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什么是周代的封建制度。

封建制的建立有赖于周公，也许再加上召公的智慧设计，并且需要很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能够执行成功。而一旦“封建”成立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也就彻底被改变了。

不过，后世对于“封建制”有一个最大的误会，那就是假定在封建之初，周人已经稳固地占有了所分封的地域。这是从后世的情况回推所产生的误解，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误解。

例如说后来汉朝成立，要分封子弟功臣，一定是分给他们好不容易靠军事行动打下来的领土。把韩信封在齐，当然也就意味着汉军已经攻占了齐这个地方。然而周初最早有“封建”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情况。不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东征，周人都没有条件可以有效占领原本对商人效忠，认商人为共主的所有领土。所以应该要倒过来看，正因为周人这时无法有效占领这么大的领土，才有了“封建”的需要。

所以说，封建不是给予特权，而更像是一个武装殖民的任务分配。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溯周人崛起的几个关键的节点。

首先，周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世系，有很多的记载。在文王之前的发展中，他们最看重的先祖，一个是公刘，另外一个是太公，而这两位先祖受到重视的理由，有着类似的地方。

公刘，是传说中周的始祖弃，也称作后稷的曾孙，依照周人自己的说法，公刘之前，周人流窜于戎狄之间，是公刘带他们渡过渭水，到达“豳”，也就是关中平原。公刘带他们离开了戎狄式的生活，进入了文明。《诗经·大雅》中清楚地描述了公刘将周人带到这里，赶走了当地原有的住民，开辟出一块新的农业土地来。周人定居、发展农业，是从公刘这一世开始的。

那太公呢？太公又叫做古公亶父，在“武王征商簋”青铜器的铭文中，称他为“檀公”，是周文王的祖父。太公再度带领周人迁居，来到了“岐下”，也就是《诗经》中称之为“周原膴膴，菫茶如饴”的“周原”。周人来到之前，在这个地方有“混夷”居住，太公带领周人赶走了可能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混夷”，将这块肥美的土地付诸于农业生产，为周人创造了更繁盛的生活。

将公刘和太公的故事放在一起看，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周人本来就有这种武装殖民的传统，至少存留着武装殖民的鲜活记忆。他们的崛起，就是靠两次关键的武装殖民，第一次是公刘带领打下了“豳”，移居到“豳”垦殖；第二次则是太公带领打下了“周原”，再度移居到“周原”垦殖。部族发展遭遇瓶颈、困境时，武装殖民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部族记忆对于周公的决策，应该有相当大的影响。“二次东征”后，他处理东方问题的基本方针，那就是启动传统的记忆，发动新一波，在规模和野心上都远远超过先祖公刘与太公的武装殖民运动。

我们可以试着从周公的角度来理解“封建制”的产生。和其他周人一样，他长期抱持着“商大周小”的观念，经历了恶霸的“大邑商”杀死自己的父亲文王，然后他和哥哥武王一起发动对于商人的抗争，结果在“牧野之战”后，获得了意外的大胜。

为父亲复仇、战胜商人之后，周公又和武王一起退回原来的宗周根据地，徐图下一步的发展。但显然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没想清楚未来方向的时候，就有了一连串的危机逼迫他不得不处理。先是武王重病，接着去世了，王位继承出现了问题，必须要安排新的王位继承，然后在他明确掌权之后，驻扎在东方的兄弟竟然就挟商人的力量公开与他对立。

周公于是不得不发动第二次东征。因为这不是单纯要不要保有新取得的东方领土的问题，而是关乎到自己的地位，也关乎周人原始根据地的前途。这场壮烈的战争最终也以西方的力量压服了东方。

但再来呢？第二次出兵占领了东方之后，该怎么办？显然不能再用上次的方式了，退回宗周已经证明是一项错误的安排。但两、三年前觉得自己绝对无法扩张到可以统治商人原有领域的周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变得够强大了吗？还有，在文化上和商人如此不同的周人，能够沿用商人的统治术来当共主吗？如果不用商人的统治方法，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用？

这就是横亘在周公面前的一连串棘手的问题。而“封建制”则是他设计、发明来解决问题的手段。

后世看周代历史，看到从西周到东周的变化，戎狄从西边过来，迫使平王东迁，结束了西周，留下了周人的敌人、威胁来自西方的强烈印象。然而还原周人兴起的历程，其实是东方而非西方，才是真正让周人头痛的祸患所在。

