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燕京大学一年 | 少年不识愁滋味

 

初考清华失利， 燕京成为我第一家大学。

这是众所周知的名校，校园美丽如画，生活设备其他大学都无法比拟。仅宿舍厕所总是干干净净，没有异味这一点，当时很多学校都无可比拟。师资很强，校园文化有其特点，所以燕京的校友对母校都有极美好的记忆。但是我上燕京时已是强弩之末。司徒校长已经离校出任大使，正是内战兴起之时，课外活动已经左右分化，政治化了。

我本人一心为清华落第而于心不甘，所以没有享受燕京应有的乐趣。在燕京上了大约两个月数学系。系主任是后来知名的天文学家戴文赛。他亲自教微积分课。母亲一直是不赞成我上数学系的。她认为女孩子学数学将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当中学教员，所以总是劝我转文科。

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后来终于决定转外文系，事后想来有几个原因：一是到了数学系发现高手如云，我绝非天才。我其他理科如物理、化学并不出色，如果不能成大数学家，出路是很窄的。更重要是我还念念不忘明年再考清华，理科是绝不敢再问津了，只有今年上了文科，明年才能考文科转学。于是知难而退，听从母亲的劝告，转了外文系。

中国文学本亦我所好，我当时自以为中文已有足够的基础可以凭自学，不必专门在课堂上学，外文是必须从师学的。后来我旁听了一堂《诗经》，老师一首诗讲了两星期，才发现自己对中文系的看法大谬不然，完全是井底之蛙。

根据高考的成绩，我一入学就免修大一国文，直接上大二国文。入学以后又经过一次英语摸底考试，连英语也免修大一而直接上大二英语。（那时不论什么系，国文、英文必修两年）。在这一年中，我埋头读书，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成绩都名列前茅。

其中有一件事比较得意的，不妨一述。我上大二国文是阎简璧先生教，他学识渊博，教学认真。最近《燕京校刊》还有纪念他的文章，后来他的遭遇也很坎坷。不过那时他还是青年讲师。我们用的课本好像是他自己选编的。其中有一篇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其背景是文天祥第一次被捕时，未即死，因有所待，还准备再有所为。王炎午对他有误解，以为他贪生，因此作此祭文，促其殉节。

我刚好见到消息，周作人以汉奸罪被判刑。忽然灵机一动，就效王炎午作《生祭周作人先生》文，通篇是四六骈文，内容现在完全忘了，只记得开头是“惟年月日，有无名狂生祭于周作人先生未死之灵曰……”，下面列举他本该死的契机，还用了二陆过江的典故。虽然具体文字都忘了，但记得我当时的语气是惋惜多于谴责。那时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政见”，写这篇文章是炫耀辞藻多于表达思想。这篇文稿早已丢失，不过最后老师的批语我至今记得：“文如剥茧，思如抽丝，不类描凤纤手，竟似斫轮老匠”。自己当时着实偷着乐了一阵子，所以居然至今一字不忘。

我对心理学印象较深，觉得很好玩。老师的名字不记得，大家叫他“沈大胡子”，因为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他一上来就先测智商。其中有一项，他先口头念一连串完全没有关联的数字，然后叫我们立即追记下来，看能记下多少，这叫测“耳后余音”，我能记的数字最长，这可能与学过音乐有关，这种强记能力后来对我在口译工作中也很有用。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IQ之说，我得了高分，这可能也使我对这一课程大感兴趣，老师主要先讲故事、实例，然后用心理学解释，使我明白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常识都与心理作用有关。

教逻辑课的是张东荪先生。他上课好发议论，似乎对学生学习如何不大注意，期终交一篇心得即可，给的分数大家都差不多，属于中上。不过对我说来，逻辑课上与不上大不一样，对逻辑思维大有帮助，终生受用。多年后我才知道张先生不同寻常的身份，更没有想到他在新政权的遭遇如此跌宕，命运如此悲惨。他曾在中共与傅作义之间斡旋，为北平和平易手立了大功，却很少有人提起。而后来，他天真地自以为还可继续在中美之间作调人，为他带来了巨大灾难。

