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辗转京沪考大学 | 少年不识愁滋味

 

1947年高中毕业，面临高考。我一共考过四家大学共五次（其中清华两次），也算一段有趣的经历。

我上的耀华学校，应算天津最好的中学。我们与内地和上海的考生相比，劣势是英文，因为自从太平洋战争，日寇势力进入租界后，强制把第一外语改为日语，英语课大大减少。上海虽然也沦陷，但是由于传统，原来英语程度就高，受影响较小，其他的课程则相差不大。

所以高三期间，家里就为我请家教恶补英文。同时学校方面也重视起来，增加英语课时，数学全用英语课本，老师上课用英语教，还组织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我自己在那一年最大的收获是读通了英语的语法，把一本语法书的习题从头到尾都做了，弄清楚了我以前乱看书一知半解的问题。这对我可以说终身受用。

所以，以后凡有人问我学外文的经验，我首先强调，成年人学外文，一定要把语法弄通，而不能靠听录音“熏”出来，否则即使词汇量很大，也会造成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而弄通之道，还要靠大量做习题的笨功夫。

耀华中学与燕京大学有“保送”协议，就是毕业班的前多少名（具体数字记不得了）可以优先录取。但不是完全免考，只考主课“国、英、算”，其他物理、化学、地理、历史之类的“副科”就免了。我在被保送之列，这对我特别有利，因为国文、数学是我的强项，而最没有把握的是化学和地理。燕京的入学考试日期最早，我报考的是数学系。之所以报数学系，一则是我自己当时特别有兴趣，二则也有点“好强”，因为那时女孩子多考文科，我偏要表示我可以学理科。

考燕京特别顺利。记得国文的作文题目是：“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树德说”。这分明是文言文的题目。我中学六年作文大多数是文言，什么“夫古圣王之治天下也……”如何如何，这类词拽起来很熟练。数学是题海战术，好几张纸的小题目，各种类型都有，都不太难，是考速度和清醒的头脑。我都做得很顺利。英语也不太难。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考上了燕京。

那时多数比较有名的大学如燕京、辅仁等都是私立的，只有少数几家全免学费的国立大学，门槛更高，清华、北大为其中之冠。40年末，光复以后那几年竞争之激烈，录取比例之小，超过现在。

因为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招生范围只能在有限的大后方，1946年北上复校，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生，一下子考生倍增，有些像“文革”结束后开始恢复高考，“77”届、“78”届的形势。不过沦陷区大城市的中学并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瘫痪，基本还保持了正常的教学程度，优秀的学校和优秀生还是不少，所以竞争更激烈。与现在不同的是，各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日期都错开，普通大学和名牌大学的难易相差很大，所以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和精力，选择不止一家大学试考，碰运气。

光复后的头两年西南联大三家大学还是联合招生，统一考试，不过各自的分数线不一样，清华最高，南开最低。我第一次出师不利，所有“强项”都没有发挥出来。

首先数学，与燕京相反，只有五道大题，每道二十分。我有两道几何题就是卡住了，怎么也走不通，证不出来，40分就丢掉了。国文则遵守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作文只许写白话，题目是“我的中学生活”，对我说来实在出不了彩，不知胡乱写了些什么，自己觉得十分平淡。

英文也遇到不少生字、生词。后来才知道，英文题目部分是根据西南联大附中用的课本，对我们华北的学生说来，就吃亏了。

总之，几场考下来，自知无望。最沮丧的是，考完数学，刚到家门口，就忽然想起那两道几何题自己钻了牛角尖，换一个思路，豁然开朗，就找到解法了。当然为时已晚。我母亲一直认为我是由于高三的一年把时间精力都花在准备个人钢琴演奏会上，疏于复习功课，我认为与此无关，完全是运气和临场发挥的问题。所以，根据我的切身经历，一考定终身是很不公平的。幸亏那时的高考制度比较灵活，可以有诸多选择。

上了一年燕京，1948年暑期学年终了，我下决心考清华转学。二年级转学考试反而比一年级入学考试容易，因为如果考文科，就不需要考数理化，而且第一年燕京的学分转过去可以得到承认。不过有一条严格的规定，转学考试报名不但需要原校的肄业证书和成绩单，而且还要退学证书。也就是说，不允许脚踏两只船。

这一招很厉害，断了许多人的投机心，对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母亲根本不赞成我这样折腾，本来燕京是很好的学校，许多人求之不得，校园生活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执拗劲，非转清华不可。自己跑到注册处去办退学。那里的办事员十分惊讶，他告诉我，我第一学年的成绩是全优，从下学年起可以得全奖学金，全免学费，为什么要放弃？燕京是私立大学，学费不菲，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记得交学费是扛着一袋面粉去交的。全免学费是很高的奖励。

不过清华是国立大学，如能考上，根本不用交学费。不论如何，我铁了心，义无反顾地退学了。

接下来，根据招生简章，全心全意准备转学考试。为此，下决心暑假不回天津，留居北平，住在干妈家。这里交代一下干妈一家的情况，他们与我母亲关系非同一般，也是我幼年关系最密切的人。

干妈陈惠莲是我母亲在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同学，干爹陈可夫是德国留学的工程师，当时是北平钢铁公司（即“首钢”的前身）的总工程师兼总经理，也就是总负责人。他也属于那一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大潮中的有志之士。母亲常讲到他艰苦创业和敬业的事迹，包括亲自下矿井以及对改进技术的贡献等等。钢铁业在国民政府时期也是国企，所以尽管他实际上主要是技术专家，身份还属于政府官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我在襁褓中时，母亲生病，把我交给奶妈，大约照顾不好，干妈发现我十分瘦弱，说：“怎么庄公养鸟，越养越小”，就主动收我作干女儿，把我抱过去，养在他们家，直到三岁随母亲到农村之前，我多数时间是在陈干妈家养大的，我叫她“好姆妈”。他们有一个女儿陈尔瑞比我大八岁，还有一位干爹的寡嫂，都把我当作宠儿，精心照顾，所以我幼儿时期就得以健康幸福地成长。