起源于山西南部的周人，在周原找到了坚实的根据地之后，开始了他们漫长的东向发展。他们先打入了商人的核心地区，然后再借着“封建”武装殖民的方式，一步步往东进，把东方的广大土地一块一块变成他们的“封国”。这样东进发展了两百多年，却被戎狄从自家后门打了进来，于是才仓皇放弃了原本起源的根据地，将政治中心迁到东方。

东方是相对的农业的先进地带，也是夏人和商人崛起的根据地。作为后进的力量，西方来的周人对东方并不具备有优势，甚至在先天上处于劣势。以周人的条件，要征服东方、管理东方，这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从这个角度，我们才更能够看清楚周公的“封建”策略有多重要，而周人能够长期维持“封建”的努力，又有多么难得。

首先，从人口上、资源上，周人连和“大邑商”相比，都很小、很少，更何况是和连商人都不曾真正有效统治的广大的东方领土。光靠周人本身，要征服、进而长期（有效地）统治这么大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

周公的智慧，不只在于决定要在东方布满“封建”区域，更在于选择派什么样的人到什么样的地方来进行“封建”。找到对的人，给他对的族群势力，指定一块特定的地点，让他们前往，先征服，征服了之后定居再来垦殖发展，这是“封建”的实质内容和程序。这样的程序，当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封建”不是现成、简单的派任，派去了、上任了就好。

“我来、我见、我征服”，然后还要“我垦殖”，一步一步辛苦地前进，才能够完成“封建”的任务，才产生了西周林立的这么多的“国”。

这就是为什么“封建”的过程，前后要花四十年的时间，从周成王一直到周穆王。从时间的角度看，显示了周公订定下来的“封建”策略，到他死了之后，仍然被忠实地信守推动着，换了好几个天子，但是“封建”大业没有停顿、更没有改变。

这是周人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之所以能为中国文明奠定坚实基础的根本理由。

周人是一群政治奇才，他们最早意识到什么是“统治”，最早设计出有效运用全力达成“统治”目标的方法。周公是这份智慧的核心、标杆人物，然而这样的政治能力，显然不是周公一个人所拥有的，在周公之前，周人就已经有了这种武装殖民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到后来，即使周公不在了，“封建”还能够持续稳定地进行下去。

杨希枚先生曾经整理过“封建三要素”，很可以拿来做我们了解“封建制”的起点。“封建三要素”是“赐姓”、“胙土”和“命氏”。

“封建”最重要的礼仪是“策命礼”，“策命”时首先要“赐姓”。这里的“姓”是“姓族”的意思。“赐姓”就是选派某些姓族的人民，交给要接受“策命”的人。“赐姓”了之后，这些人民就归你管理、带领，构成你的核心部队。这些姓族来源不一定，有周人本身，也有周人的传统联盟部落，还有像商遗民这样的被征服者。

“赐姓”之后，接下来是“命土”，就是指定一块土地交给接受“策命”的人，从此之后，这块土地就属于你和你所带领的姓族的人民，你要带着他们去到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新的人、新的土地，加起来就产生了新的群体，所以要“命氏”，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例如，在“策命礼”中把包括两个商遗民姓族在内的六族交付给了康叔，指定他一块离安阳不远的地方，然后就将他们要去开垦居住的这个地方重新命名为“卫”，从此之后，这六族人民就构成了“卫”这个国、这一封建地区人口的核心，康叔也就变成了“卫”的国君。

周初的“封建”是指派任务，不是分配权力。康叔得到的，不是一个已经安定据有的地方叫做“卫”，所以他可以带着人到“卫”去运用权力、享受当地的生产税收。不是的。“策命礼”庄严、甚至带点肃杀意味地派令康叔带着这些人，去将指定的这个地方占领下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周人的据点，然后把它重新命名为“卫”，使得“卫”成为效忠周人的地方，帮忙保卫天子的地方。

康叔带去的人，原先各属于不同的姓族，各有不同的来源。现在他们必须要同心努力，才有办法在新的地方落地安居，开创新天新地。所以在原有用来辨识我群的“姓”之外，又给他们一个层级更高的“氏”，从此之后，这六族人通通都属于“卫”氏，先要认同“卫”这个大团体，然后才分别在“卫”氏当中，他们又各自属于某一个“姓”族。

