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已经明白 同样的事 儒家做了不论是好坏总是能想出来高帽子的理由 其他人做了就用儒家的原则死死盯住他 一出线就是错的 也没必要论了

《论儒第十一篇》 同意大夫的“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也同意文学的“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 方法可以变通，原则不能丢弃。

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的争论。认为过程重要的人，通常更强调心流状态，以及过程中每一步的收获。他们认为，只要过程里有所收获和成长，即使结果不好，也是成功的。而另一派人只注重结果，认为只有好的结果才是正义和有利的。他们认为，无论多么努力，如果结果不好，努力就毫无意义。 这两派的争论不仅存在于个人生活中，也存在于朝廷和国家大事上。例如，主导中国千年的儒家思想，就非常注重过程和原则的重要性。儒家认为，无论如何都要保证自己的行为符合君子的定义，必须为天下、礼仪和人民着想。这催生了许多坚守原则、绝不屈服的现象，即使局势发生明显变化，也绝不改变志向。像文天祥这样的人，就是在儒家文化下产生的宁死不屈、绝不服从新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认为结果重要的人会觉得，像文天祥这样的人没有必要以死明志。既然时代已经改变，那么应该做的就是去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生产力、新的统治关系，所以没有必要非要去坚守自己的那些精神，而是应该直接去顺应时代、顺应新的形势、顺应新的统治者，这样也可以去造福人民。因为当新的统治者来了以后，完全可以借助新的统治者的资源和力量去让人民过得更好。哪怕像文天祥这样的人，他也可以借助元朝来让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民间得以施行，从而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过上好生活。 所以，其实看重结果的人和看重原则的人，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完全对立的思维模式。 而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其实还是过程更重要。因为结果这东西对于个人来说，大多数重要事情的结果都是完全不可把控的，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过程是可以通过把它做得足够好，然后学到很多东西，让自己下一次有更大的成功概率的。所以不论治国是什么样的方略，在个人做人方面，还是过程更加重要！

老师一直在问我们的想法，但我是很晚才听到，一直不好意思回应。看到评论的人这么少，让我想来增加一下这个好节目的人气😃。我觉得两边都有对，也都有不足。从历史回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时代，全都如明镜。文学提出来的状态，会让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桑制定的政策也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只能一点一点，一代一代，像愚公移山一样，努力尽善尽美。

贤良文学的意思就是找客观理由，反正圣人都是对的，错都在别人。如果圣人输了，那是别人赖皮了，嗑药了。如果圣人治理出现问题，那肯定问题不在圣人。从西汉儒家已经可以看到后世书呆子的影子了。

古代古代 就没人讲现实？

桑弘羊有他的道理，霍光将得利。

所以“原则要求”还是“结果重要”，若企图建立起一致性的普遍答案，我担心有点僵硬。在礼记部分，杨照先生展现了原文中孔子本人对一些“纲领性原则”的柔性变更，突破了一些规则，而正是这种逾越，我才喜欢孔子的。按我说，总存在一定信息量下的最优化策略，有原则，但不一定时时受原则制约，可能更好。但这种陈述也不构成“新的原则”，只是一种“描述”。我们更多面对的并不是依据原则集合中的规矩，按照逻辑的方式产生策略，我们更多 是面对信息不周全的情况，我们需要“希望”，需要“勇气”，需要“宽慰”，常常需要“运气”。

有一些谚语：大丈夫不拘小节。 但也有另一些“常言道”：注重细节才能成大事；魔鬼在细节...只要揪着这些大纲领，总是能找到它们不足和不利的应用场景。若总是由这些反驳素材就来批判和论证一些实际做法的得失，感觉有些不妥。

进入挖掘对方理论依据实际操作中的不一致性，来阐述矛盾，是对答式辩论的经常场景，直到今天网络的一些激烈对话，也是如此。有时候我想，这种清谈，并没有把“道理”弄得更清楚。但，有时候却也真的产生真知灼见。总是想讨论出普遍一致的规矩或纲领，这种追求也许不妥。盐铁论给我们展现特别好的议论素材。

双方的辩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明确的标准，势必各说各话。就和现在群里的吵架一样。吵到后来就会贬损对方的人品，或对方推崇的人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