直到1980年代我从美国解密外交档案中看到材料，发现直到1949年，他和他的儿子还曾与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联系企图说服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设法与新政权打交道，以便他们（张和其他民主人士）设法影响中共领导与苏联保持距离，不“一边倒”。今天看来，实在天真得可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是免不了了。我有幸上过他的课，可惜当时对这样一位人物完全无知，没有留下更多印象。

燕京的传统，老师常常请学生到家中聚会，特别是新生，也不一定是授课老师。我在数学系时参加过戴文赛先生家的聚会。

那时燕京有好几位单身外国女教师，与女学生联系较多。有一位Miss Boynton（中文名包贵思），也请我到过她家。她是英文系教师，但是我没有上她的课，我如果二年级继续在燕京就可能上到她的课。她是桂格会教徒（即教友会），崇尚自然，在自家院里种菜，她请我吃饭，完全是素食，就是用的自己种的菜，而且基本上是生拌。她与另一位教师同住（或紧邻），好像是Miss Speer，我现在不能肯定。她还有一特别之处，就是除了严冬之外，一年三季睡在室外，在廊下搭个床。

根据燕京的学制，“主修”之外还可以“副修”一门专业。我没有如刘金定老师之愿上音乐系，但是又放不下，一厢情愿地想“副修”音乐。

刘金定老师也加以鼓励，还写信给音乐系主任苏露德女士，介绍我去见她，希望她给我一个考入副修的机会。苏露德也是燕园单身女教师之一，同时是“女部”学监，管女生行为品德，以严厉著称。我如约去见她。她一开始就表示学音乐不是容易的事，对于“副修”的想法很不以为然。然后就当场叫我弹一曲试试，不算正式考试。我自从个人独奏会之后，就集中于高考、入学等事宜，整个暑假疏于练琴，仓促上阵又心情紧张，其效果可以想见。于是连考试资格都没有取得，“副修”之说遂告吹。如果我副修音乐成功，也许就在燕京留下来了。

1947到1948年学生运动高涨。燕京也是中共地下党活跃的据点。在校园中占主导的是左倾潮流。我当时对于内战方酣的国情隐隐约约有所了解，与大多数人一样，对国民党绝无好感，认为外面的社会十分黑暗，但始终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不愿沾边。实际上我的知识领域中没有社会科学的地位，对各种理论全然无知。

碰巧，我的表姐童晓礼比我先一年入燕京教育系。她当然义不容辞地对我照顾备至，并争取到我与她住同一宿舍。她为人热情，助人为乐，思想“前进”（当时同学中对思想左倾的说法），那时是否已经入党我不知道，不过1949-1950期间，她曾是燕京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同宿舍一共三人，另一位同学是新闻系的，也与表姐一样“前进”。作为教会学校的传统，燕京有各种学生“团契”（fellowship），是趣味相投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的。每当新学年开始，各团契都会在新同学中物色吸收新会员。

当时相当一部分“团契”已经在地下党领导或影响下，成为传播“前进”思想的场所；另一部分还依原来的传统，有的宗教气息较浓，有的也不明显。表姐当然想动员我参加她所属的团契，其他团契的同学也曾来找过我，但我与二者都格格不入，都没有参加。

我原来对当时的左倾思想既不了解也无反感。我不愿参加他们的活动只是因为不好玩，语言无味，连文艺活动都有一种单一倾向，我若加入进去就要放弃许多丰富多彩的趣味。但是有一次两位同屋不在，我看见桌上放着一本她们常看的“群众工作手册”，翻阅之下，里面讲的是工作策略和方法：如何争取“落后”同学，通过生活上的关心建立感情，进而了解其想法，伺机启发其政治觉悟等等。我发现这正是表姐和另一同屋对我所做。

感到自己原来是“工作对象”，产生了逆反心理，反而与她们疏远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自幼有一段时期在舅舅家生活，与这位表姐年龄接近，感情最好，所以她对我关心照顾是真心的，并不是策略，但是她既然有了政治倾向，以“帮助”我思想进步为己任，也是自然的。其奈我冥顽不化。所以在燕京期间我几乎独来独往，与我一同考进的耀华中学同学徐谦，她是化学系的，与我一样的不合群，成为我在燕京课余的唯一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