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我是许子东。今天是第五十五集。

我们今天主要读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题为《论“第三种人”》，原载于1932年上海《现代》第二卷第一期，还有一篇文章题为《又论“第三种人”》是1933年7月1号《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现代》和《文学》都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大概相当于20年代的《小说月报 》等。尤其是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因为编辑的倾向，一直与“第三种人”这个帽子划不清界限，所以后来也被人称之为30年代的“现代派”。

这个“现代派”不是讲西方的现代主义，也不是讲现代文学，而是特指围绕着《现代》杂志的主要成员，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戴望舒、李金发等人，也称之为“新感觉派”。

但是鲁迅批判“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发表在《现代》上，这说明《现代》杂志当时其实是中立开放，并不只是一个圈子的同人刊物。

我在之前说过，在30年代有六次文艺论争，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是其中的第三次，而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是其中第五次论争。六次文艺论争中除了第四次论争是瞿秋白、茅盾在争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外，其余五次次次都有鲁迅，而且每次都是主角。但鲁迅是否次次获胜呢？

第一次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最后是对手主动求和，其实是“统战”。最后一次论争——我们之后还要讨论——也就是“两个口号”之争是难分胜负。而关于“第三种人”的这一次论争，当时看是鲁迅一方获胜，但事后反思，则未必。

最早引发这场论争的，是一个叫胡秋原的文人，这个人后来去了台湾，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统派”文人。他在30年代应该是很年轻的，在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时候，胡秋原和鲁迅好像是在同一战线上，但是敌人一致不代表武器相同。胡秋原批国民党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法西斯蒂文学”，是“最丑陋的警犬”。接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