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好编辑的体验：怀夏玫

 

2021年

近读《文汇读书周报》《阿昌逛书市》栏“用什么来衡量”一文，深有同感。特别是文中提到夏玟女士以十五年的时间编《巴尔扎克全集》一事，本人忝列译者，更有切身体验，总想写点什么，现在借此机会一吐为快。

我参加译巴尔扎克纯属偶然，是在八十年代初，还是此项工程刚刚启动时，夏玟正在物色译者，探询我是否愿意承担一部分。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愉快的合作，进而建立了友谊。事后回想，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十分认真、坦率，建立在共同的观念的基础上的。

我因译书完全是业余兴趣，提出必须由我选择书种，同时交稿时间不能太紧，她都同意；她提出，根据出版社的规定，第一次参加的译者必须先试译一万字，然后再作最后决定。我也欣然同意。她还说为了不浪费我的时间，可先选定要译的著作，从头开始译，先交一万字。这一考虑很周到，后来我体会到，处处为译者考虑是她一贯的作风。我认为这一规定既合理又必要。

近见《文汇读书周报》讨论提高翻译质量问题，把“试译”作为新思想提出，且阻力重重，似乎很难做到，使我大惑不解。这一制度早已存在多年，并非新事物，至少到八十年代初还在实行。当时尽管是夏玟先主动约我，本人还比她虚长几岁，在外文方面算是有些“资历”，但是并未出版过法文文学译著，她不能凭耳闻、想当然，而需严格遵循考核制度，这正说明出版社的严肃和编辑的敬业精神，我不但没有丝毫感到对我不敬，而且更加放心，说明我参加的这套译著水平是有保证的，将来不致有耻于为伍之憾。

我们的合作的确是编译双方相得益彰。夏玟本人不但法语造诣较高，且是巴尔扎克专家，这点毋需我赘言。难得的是她作为编辑，对原文和译文的阅读仔细程度非一般人所能及。且不说时下许多译著的“责任编辑”可以连原文的文字都不懂，就是正常的懂业务的编辑，本无校阅原文的责任。

夏玟当然也不是逐句校对，但我感到她对照原文读的比例超过一般编辑，或者至少她对原著比较熟悉，所以对译文的判断较为准确。

巴尔扎克的特点是典故繁多，有的是真实的历史和人物，有的是他自撰的。他有本事使他在《人间喜剧》中虚构的人物杂处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中，天衣无缝地呈现给读者，在不止一本书中反复出现。而对译者说来，就大大增加了为注释而查找出处的工作。

有个别地方，我实在孤陋技穷，就留给编辑，她毫无怨言、不厌其烦地为我补遗。有的难译之处，我自以为匠心独运，私心暗自得意，往往为夏玟注意到，表示赞赏，甚至还谦虚地说学到了一些东西。每当此时真有知音之感。当然，疏漏处，她也会发现指出。总之可以证明她是仔细用心阅读的。这与有些编辑连译（作）者的笔误、标点错误等等一概照发，有天壤之别。

我也可以说，通过与她的合作，我学到了不少，主要是对巴翁的理解大大提高一步。《公务员》一书在初稿完成后，夏玟又找到法国七星社出版的带注释的权威版本复印给我，使我纠正了许多一知半解或误解之处。

这样秩卷浩繁的全集，不知有多少人名地名，由多名译者完成，译名的统一是一大工程。这项工作由编辑方全部承担。那时没有电脑排版，还是手工操作。据我了解，她专门请一人协助此事，做了几抽屉卡片。可以想见单是最后达到几十卷中出现的专有名词统一无误，需要怎样细致而繁琐的工作！不知从何时起，好像这项要求从出版中取消了。不少单本译著，或者论文集，就在相离不远的地方同一人的译名不统一者屡见不鲜，“责任”编辑对此熟视无睹，或者完全把责任推给译者，难道在这方面把关不在其“责任”范围？

