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按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是苏联起草的,中国同意了,但是为什么中国史书都要这么讲?
因为毛泽东有一封电报是这么说的,1月25号毛泽东给刘少奇发了个电报说,“中苏同盟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方没有怎么改动,你们看看,如果没有意见就这个样子”。
这个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档案未必都是真的,我不是说档案馆在作假,而是当事人他很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没有说真实的情况,虽然他是当事人,毛泽东在这里他就说了假话,他不希望国人知道这个条约是苏联人起草的,他没改动就在上面签个字。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注意将来我们看档案的时候要特别留神,要特别注意,你不要看一个白纸黑字,“啪”印个绝密,像找到宝贝一样,你就用,那你用就用错了,没准。
第二个,那就要进一步深究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二月三号或是二月几号周恩来有个电报也说过类似的话,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心态,他们到莫斯科去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如果他不能拿回一个让国人满意的这么一个条约文本的话,他很难面对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面对那些知识分子。
当时不让你去你非去,你看人家给你准备好一个,你到那签个字您就回来了,成何体统,这样?”所以这个条约到底谁起草的这个事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去莫斯科的一种心态。
 

“中苏同盟条约”,重要协约的商定过程

真正发生了争执、发生了重大修改的不是这个条约而是这个协定,就是关于旅顺、大连和长春路的协定,为什么呢?
因为斯大林这个人非常鬼,他在成立的起草委员会里头专门请了一批法律专家,其中有一个报告就是斯大林就让这些专家要寻找一个新条约采用旧条款的这种先例,有没有新条约都按照原来那个条约,就是“换汤不换药”,我看那个叫杜尔金涅夫斯基,条法司的一个专家,给斯大林写了个报告,他说古巴的一个什么什么协定,还有一个什么欧洲的协定,他说“都是这样做的,中苏条约也可以,没问题”。
然后他就对比了一下1945年的条约和现在要有什么改动,很长的一个文件。什么结果呢?就是虽然签订了新的条约,但是基本的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只是把旅顺口的海军基地给改了一下,因为原来是“30年”,现在改成“对日和约签订以后”,其他的基本上没变。所以周恩来到了以后,苏联把他们起草的十几个文件都交过来,毛主席一看就不行,说:“这个不行,这个推倒重来,咱们自己搞一个”。
这个协定,也就是关于旅顺港、大连和长春路的协定,是中国自己起草的。
“中东铁路”范围参考图
中国起草的这个协定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旅顺港它除了对日和约签订你要归还我,他又加了一个条件,他说:“如果对日和约老不签订你不老没有归还的日期了吗?”所以他加了一个,“1952年底,或者对日和约签订”,或者1952年底,反正你得给我。中国一算,1952年底海军也差不多建起来了。
关于大连,立即把行政权交给中国,所有原来苏联租用的全部都还给中国,特别是长春铁路”,因为长春铁路一直是中苏共同经营,就是从它建好以后,1945年条约也规定的是中苏合营,这次中国要求苏联全部归还给中国,这是1月26号了。
我看了苏联收到这个文本以后的反应,我是看的文件,有一个改的比较少,这个大概是外交部修改的,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莫洛托夫还是谁的,有一个改的是最厉害的,全给划了,一个大“×”字,问号,要不就是叹号,反正没剩几个字了,那一个协定,谁啊?斯大林改的,说斯大林非常气愤。
但是,很奇怪,就是28号,等苏联再把这个文本还给中国的时候,基本上就按照中国的文本办的,除了加了一些附带的条件,长春路也确定在1952年,不是立即归还,有一些你还要付钱的,加了一些,但基本上的原则、条款都按照中方起草的这个退回来了,这是几号的?28号。
这些日子都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两个问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中苏的这种外交态势决定了苏联必须得让步,什么外交态势呢?这就涉及到美国的问题了。
就是在毛泽东到莫斯科这个期间,美国人在确定他们的对华战略,1949年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怎么处理台湾问题,因为解放军一路南下,最后国民党一路败逃,一直逃到台湾,美国人就没管,也没有帮助他,也没有协助他,现在再下一步共产党就要解放台湾了,管不管?
这个在美国决策层里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在这次会上,军方的意见是,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不能再让步了,如果我们把台湾再让给共产党,那么,整个美国的远东防线就给破坏了,所以,必须援助蒋介石,必须守住台湾,台湾不能再让,这是军方的意见。
但是国务院的意见完全不一样,艾奇逊说:“我们应该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你不能单纯看军事,我们的敌人是谁啊?我们的敌人是苏联人不是中国人,我们不能把中国人当作主要的敌人,因此,美国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把中国人跟苏联人给他分开,不让中国跟苏联结成这种同盟关系,只要中国能保持中立,那么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利益集团之间就有一个非常宽广的中间地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台湾让给共产党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正好可以通过把台湾让给中共,通过抛弃蒋介石缓和美国和新中国的关系这样来离间中国跟苏联,不让他们签订同盟条约”。
杜鲁门一想,说,“这主意高,得,就听艾奇逊的了”。这样,1月5号,杜鲁门就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宣言,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兴趣,如果台湾海峡要发生战争,那完全是中国的内战,跟我们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管”。
杜鲁门时期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那意思“共产党你要打你快打,反正我是不管”。跟着12号艾奇逊又在记者俱乐部发表一个公开的讲演,还是讲了这么一番话,他就特别点明,说“台湾和韩国都不在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内”,拉了一条线,这样就把台湾包括朝鲜半岛都划在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外。美国这个意图当然是很明确的了,他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知道美国人的意图和用心。
 

