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老子·道德经》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大家应该都听过：“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大家彼此不相干涉，各过各的日子，就连近到鸡犬之声相闻，都好像对方不存在一样。如此，国与国就能和平相处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你不要来过问我怎么活、我也不过问你怎么活。然而，就连老子行文中都明说了：这叫做“至治之极”，表示这是最高的理想，最难实现的状况。而且老子也只能够动用最极端的想象，假定国与国之间彻底不互动、不来往，才能有这种和平共存的可能。

但战国的时候“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以各国并立共存作为基础的，和我们今天所认定的“国际关系”大不相同。所有这些纵横家们游说、服务国君时，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假定都是国与国之间必然彼此积极并吞。这些纵横家他们去到秦国，就会献策让秦国如何鲸吞蚕食其他各国；他们去到了齐国，就献策如何借各国之力使得秦国变弱。这里面没有真正的和平和秩序存在的空间。

这样的现象反映了始终没有退潮的一统“天下”观念强大的力量。即便封建制度实质上已经瓦解了一、两百年，到了战国末年，在儒家当中，竟然都还出现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这样的文献。

“三礼”中，《仪礼》《礼记》都包含了许多古老的内容，但成书的时间，不会早于战国中期。《周礼》的内容和呈现的方式，那就更是百分之百战国后期的产物了。后世将“三礼”当作是“礼经”，当作是周代传留下来的“礼”的记录，然而实际上，“三礼”毋宁是封建秩序瓦解后的一种真假参半的回忆和想象。

一两百年之间，儒家坚持记忆封建秩序曾经创造出的一统天下，战国中期之后，他们更进一步在文字上为封建秩序创造了一个理想的面貌。这些书内在根本的精神和动机，就是后来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把理想投射到古代去，假托这是周代成立时曾经实现过、存在过的状态，期待这样的制度能够在当代重建。

《周礼》的表现方式最整齐，反映了战国后期的风格，更是战国时期数学发展之后才有可能的思考。

以第一章《天官冢宰》为例，开头简单地说明“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这表示这个部门的功能。然后接下来非常有趣，它就讲：

“治官之属：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大家听我念这一长串，有很多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念什么，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有一样事情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好多数字。我也不需要再念下去了，因为全篇都是这样的条列式。

然后列下来的数字都是二、四、八，二、四、四、四十；二、四，一、二、二、二十......二、四......八、十六......你看不只是条列，而且数字之间有非常规律的关系，坦白告诉大家，这根本就不是文章，这是表格，而且是用非常整齐的倍数概念下弄出来的表格。所有的官属都是这样一层一层地堆叠出来的，上面人数少、下面人数多，而且上下层人数必然是倍数关系。列在上面的所有的人数，除了一，通通都是偶数，二、四、六、八、十二、十六......这几个数字反复出现，构成了非常清楚的数学模式。

我们看了应该就可以了解，这一定是想象出来的嘛！与其说在设计规划政治官僚的功能和职掌，还不如说这是为了追求层层方丈的架构之美。这样的内容，不但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而且它的用意也不是要能有现实作用，而在于借由数学、数字关系来展示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礼记》里，我们找到对于“礼”的另外一种理想化。《礼记》提供了“礼”一个形而上的原理。儒家谈“礼”的起源，一定要讲“先王制礼”。孔子认定“先王制礼”的基础，是一般的人情、人伦，“先王”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将人的自然感情予以梳理，落实把它固定为“礼”，让人容易遵循，保存人好的、善的感情，压抑坏的、恶的反应。孟子进一步主张“礼”就来自于人的本性，“先王”不过就是对于自我本性进行了深入、有效的挖掘，让内在的普遍善性得以外在化，而有了一套落实在行为上的准则。

到了《礼记》，就扩大了“礼”的自然根源。“礼”不只来自于人性，而且还因应、反映了天地、阴阳、自然的运行秩序。“先王”的功绩是将自然的秩序转写成为人的秩序、人为的秩序。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受到了道家，还有阴阳家的强烈的影响，要把“礼”重新站立在自然之上，借由自然的真理地位来抬高“礼”，凸显“礼”不可质疑、不可被推翻的地位。“礼”变成了抽象自然规律所产生的人伦秩序，不能够被违背，也当然不可能被消灭。 

所以尽管封建秩序不再是现实，人们也经历了封建秩序瓦解所带来的漫长的战乱，然而到战国后期，“天下”、一统的观念和记忆却非但没有被遗忘被埋藏，儒家甚至还将它刻画得更美好、更理想。这样的思想的潮流，有效阻挡了要以分裂“天下”、建立“列国并存”状态来解决战乱的主张。

尽管“苦于共斗不休”，想到这个问题，大家的前提还是要以“天下”整体为范围，必须要找到能够适用整个“天下”的解决方案。

儒、墨、道，乃至于后起的阴阳，他们都以“天下”为范围在寻找解决方案。他们的内在思想冲动，都不是规范国与国之间怎样和平共存，而是如何打破国与国相争的局面。这样的思想并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也不是躲在学院象牙塔里抽象去推演的，而是随应着战争的现实，身边有战争，战争一边激烈地打着，然后这些思想家一边进行思考的。

战争的具体、现实的条件，和思想密切互动。前面提过，战国时代的铸铁业大幅地成长，和战争需求产生了循环加强的效果。铸铁越发达，武器铸造得越来越精良，产量也越来越大，战争相应就打得越来越激烈；战争打得越激烈，对于铁铸武器的需求——在量和质的双重需求，也就越来越高，更进一步刺激了铸铁技术和铸铁程序的改良。

