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从商到周，文字的功能改变了，甚至关系到中国青铜器的没落。中国青铜工艺鲜少运用在生产工具上，所以青铜器的没落和铁器的发展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青铜一般都用在铸造象征性的“礼器”上，铁则运用在农具等实用工具上，两者并不具备有代换的关系。

所以青铜器的没落，受到文字书写变迁的强烈影响。本来在商人手中用来“通天地”的青铜器，在周文化中变形为保留文字契约的载体。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好处是可以永久留存，坏处是耗时耗工。随着文字运用的扩大、普遍，人自然会去寻求更容易、更方便的书写、存留的形式。

应该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开始在竹简或布帛一类的物体上写字了。但这样的书写形式无法确保可以留存，也就不可能运用在契约上，也就不可能取代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做法。在书写的历史上，后世凸显了秦朝蒙恬发明“毛笔”的贡献，视之为重要的里程碑。不过如果从探究青铜器没落的角度看，“墨”的发明与出现，恐怕要比“毛笔”来得重要得多。

“毛笔”让书写变容易，但是“墨”则让书写的结果可以长期存留。放进周文化的脉络中，写下来的字能够存留特别重要。有了墨，可以在竹简一类的载体上长期留下文字记录的内容，那就可以不需要那么费力去铸鼎，为了要将要保留的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而花这么大的力气。

对于周人来说，不像商人，书写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书写下来的文字可以抗拒时间，可以不变地保留下来。在周人手中，文字的意义巧妙地改变了，最主要在于备忘、在于固定不变长远存留。

西周是刻有铭文青铜器的极盛时代。显然是后来发明了可以稳固保存书写记录的其他方法，周人对于青铜器的依赖也就下降了。于是青铜器越铸越少，青铜铸造的技术也随而变得不那么精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