抗战爆发后他们全家当然随政府迁内地，与我们失去联系。胜利后干爹调北平工作，住在东单栖凤楼1号，刚好我上大学那几年，那里就等于是我在北平城里的家。他家属于那种极为善良而和睦的传统家庭，1948年暑假我住在那里时，尔瑞姐已经结婚，有一个极可爱的小娃娃。她毕业于云南大学农业专业，丈夫与她同学，当时在美国留学，后来回国后在中科院工作。

那个暑假我每天早晨从东单坐有轨电车到文津街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图旧址），一坐就是一天，中午在附近的小铺买一个烧饼夹肉丸充饥，图书馆有供饮用的“沙滤水”，（喷泉式的水龙头，直接用嘴喝），十分方便。那时没有空调，但是图书馆的建筑冬暖夏凉，中午还可以在走廊的长椅上躺下小睡片刻。借书手续也十分方便，只是一般不能借出去。

阅览室宽敞明亮，我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坐位，早晨借好书，放在那里，闭馆前还。有时还可以与管理员商量，暂时保留在柜台，明天接着看。管理员态度和蔼，十分敬业。我自己“劳逸结合”，上午读备考的书，下午随心所欲读各种“闲书”。我考外文系，英文书属于上午备考之列，所以下午的闲情多是线装书，读了一些笔记小说，印象较深的是第一次读到全本《西厢记》。这一段日子在图书馆过得十分惬意。

清华的转学考试，自我感觉良好，考完就回天津了。

回家以后，心里不踏实。这次破釜沉舟，万一又落榜，那就至少要失学一年，燕京也回不去了。以后前途渺茫。于是作狡兔三窟计，还得有备用的学校。太次的学校又不甘心。查报纸发现上海圣约翰和沪江两家大学考试的日期还赶得上。母亲本来就不赞成我那么冒险，事已至此，也与我一样担心，完全支持我多一分保险。那两家大学的考场在上海。我到舅舅家落脚不成问题。于是束装就道，匆匆到上海赶考。借高考之机又能同舅舅一家和表姐妹们相聚，特别高兴。

在上海的考试，我无从准备，还算顺利。题目早已全部忘记，只记得圣约翰的国文作文题是：“见贤思齐，见不肖而自反说”。这么一家洋气的学校出这么一个冬烘的题目，所以印象深刻。考试完了，就留在舅家玩，等候发榜。

圣约翰和沪江也是名校，比燕京学费更高，又在上海，富家子弟更多一些。我在圣约翰考场就见到不少衣着光鲜入时的考生，特别是女生，还有戴金项链的。学生戴首饰进考场，我在平、津尚未见过，感到两地风气的确不同。不过我舅舅家的家风朴实一如既往，还是在租住了几十年的新闸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内。

因为人口众多住不下，又搭了一个阁楼，三位表姐就住在阁楼里，我也同她们一起住阁楼，其乐融融。

他们家的娱乐一是看电影，一是看京戏，日本投降之后那几年，上海的租界内已经是洋人聚集，洋货充斥，生活方式也更加“洋化”，美国影响日益明显，一片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但是我接触到的亲戚圈子却似乎变化不大，同歌舞厅之类的场所从来是绝缘的。现在影视剧中所表现的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甚至是地下工作人员出入的场所，我都没见过。偶然在街上经过霓虹灯闪亮、装潢华丽的门面，知道那里就是某某舞厅，那种地方似乎离我们这种家庭很遥远。

我赶上的唯一的“时髦”玩意儿就是好莱坞电影。那几年好莱坞电影大量涌入，而且开始有彩色电影，上海的学生趋之若鹜，人人都有崇拜的影星。我父母家教比较严，在天津时很少允许我自己看电影。到了上海，发现表姐妹们看电影的自由度比我大，跟着看了许多当时的美国电影，大开眼界。暑期上海天气酷热，那时家里是没有空调的，只有演外国电影的几家电影院标榜“冷气开放”，许多人到电影院去既乘凉又看电影也是一举两得。

不久，清华发榜，我榜上有名，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还名列第四——每个录取的考生有一个学号，按名次排，我的学号是37004（民国37年，即1948年），可见每年录取不出三位数。实际上我在校时全校统共只有三千多名学生。这就是当时大学的规模。上海的两校也录取了。到快开学时，表姐童晓礼与家在上海的燕京学生集体北上，我就与他们一起搭伙回天津。清华开学比较晚，10月初才报到。我从此如愿以偿，在清华过了三年，并经历了国家的，也是我人生的大转折。

我在上海的一个多月，舅舅舅妈一如既往对我热情照顾，关怀备至。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他们亲密相处。后来，只有1955年出差到上海去探望过一次，从此政治运动不断，我虽多次去上海，无缘再见。相对说来，舅舅在“文革”前的运动中受冲击较少，也许因为上海滩富商云集，轮不到他；同时因为“工”比“商”在执政者心目中地位较高些。但是到了“文革”照样在劫难逃。两位老人一度被扫地出门，以古稀之年住在一间车库中，度过不能取暖的严冬，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舅舅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于1974年就去世，强加于他的罪名在身后才得到“平反”。以他原来的身体和修养，原本是应该更加长寿的。舅妈熬到80年代。我到上海去探望她，那时她已重病在身，握着我的手，没能说几句话，这是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