中苏外交态势的对比,中方拥有更大选择权

这个时候斯大林就非常着急,正好在1月份,双方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斯大林就赶紧找毛泽东,说“你看这美国人忒坏,他想挑拨离间”,因为艾奇逊讲的那番话,他讲什么啊?
他说“其实我们美国人跟中国从来没有利益冲突,我们占过中国一块地方吗?没有啊!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有租界,美国没有,是吧?什么德国、日本、俄国,都跟中国有领土纠纷,美国没有,说我们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咱们是最亲善友好的。你中国人想想谁最危害你们?是俄国人,你想想你们的什么江东64屯,你想想外蒙古,你想想新疆”。
中国人一琢磨,“是啊”,说,“最坏的就是苏联”,所以说斯大林非常着急,立刻召毛泽东来,说,“不行,我们立刻要发表一个(声明),我先发表一个,然后你支持我,然后让外蒙古发表一个声明,共同来批驳美国人的无耻滥言”。
当然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大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是同意了,但是这里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什么呢?就是斯大林跟毛泽东讲,说“咱们都要以政府的名义发表个声明,驳斥美国人”。
毛泽东答应的挺好,说,“行,可以”。回去他就给胡乔木写了封信,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一个就算了,当然现在毛泽东到底什么动机咱们不清楚,但他肯定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件事出了以后,斯大林非常气愤,他又把毛泽东叫来训斥了一番,说,“如果你这样子采取这种行为,我们都说好了,共同以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你弄个新闻出版署,那记者说话不代表政府”。
按西方的观念是这样,报纸上说的那不随便说嘛,跟政府没什么关系。毛泽东也没说话,非常生气,走了,很不高兴。
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太弄明白什么叫以政府的名义”。但这是一个解释,其实不是,因为现在俄国档案出来了,有一段对话就是毛泽东从斯大林那回来以后莫洛托夫跟着他来,然后毛泽东问了莫洛托夫,说,“以政府的名义是什么意思?具体地讲?
莫洛托夫(说):“政府的名义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说:“哦,那我知道了”。但他还是用新闻出版署的名义发表了。
我猜想这当然很可能就是毛泽东的性格,“我就不按你说的办,怎么着?
这个事后来引起斯大林跟毛泽东俩人当中的很多疙疙瘩瘩的事情,其实大的原则反正你也发表了声明了,政治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外交态势,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是有退路的,中国人是有退路的,而斯大林是没有退路的,就是俩人打牌,打外交牌,毛泽东手里底牌点数大过斯大林手中的底牌的点数,所以,斯大林必须让步,因为中国可以跟苏联结盟,也可以不跟苏联结盟,甚至可以跟美国结盟,还可以走中间道路,我不是非要跟你苏联结成同盟不可,从客观上讲。
当然从共产党的理念上讲,毛泽东就认准了这条道,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发表“一边倒”的宣言,但是在客观上看,斯大林自然会这样认为,而苏联只有把中国牢牢地绑在它的战车上才能为它在整个东方设立一道屏障,把苏联跟美国的冲突隔断。这是从大的外交态势上讲。
另外一个因素恐怕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周恩来的那种外交艺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条约也好,这个协定也好,有一个问题都没有谈到,就是1945年条约里头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这次都没谈,什么问题啊?外蒙古的问题。
双方都没提,为什么没提呢?因为原来毛泽东说了,说,“以后我们不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斯大林也特别不愿意提这事,反正你认可这现实就完了,反正已经独立了,国家也成立了,外交关系也建立了,这是既成事实,就完了。
周恩来那天,28号,找斯大林,说:“我还找您谈话”。“谈什么啊?”他说,“谈外蒙古的问题”。
斯大林一听脸都白了,他说,“不是说你们不提外蒙古问题了吗?”说,“是,过去那个条约是承认外蒙古独立了,但是那个条约废除了,新的条约没提这件事,那么我们新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表个态啊?”他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啊?
他说,“我们想发表一个声明,说明我们人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一想),这不挺好嘛,“那可以”。“好,那我起草一个条约,您看看,一声明”。斯大林一看,明白了。
周恩来很有心计,因为当时中国关于长春路、大连港和旅顺港的协定交给苏联以后,苏联当时没答复,中国知道跟苏联那个条约完全不一样,那么,周恩来就这么写的,因为条约我刚才说了,那个大家已经都同意了,作为条约的附件以下两条要并列执行,一条就是按照中国提的旅顺、大连和长春路的这个协定,再一条就是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
你要同意,就都一块同意,你要不同意这事就麻烦了”,当然我们没有看到斯大林看到周恩来起草的声明以后的反应,但是可以想见,因为就是28号最后苏联提供的文本,退回来的这个文本,基本上接受了中国的条件。所以我推断,周恩来这番话对斯大林是起了作用。
 