还值得一提的是夏玟对译者的尊重和对他们的权益的维护。她送书取稿从来是亲自登门，骑着自行车到处跑。记得有一次在我家谈得较晚，存车处锁了门，末班公共汽车也已过去，她不来打搅我，竟从我当时的住处前门东大街步行回复兴门的家！我后来知道，为自己只顾聊得起劲，忘了时间，愧疚不已。

对于译文如有个别改动意见，她必先征得译者同意。那时我国尚未加入国际著作权法，本人对稿酬问题毫无概念，也没有签合同之说。但是夏玟在那时就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为译者的权益考虑。种种于细微处见心意之事，不必详说。后来夏玟又多次约我继续译巴尔扎克或其他作者的书，终因自己的专业缠身而推辞了，现在想来放过这样的合作终是憾事。

许多事，当时不以为意，因为老一代的编辑中这并非特例。以后与出版社打交道多了，听到的看到的更多，对比之下，才愈觉这种业务水平和这种敬业精神之难能可贵。

最近我有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学为一家也是颇有名气的出版社译一本学术专著，他住在海淀区，出版社在东城，责任编辑大约小他三十岁，却总是那老人一趟趟往出版社跑，而且交稿后还发生过编辑一个电话把他召去，以训斥的口吻表示对译文不满之事（编辑所知有限，意见并不中肯）。难得此公是一位忠厚长者，竟忍受下来了。而书出版后竟发现书后索引的页数是照搬外文原文，译本却未在每页注明原著的页码。像这种荒唐的失误也没听说编辑有任何承担责任的表示。

我还有同事，应某出版社之约译一本当时在我国颇为热门的学术著作，译者是认真的学者，表示对这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著作，需要时间斟酌，特别是不同的人分头译，需要花一定时间统稿，出版方竟“要求”不必太认真，专门名词外文注释为省“麻烦”也不要，只求抢时间。经译者力争才勉强同意遵循某些学术著作的规格。

但是出书后，封面赫然大字的外文书名就出现拼法错误。经译者指出，对方竟说反正看译本的人大多不懂外文！。这就一语道破，原来是专唬外行的！而这也是一家相当大而不算无名的出版社。这就难怪坊间有那么多无法卒读的“名著”译本了。

像上述那位年轻编辑之无礼可能不算普遍，但是出版社编辑对译（作）者不尊重，言而无信，对其权益轻率处置，却不是个别现象。

当然，热爱本职工作，尊重作者的中青年编辑仍不乏其人，本人也有幸遇到一些，无奈大环境使他们难以继承和发扬那种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出版质量的精神。

这就回到本文开头响应的问题：出版社对编辑的考绩以什么为衡量标准？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文化界、出版界已经有“逼良为娼”之讥，指的是“唯利是图”的政策逼得出版社去迎合庸俗趣味，严肃著作出版难。

在一次会上，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蜀生先生的发言令我难忘，他说，“对现在这种现象老编辑感到很凄凉，年轻编辑不感到凄凉，因为他们没有当过老编辑”。这里“老编辑”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现在又轮到中年有事业心的编辑对硬性规定利润指标以及种种不可言说的桎梏诉苦了。而如以上所举的不负责任的失误，却往往对编辑的考绩没有影响。

正如所有餐馆都向快餐方向迈进，老板不鼓励精雕细刻，高级厨师就无用武之地，后继者更培养不出来，消费者也就日益不知真的美食为何物了，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其实出版业和读者是互为因果的，出版业既需要迎合读者，也有培养和引导读者的功能。

一个好编辑所起的“润物细无声”的长远作用不可低估。过去常有编辑独具慧眼发现和培养出终成大器的作者，现在恐怕很难有这样的编辑，也容不下这样的独立自主。从这一角度讲，夏玟的敬业和学识得以发挥，也算生逢其时。

除了对巴尔扎克情有独钟外，其实夏玟对法国文学造诣很深，对其他作家也有研究。2016年她在出入医院之际出版了46万字的《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应该算是她最后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