，这两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墓葬，出现的这些铜器都有这种状态（见图6）。

而且所有的二十六件的冥器都发红，就像这个，可以看出一点，它发红就说明它的含铜量比较高（见图7），这一点说明它相对比较软，就是铜锡比例，里面含铜量高。

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这些器物的相似的形状和装饰、重复的类型、相同的色泽、类似的铭文等等，表明这两套行器，一套给丈夫，一套给妻子，是一起设计和制作的。这也意味着黄君孟在夫妻二人都活着的时候就准备了这两套陪葬品。妻子死后，他把属于妻子的行器埋入她的墓葬，以期“永宝”，“自作”的另一套则伴随他度过余生。

在中国古代，贵族生前准备丧葬用具的方法并不罕见，《礼记》里甚至要求国君登基之后立刻为自己准备棺材，每年上漆，直到去世。 我在另文中也说过，这种预先准备的葬具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实用性的：（1）象征性，就是提醒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古人来说，死亡是永远在那的，不可避免；（2）实用性，就是你把它都准备好了，最终你死时都会用上。

所以通过这个方法，这些丧葬用具很具体地表现了这种整个的墓葬艺术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接受死亡的现实，但是又要超越它。在中国古代，重视墓葬几千年，它总有一个深层的东西，总是接受死亡，它不是要回避死亡，但是在处理死亡的时候有很多新的表现。

回到行器这个词，吴镇烽认为这个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的铜器铭文里，在春秋时候得到流行，这个现象就和“行”这个字的含义的变化有关系。这个字大家知道原义就是行走，你从字形也都看出来，或者就是行动、行走的意思。但是根据吴镇烽，我觉得我也同意，至少是在这个时期——是不是在这以前我不敢说——开始具有死亡的含义，“行”它表现的“大行”，就是死后一走不回来那种“行”。

有关于管仲的故事记载就说得非常清楚，这个轶事说他生病的时候，齐桓公去看他。问他有什么忠告，他就有点开玩笑就说：“‘居者无载，行者无埋’，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 不久后他就去世了，所以“今臣将有远行”，就是我就要死了，我快死了你还问我干嘛？所以“行”在这里明显就是死亡的意思。

对于东周晚期人来说，灵魂的旅行就开始成为一个越来越具体的事情了。公元前 4 世纪，这是稍微晚一点的，比如在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它有几个椁室，它在一个西室里，有竹简，有遣册，它里面就写着 “相（箱）尾之器所以行。” 就是说这个箱子里，这个西厢椁室里埋的东西是为了“行”用的。

所以那个屋子埋什么呢？都是私人用品，有折叠床，有扇子、有枕头、有席子，还有灯等，就是一个人要旅行的时候要带的东西，都放在这屋子里。“所以行”，就是包山 2 号墓的墓主，他要走了，要给准备好。所以是公元前 4 世纪了，就是很清楚这个没有问题。

再稍微晚几十年就有画了，比如长沙子弹库楚墓这张《人物御龙帛画》（见图8），中间这个男士牵着一条龙，或者弄了一个缰绳，上面的人物肯定在走，因为能看到他脖子上的丝线、这些穗饰都被风刮着跑，说明他很迅速地往那边在“行”，因此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张死者的肖像。逝者死后他正在旅行到一个什么别的地方去，我们不太知道上哪去，但是“死后的旅行”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这已经变成画了。

当然这些包山，还有子弹库的画等等，是战国晚期的想法，它在公元前 7 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不要弄混了。就是这时候，就刚才说那个还没有出现，但是“行”这个字的意思已经开始在产生变化，最后引导到战国时期更明确的一些想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公元前 7 世纪，可能还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对死后旅行的目的地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至少我不知道这个材料。

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在这个时期，其实公元前 7 世纪这个“行”的概念和意象就是出行，这个意象为人们想象死亡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隐喻，逝者将离开生者的世界，前往一个未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