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在上海上两年高小 | 发蒙的摇篮

 

1939年夏天津水灾，举家到上海避难。英租界地势较高，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来我家避难。不久连我们这里也淹了，一条弄堂成为泽国。幸好我们的房前有几蹬台阶，水还没有进家门。那时我小妹还在襁褓中，而且刚生完一场重病。

父亲下决心送我们到上海避难。他工作走不开，他办公的银行在法租界，尚未被淹。有一天早晨，租了一条小船，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连同保姆母女从弄堂里划出去到塘沽坐轮船到上海。

那是我第一次坐大轮船，风平浪静时一望无际的水面真像一匹绿色的缎面，似有人在两边扯着抖动，掀起一层层波浪。我们国文课本中选读过巴金看日出的散文，我特意清早到甲板上看日出，觉得美妙非凡。那时母亲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她和我都不晕船，而保姆却晕得一塌糊涂，母亲还要照顾她，所以顾不上我，我能自由地跑来跑去看风景，十分开心。

到上海，照例住在舅舅家。暑假后开学，我就和表兄弟一起上渭风小学高小一年级（即小学五年级）。那是一家私立小学，从校长到老师大多是上海中西女中出身，校长曾留美，是终身未婚献身教育事业的职业女性。学校就是那种“弄堂小学”，校舍不起眼，学校也不很有名，师资却相当不错。

上海的小学从三年级就开始有英文课，而我在天津的学校从初中一才学英文，所以学校因我英文不行而不肯收我。

后因我的表姐兄弟一家都上的这个学校，而我其他功课都不错，经过求情，校长特许我先做“试读生”，同时自己设法补英文，如果年终考试能及格，就可转正式生，否则只有退学，或降低一年。

我从小不怕学习，相当自信，也没有请家教，好在有比我年长的表姐可以帮我，就用本校的课本恶补了一年，到年终考试不但及格，还成绩优良，就这样，顺利升入了六年级，还是“好学生”。

同学间都说上海话，我在家是说湖州话，常常被笑话，不久也学会了一口上海话。课程中除“国文”外，还有一课“国语”，就是学普通话，用注音字母学，老师发音很标准，可能是北方人。这一课我当然是绝对强项。

不久，天津水退，全家都回天津，为了不中断学业，我一个人留在上海读完高小。

碰巧，这个学校也重视文言文。期末大考时，国文和英文都由校长亲自面试。其形式是校长来教室，随便点几个学生，抽一篇应该背过的课文背诵一遍。英文则是选一段课文朗诵，然后用中文讲解。记得最后一次英文口试是龟兔赛跑的故事。我几次都顺利通过，并给校长留下很好的印象。

只是最后六年级毕业，国文面试却出师不利，抽背的文章是韩愈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背了几句就卡壳了，来回重复再也想不起来，校长破例给提示一句，我仍然一片空白，就此背不下去，当时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这件事留下深刻印象。到现在，我这篇文章仍然背不全。

学期终了，照例有“恳亲会”，学生演出，请家长观赏。我们毕业班尤其是重点。其中有两场英语话剧，一场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我们英文课本中就有这个课文，讲华盛顿少时砍了他父亲所钟爱的樱桃树，父亲大怒，扬言查出来谁干的，要严惩。小乔治勇敢地坦白承认是自己干的，父亲鼓励他诚实，就原谅了他。这个短剧由我们班上两名男同学演。

另一个英语剧是从《睡美人》的故事改编的，当然是非常简化的独幕剧，角色却很多。一名年纪较大，身材比较高的同学演主角，我扮演七名仙女之一的智慧女神，只有一句台词。另外，我还有一次上台的机会是在幕间换台时与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带着丑角的高帽子，在幕外说一段英文绕口令。这两个加起来不过几分钟的表演机会令我兴奋不已。竭力动员我舅妈出席。她果然去了，事后说没想到中筠还有这个本事，令我高兴了好几天。

直至进入21世纪，忽然有一位谓风小学的同学联系到我，原来就是当年扮演少年乔治·华盛顿的那位。大家都已垂垂老矣。在他发起下，在北京还能联系上的几位同学，由周干峙同学做东，在他家聚了一次。周干峙后来入了清华建筑系，并且也参加了地下党，曾任建工部副部长。我们聚会时当然已经退休，现在他已作古。

在上海脱离了母亲的管束，读书更加随兴所至，除课堂外，大量乱翻书。舅舅家有一面墙的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在那两年里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红楼梦到家、春、秋，乃至武侠、神怪、翻译作品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钻在里面常常弄得灰头土脸，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之处、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

开始接触新文学，如《小说月报》、《万象》等杂志都从表姐手中传到我手。那几年看的“大部头”有巴金的《家》、《春》、《秋》和其他作品，如《春天里的秋天》、《寒夜》等等，《红楼梦》也是那时开始看的，一知半解，后来长大后重读好几遍才逐步理解。

巴金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起到反封建的启蒙作用。写作文也“为赋新词强说愁”，写些多愁善感的东西，现在看来一定很可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数学开始滑坡，成了文学偏科。

另外，与耀华学校不同，这里课堂作文可以用钢笔写，不一定用毛笔，于是在无人管束的情况下，我毛笔字也不好好练。从那时起，我的毛笔字一直没有练好。回到家里，母亲只顾给我补数学，也没顾上逼我练字。后来遇见善书法的陈乐民，我就更加自暴自弃了。像我这一代读书人，毛笔字拿不出手是一大缺憾。

