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耀华学校——校长与办学理念 | 发蒙的摇篮

 

1935年暑假后，我刚满五岁，被送入耀华小学，比一般入学年龄早了一年，在此之前母亲已经把一年级的教科书完全教过我了，连二年级的课本都读过一些。开始学校因年龄太小，不肯收我，后经母亲与校长面谈，校长考问了我一下，就同意收下了。那时上小学好像不需要考试，最好的学校竞争也没有现在那么激烈。就近上学是自然的，不是不允许跨区，而是太不方便，很少家长这么做，因为小孩子需要大人接送。

我十岁生日时父亲送我一辆自行车做礼物（十岁被认为是“大生日”，在一生中很重要），这是我平生收到父母送的最重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生日礼物，后来父母再也没有送过我什么重要的礼物。到二十岁时已经另一番光景，生日礼物云云就提不上日程了。我很快学会骑车，初中一就自己骑车上学了。因为路近，那个地区的交通、治安情况良好，家里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上耀华学校是我一生的幸运。每当想到、见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时，我就常忆起我的启蒙摇篮——天津耀华学校。它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前后十年中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首先要说明的是，“耀华”与我父亲同名，只是巧合，就像“耀华玻璃厂”以及天津有个“耀华里”等等都与我父亲无关。我想那时取名也代表一种时代的风气和志趣，“光耀中华”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志向。就像“文革”时叫“卫东”“卫红”之类。我父亲原名资朝琮，字璧如（我母亲就一直以此称呼他），耀华是他自己取的号。

这家学校最初是英租界“工部局”出资创办的。在极左思潮中此类学校一律被批判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实际正好相反，是出于中国人的要求。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你们从中国人那里收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

它的建筑十分讲究，红砖、白窗框，典型的英国式。据说那红砖和其他建筑材料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天津地震时经过了考验，是少数完全安然无恙的建筑之一。大礼堂、可以开运动会的运动场、室内体育馆，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等等，都是一般中学很少有的。而学制、课程与中国学校完全一致。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在20年代末“教育中国化”的浪潮中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都是中国人，取名“耀华”，意向鲜明。

我入学时校长赵君达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在北洋大学任教。但是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适逢耀华学校创立，他就下决心辞职应聘为校长，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十二年制完整的中、小学，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校训是“勤、朴、忠、诚”。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

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二则它地处英租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下野政客官僚很多都在那里闲居做寓公，有不少半中半西的庭院称“X家花园”。因此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不少，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

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显贵或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袁世凯的一个孙女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绝对没有“分数不够钞票补”之说。

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很简单，不需要什么“设计”，冬天深蓝布袍（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女生要求短发齐耳，不准烫发。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短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业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

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男女生同校却不同校舍，各有两幢楼，分开上课，课程设置完全一样，老师也基本相同。只有体育、劳作，男女各有特点。我在校时风气比较保守，男女生在学校不允许互相往来，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开始有学生自治会等组织，社团活动多起来，大多是跨班级、跨男女生的，这样才打破了界限。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一大特点。例如耀华学校的体育是全市闻名的，每年全市学生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这可能与英国的传统也有关系，上海的英工部局中学也十分重视体育）。

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识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给家长看。高年级还有课外生物、化学等小组。这些都是自愿报名，在老师指导下进行。我的好友关礼华志在学医，她参加了生物组，向我津津有味地讲初次解剖青蛙的经历，后来她果然考上了齐鲁医学院。劳作课也很有意思。

女生在中学有绣花课，从高二开始“劳作”改称“家政”，教缝纫、烹饪，学校有“烹饪实验室”（就是厨房），老师带着大家买菜、做菜，像过家家一样。“家政”是我最弱的课，勉强及格。绣花课不知弄脏了多少白布，浪费了多少五彩丝线，最后留家的作业还是由家里的“小大姐”帮我完成的。

当然，耀华有它特殊优厚的物质条件：堪与大学媲美的体育场、室内体育馆、实验室、大礼堂等，不是一般学校都有的，但是那全面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值得推崇的。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避免日伪的干涉，也为逃避当局分派的活动，校园的课外生活就大大减少了。抗战胜利后各项活动又活跃起来。不过那时已有地下党组织，带有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做文言文。英文程度在抗战前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不过到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被迫改学日文，大家不约而同消极抵制，结果既没学好英文也没学会日文。抗战胜利后，与华北其他学校一样，英文成为我们一大弱点。眼看高考竞争不过南方的同学，校方特别加强英文教学，除加强英文的师资力量外，要求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果然对我们提高英语很有帮助。

这样一位好校长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这是我最早感受到的日寇侵略切肤之痛。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日寇势力虽不能公开直接横行于英租界，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

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暂不能同行，南开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本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就是在我们下课以后，他们上课。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

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为侵略者所不容，曾在信封中寄去子弹威胁警告，赵校长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我家刚好与他家住同一条弄堂。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我们从窗口可以望见。大约特务也摸到了这一规律。那天清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家里大人说是听到了枪声。

我当时是小学三年级，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每次总是二者一起联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