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陈迪。

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起源，主要采用了两个切入点，一个是波伏娃在1949年的名作《第二性》，另一个是贝蒂·弗利丹在1963年的作品《女性的奥秘》。

这两位作者两部作品，前者为第二波女权主义提前准备了思想基础，后者成为了第二波女权运动引燃的契机。

爆发于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其区别于第一波女权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女权主义者正在更加彻底地追问女性处境的根源，而不再是满足于实现和男人在制度性权利上的“纸面平等”即可。

“女性处境”的定义本身也在扩大。被当代女权主义者认为值得关注的女性困境，已经由19世纪式的投票权、财产权、教育权、劳动权益的缺失，扩大到家庭生活、两性关系、被职业社区排斥的丧失感、性同意、避孕、堕胎、性暴力、强奸等更加具体的、细致的、个人化的情景。

这些过去更多被严肃的政治权利叙事所看不上的、刻意忽略的“个人问题”，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已经被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理解为压迫发生的位置以及抗争针对的主题。

“个人的也是政治的”，这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最富盛名的口号，也确实最能点出第二波女权主义、尤其是激进女权主义思路的特点。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也是值得记忆的。虽然从起承关系上看，波伏娃与弗利丹的作品分明已经带有不少激进女权主义思路的线索，她们也更是启发了后来的一大批激进女权主义者；不过从习惯上说通常并不把她们划入激进女权主义的范畴。

波伏娃在1940年代写作《第二性》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弗利丹后来领导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也更多采用自由主义女权的路线和风格。当然，打什么标签并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了解人们都是怎样“公认”的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是了。

不过，从波伏娃和弗利丹的作品中获得灵感与激励的更加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可是大多很欢迎“激进”这个标签，她们之中也涌现出了不少能够作为激进女权主义流派代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