舅舅家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他自己就有六个子女，四女二男，外加长期或临时借住的亲戚。每当年节或什么人过整寿等等，上海的亲戚都来（大姨家也有六个子女，相反是四男二女），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简直像戏园子。在生活细节上，他们和我家略有不同。

相对说来，舅家更传统，而我家略“洋”一些。也许与我父亲曾留美有关。舅家是大家庭，堂屋有祖宗牌位，过年有祭祖仪式。而我家则是小家庭，比较简单，没有祭祖等繁文缛节。在服装上，表姐妹们小时候大多穿旗袍，而我们穿裙子居多。我们姐妹学钢琴，表姐妹们都不学，但是他们经常看京戏，而且都会唱。

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也对京戏发生兴趣。那时广播电台有点播京戏的节目，刚好是在我们放学以后的时间。我养成一大乐趣就是拿着《戏考》听广播，对照一字一句学，有时与大我两岁的表姐一起学。这样，居然学会了不少段子，可以凑成表演节目。我们能完整地演的节目有《四郎探母》的《坐宫》和《红棕鬣马》中的《武家坡》。和我同龄的表哥唱老生，我和表姐轮流唱旦角。还有一些电影插曲，特别是郎毓秀的《天伦歌》、《飘零的落花》等都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外国歌曲则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最佳101首歌》中的歌曲。

在我十岁的时候，和表姐妹们真的排演了一台节目。当时上海每年冬天有赈灾行动，通过电台或报纸，动员各家捐钱捐物。我们便以此为由头，进行一次“义演”，在大人支持下，把上海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请来看我们演出，是卖票的，票价随意。有一位表姐管账。大家热情高涨，各显神通，把大人的箱笼翻遍，找出老古董的服装，或自己改造，还自制布景。

几个表兄弟多才多艺，特别是表弟童本懿当时只有八岁，却似乎什么都会，学什么像什么，一人承担好几个节目，是大家的宠儿。他还学戏院中的跑堂，弄来一个托盘挂在脖子上，上面放点瓜子、花生之类，在观众席间穿来穿去卖，大家看他可爱，多少买点，也增加捐款收入。（日后他果然发挥了天赋，成为出色的文艺工作者，还曾任1964年大型歌舞《东方红》的舞台总监）。

我们那台节目既有歌舞，又有京戏。原来说好，“压轴”是表姐童晓礼演四郎探母的《坐宫》；“大轴”是我演《武家坡》的王宝钏，老生都是表哥童本亮。《武家坡》那几段唱腔设计得很好听，我原来挺喜欢的，特别是那段“二六”（“手指着西凉高声骂……”，我对着收音机学过很多遍）。

但是在排练期间，我和表姐童晓礼两人议论，忽然越想越觉得这出戏有问题：薛平贵自己背着王宝钏娶了代战公主，还要王宝钏苦守寒窑，而且骗她说丈夫把她卖了，如果她服从了，就把她杀了，去见那位公主。凭什么？这也太不公平了！这薛平贵能算好人吗？两人越想越觉得愤愤不平，在表姐支持下，我决心罢演此戏。这是我第一次“反封建”的行动。

从那时起，我男女平等的意识一直十分强烈，在上海看的那些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巴金的作品，大概无形中起了不少作用。那台节目本来是小孩子间自己弄的，大孩子主持，但不是“领导”，所以不演就不演，我后来用什么节目代替，已经不记得了。

至今，我认为京戏全部《红棕鬣马》在艺术上，特别是唱腔设计上精益求精，但是在思想上肯定是糟粕。不仅仅是男女平等问题（对那个时代的故事这点不能苛求），更重要是宣扬趋炎附势，即使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看，也是富贵权势压倒孝悌忠信的伦理，那最后一幕“大登殿”中王宝钏和代战公主的轮唱、合唱，内容令人作呕。

后来遇陈乐民，他对京戏比我在行，谈到这出戏，意见竟完全不谋而合。时至今日，在现代形式的电视剧以及不少节目中竟也宣扬此类极为腐朽的价值观，并且变本加厉与拜金主义结合起来，是我当初怎么也没有料到的。

我在舅舅家从来就和在自己家一样。我舅妈管家是粗放式的，似乎对丈夫的工作和子女的学习都不大过问，与我母亲相比，她更少参与舅舅的朋友圈，更难得一起出去“应酬”，交往只在沾亲带故的圈子中。而子女个个都成绩优秀，品行端正。也许是多子女的好处，大表姐读高中时在家中威信已经很高，弟妹都听她的。况且，这样一大家子，整天乱哄哄，孩子跑来跑去，地板咚咚响，要管也管不过来。

现在想来，舅妈真不容易，舅舅恪守孝悌之道，凡家族亲戚有所求，都来者不拒，她心胸开阔，从未见有厌烦之色。看似不甚理家，而举重若轻，乱中有序，安排妥帖，从未见传统大家庭常有的勃谿、矛盾。我还注意到他们两位习惯晚睡，到夜深人静时，两人常相对小酌，下几盘棋。舅妈说这才是她自己的时间，可见得那种“热闹”，她也是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