清代学者顾栋高在他所编的《春秋大事表》中就提到了一个历史现象——在春秋诸国中，他找到了有二十个曾经迁移过。也就是说，同一个国名，在不同时间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地方。之后，陈盘先生进行了更全面、更彻底的普查，发现可以明确视为迁移过的，不只有顾栋高所说的二十个，而是高达七十一个。

陈盘不只罗列出这七十一个国的国名，他还仔细地将这些国的迁移记录画在地图上。如此一来，我们清楚地看得出来，春秋诸国的迁移，是有一定方向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从比较接近“宗周”或“成周”的核心地区，逐步地往外移。

举几个有名的例子。例如说“鲁”，后世共识认定在今天的山东，但“鲁”最早的封地，其实离山东很远，在今天的河南，河南留有“鲁山”的地名，那就是“鲁”的原来的封地。又例如“燕”，后世认为在河北，接近中原北界的地方，但那也不是原来的“燕”地。原来的“燕”就是在今天的河南偃城，“燕”和“偃”是相通的。

至于“郑”，最早的封地是在今天的陕西，比后来认定的地方要偏西得多。旧封地很接近宗周，护卫着宗周，大概到周穆王的时代，“郑”才改迁到河南，至今那个地方留下了地名的痕迹，那就是河南“新郑”。“新郑”就显示了相对地，有“旧郑”。

这里显现了“胙土”的实质意义。并不是把一块现成的土地交给你，不是派你去当比如说开封市的市长，而是要你带着分派给你的人，去到那里，负责将那个地方占领下来。

“赐姓”的这些族人，为什么必须团结在新的“氏”族中？因为他们要承担的任务是有危险性的，要去到新的地方，很可能受到那里原有住民的反抗，也有可能无法在那里成功地建立能够存活的生产和自卫的环境。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周公建立的封建，其实是一套复杂的多层次联合体系。他的第一个策略，是“大封同姓”，把同族的周人放在这套联合体系的最中间，作为“封建”动员的核心。

没有人喜欢到陌生、危险的地方去，更没有人喜欢到不熟悉、没有把握的地方去打仗。周公给予他们明确、清楚的动机——如果你能够将这块地方征服下来，那就是你的，你不是为任何其他人、其他的原因去冒险进犯，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为了替自己找到一块新的根据地，就像当年公刘或太公带领周人找到新根据地的发展是一样的。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姬姓的周人，全都被动员起来，全都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公刘”、“小太公”，组成了武装部队，向东方去征服陌生的土地。

周公的第二个策略，是寻求其他古氏族既有势力的合作，让他们成为这个体系的第二圈。在这里，“封建”就变成了拉拢古氏族，和他们建立关系的手段。周人公开地将这些原来就存在的旧势力纳入“封建”的新制度中，凸显这些古部落、古姓族，当然有助于让他们和商人的联系解绑。

“二次东征”之前，周人没有实质接触这些旧势力，只要求他们将名义上接受的共主，由商转变成为为周，纯粹是形式上的。但是在“二次东征”之后，借着“封建”，周人直接面对这些古老的部落，也就等于明确地断开他们原本和商人的关系，转而将他们纳进到周人的新系统、新秩序中。

周公的第三个策略，是让两次战败的商人，也在这个体系里取得正式的位子。其中的一个位子，就是将商人的核心地区也建立成为一个“封国”，那就是后来的“宋”，立了微子启作为“宋”的“封君”。如此，商人的地位被贬谪为和其他古老的部落、其他新建的“封国”是平等的，只是诸国之一，失去了特殊的高度。

不过，同时，周公又将“殷遗民”分配给其他的“封君”，让他们一起带着去进行武装殖民，还是为商人保留了一个不一样的角色。商人除了有自己的“封国”之外，他们还受邀当周人“封建”大业中的伙伴，随着周人到各个不同的地区去进行拓殖。这样的两手策略，有效地解除了商人残余势力对于周人的威胁。

用这三个互相扣连的部分架构起“封建”体系来。而随着“封建”的拓展，其他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的部落，也就慢慢地视其大小，所以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被编组到“封建”里来了。

“封建”的长处之一，就在于其具备有高度的弹性，一层一层分封，大的古部落、古氏族由周天子封为诸侯，小一点的既存部落，就由各“国”视状况封为大夫，甚至由大夫再往下分封。如此一层一层、一圈一圈，周人有效地将整个中国地区编组为一个有机的政治体。

这是从周公开始，周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所构成的“封建”制的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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