“四个合营公司”,与拒绝第三方介入的问题

在后期的谈判当中,因为后边还有很多问题,除了这两个,这是两个最主要的,苏联的态度就比较强硬,这个从后来米高扬和周恩来的几次会谈记录可以看出来。
苏联觉得非常吃亏,吃了非常大的亏,说,“那这样子吧,咱们再附加一个条件,长春路是可以归还给中国,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用兵的话,你们得允许,就是我们苏联如果发生了什么危急情况,苏联可以用中国长春铁路运送部队”。因为它连接着旅顺港,运输物资和军队。
周恩来说,“可以,但是这条约都是对等的,中国也有权使用西伯利亚铁路”。米高扬气得说,“你们用西伯利亚铁路干嘛啊?”周恩来说,“我们可能会用西伯利亚铁路往新疆运粮食”。
你看那个会谈记录,给米高扬气得说,“你就明说你不同意我们用这个条约不就完了嘛!你们用什么西伯利亚铁路,这不是捣乱嘛!
说:“不是捣乱,说我们回国得有个交待,外交都是对等的吧,你提一条,我得有个对应的”,他说,“其实我们是不会用的,谁绕那么大远去运那粮食,到时候都发霉了”。
后来回来跟毛主席商量,毛主席说:“算了,不要再争了,这条就算让给(他了)”。所以,有这么一条规定,就是如果发生了战争危险的话,苏联可以用长春铁路,这个跟朝鲜战争有很大关系, 就跟斯大林后来设想发动朝鲜战争有很大关系。
苏联又提出一条,什么呢?就是所谓“秘密协定”,或者我们叫做,也有叫“补充协定”。它原文是这样写的,就是:“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远东地区以及中国的新疆和苏联的中亚地区不允许第三国势力出现”。
这个意思就是从苏联来讲,上次我讲中国内战的时候,不是也讲到这个问题?其实苏联一直有这种担心,就是怕美国的势力进入到东北干扰它的影响,破坏它的利益,这个问题从现在记录上看,中国是很顺利地就同意了,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后来说法不太一样,也是毛泽东自己讲的,说他把这叫“两个殖民地”,说“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强加给我们两个殖民地、四个合作社”。
这“两个殖民地”就指的是东北和新疆,所谓“不允许第三国势力进入”,反正我至今没有发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跟苏联有什么争执。因为从条约上看,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平等的,因为你中国不允许第三国势力进入,远东那块也(不允许第三国势力进入),它是对等的。
从法律上讲是没这个问题,但是从苏联的意图,当然它很清楚,就是你不能搞那种像过去说“门户开放”政策,哪个国家都可以来,不允许。
 

中苏签订的“补充条约”是否侵犯了中国主权?

从实际情况来讲,是不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这个在史学界是有这个争论,有人就认为因为签了这个中国主权受到侵犯,这个我还不这么看。
刚才我讲,一个从法律上讲,至少它表面上是平等的,从法律意义上讲,不能算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从实际的意义上讲,我曾经去问过邓力群,因为当时邓力群在新疆,后来我说,苏联提第三国势力不许进入是不是当时对咱们的主权有很大的影响?
他说,“没什么影响”。当时咱们正想,因为当时在新疆非常乱,又是阿富汗人又是印度人,什么巴基斯坦人,就正好想把他们都赶出去,很乱,那个新疆,借着这么个条约,他说,“我们后来就把他们呼呼全给赶走了”。所以从现实讲,这个问题也不存在。
那“四个合作社”那就更不能说是苏联强加给中国,所谓“四个合作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四个股份公司: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有色金属股份公司、还有中苏航空公司造船公司,这四个大的股份公司。
这个事情由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如果从苏联方面讲,他们确实一直想在中国搞这些股份公司,因为原来就有,像石油和有色金属,原来就有,后来是因为二战的时候盛世才采取了“反苏”的一个政策,后来再加上希特勒进攻苏联,苏联就撤退,撤走了,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就一直在跟国民党政府谈恢复合营公司的问题,但一直没谈成。
再加上国民党内战的乱,甚至国民党政府到了广州,后来苏联大使跟着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继续谈航空协定啊什么,就谈这些事,但没谈成。
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以后是谁啊?是王震,王震当时在新疆,王震给谁?给彭德怀写信,说什么呢?说“新疆现在经济要发展了,这油田没钱又没技术,搁这空着,这边老百姓也没工作,能不能请苏联来,搞个合营公司,苏联有钱、有技术,咱们出资源,合资,然后生产,经济也上去了”。
转给刘少奇了,刘少奇说“非常好,这主意”,马上打电报给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合营公司不但新疆搞,关内都可以搞,这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毛泽东跟斯大林一说,斯大林当然很高兴:“那好吧”。这么着,邓力群陪着赛福鼎,他们就到了莫斯科,然后就开始谈这个。
造船公司稍微晚一点,那是到了3月份了,所以,这“四个合作社”是中国人提出来的,不是苏联人提出来的,无论从当时来看还是从现在看,这其实都不存在出卖国家主权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过去对主权的意识有点问题,好像资源一出让就是出卖主权,四川护路运动也是为这个,东北张学良跟那个中东路事件也是为这个,其实现在合营公司满大街,是不是?谁也没说它出卖主权,因为人们的意识变了。
但是当时这个情况可不一样,毛泽东一回国,再加上英国人给你胡说八道,乱宣传,说签了四个股份公司,这是共产党把中国给出卖了,怎么怎么,国内是舆论哗然,很多人提出,骂,说你共产党卖国,有的共青团员都退团,我宣布退团,我再也不跟着共产党走了。所以后来你看,刘少奇做了好几个报告都是讲这个事,来解释为什么要搞这种合营公司,对中国发展经济有好处等等,做了很多报告,最后才把这事平息下去。
所以我分析,后来为什么到五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主席反复老说这些话,他是在替共产党当时的决策打圆场,否则的话,好像共产党去了就卖国去了,他本以为给中国人民带来很多好处、利益,结果人们不理解,闹成这样。
所以实际上“中苏同盟条约”在我看来主要让步的是苏联人,中国并没有丢失什么东西,为什么苏联让步?刚才我也讲了,主要是因为它的外交资本没有中国大,但是也引起了很严重的另外的一个后果。
*该资料来源于2007年左右,北京大学“中苏关系史”系列课程,音频为现场录音,根据音频特点,有少量删减及配乐等处理
内容编辑:小蝉
试读结束,查看完整版请订阅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