例如说“白刃”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了常用词，表示由鼓风炉所吹出来的高温已经能够稳定锻造出精钢级的硬度了。不过，要制造高温，要烧炼出更多的“白刃”，当然就需要更多的铁矿原料，也需要更多的燃料。春秋末年，南方吴、越一度成为铸铁技术突破的中心，一部分也就是因为地处偏僻、开发较迟，所以要在这一带找到新的铁矿或煤矿比较容易，这里也有比较丰富的林木资源可供烧制成炭。

铸铁业的发展，必然恶化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侵夺。你要有铁、有煤、有炭，还要有工匠的技术，才能够成就铸铁业。但铁矿、煤矿也不是哪里都有，就算原来有的也会被开采完，山林同时也会被砍光，工匠呢？他们有脚，会从这里搬到那里去。

于是为了开展铸铁业，甚至只是为了要维持铸铁业既有的规模，都必须要一直不断地去找、去控制这些资源。在运输、贸易系统不发达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武力占领、控制。把有铁矿的地方攻占下来，把森林茂密的一个山头据为己有，要不然就是进兵侵略一个有着现成铁匠工艺技术的城，这是当时国君理所当然的选择。于是工业，尤其是铸铁的发展，就带来了将地理上分散的相关条件都收纳在同一个国内的需要，也就形成了推动走向一统的这样的一股动力。

另外还有一股来自商业发展，尤其是货币经济的动力。交易热络，超越简单而且麻烦的以物易物的型态，而有了货币的需求。然而要让货币发挥“交易中介”的功能，有两个关键，第一是大家要信任货币的兑换价值；第二是公认的货币价值不需经过复杂、难以处理的换算手续。

刚开始的货币，是临时性的，由私人运用，少数人彼此认可来交易。有了货币中介，免除掉物物交易的麻烦，大有助于促进交易；交易活动多了，对于货币的需求也就不断地提高。不只是量的需求，还有性质上的需求。卖了东西，换来货币，想去买东西，人家却不接受我手里的货币，那怎么办呢？好多种货币同时并存，各有各的价值，而且还没有固定的比率，如何换算，要算到哪年哪月去？

一旦开始使用货币，就必然出现强大的推力，让货币朝向统合、单一化的方向走。越是固定权威单位发行的货币，越是少样、统一的货币，就越有用，也就越好用。国家、国君握有强制行为的武力，也有庞大的财富，当然就最适合来发行货币，来保障货币的价值。而且国界建立了起来后，开始有了“关征”，要抽关税，过关的时候，要付出代价，国君也就特别容易感受到货币的方便和好处。在货币的运用上，分歧就代表了麻烦，多一种货币就多一次换算的手续，多一分不确定的变数，于是很自然地就带来了货币运用者的主观期待：如果只有一种货币，只有一家发行货币的终极权威，那有多好啊！

也就是说，从儒家坚持的“天下观”记忆，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表面上严重分裂的战国时代，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强大的主观统一的期待和统一的要求。而商鞅开启的法家变革，就给予了这样的主观的期待、要求一个得以实现的客观形式。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出土了一批秦代的竹简，称为“云梦秦简”或“睡虎地秦简”，这批文献大有助于我们理解从战国到秦代，秦国的法家变革的状态。

从“睡虎地秦简”可以清楚看出秦国律法发达的惊人的程度。出土的竹简中，有一部分是“律”的摘要，一共发现了《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十八种，管辖的事务包罗万象。

《田律》规范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的；《厩苑律》规定如何畜牧牛马以及禁苑林囿；《仓律》规定国家粮食仓储、保管和发放；《金布律》规范货币流通、市场交易；《关市律》订定“关”和“市”的管理规则；《工律》是关于公家手工业生产管理；《工人程》则是有关于一般手工业生产管理；另外还有《均工》规定手工业生产定额；《徭律》明定徭役征发的办法......

另外有《军爵律》规定前面跟大家所提过的“二十爵制”下“以军功进爵”的具体的办法，有《司空》《内史杂》《尉杂》，这是特别规定“司空”、“内史”、“尉”这几个职务的明确行使规范。

除了这十八种之外，睡虎地还出土了另外一批更简约、没那么有系统的“杂抄”，“杂抄”中抄的还是律令，但对这些律令的内容，因为内容不完整，我们往往只能够依照它的标题来想象实际的内容。

例如“杂抄”中有《游士律》，对于战国传留下来的游士行动加以限制约束；有《除弟子律》，是规定各行各业如何收弟子，师傅和弟子之间应该要有怎样关系的；有《公交车司马猎律》，应该是公家田猎管理规范；另外有《戍律》，规定因何、如何将人发配到边疆去“戍”；也有《捕盗律》，是负责抓小偷的人的行动手册。

这样的律令，已经发展成一大套系统了，包括许多繁杂的细节，也就不是一般人都能掌握、理解的。因而秦国很早就开始在地方郡县设置专门管“律”的官，由他们来负责解释律令。他们所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是“法律答问”。“法律答问”是将特定的法律案例用特定的方式记录下来。记录的时候分左右两幅，同样的内容左边写一次、右边写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左幅是拿去结案，右幅则拿下来累积变成重要的判例，说明特定律令的内容和判法。

睡虎地出土的还有另一种文件，是地方郡县依照现实事例对于律令的补充，类似于地方的单行法规，叫做“间方”。这也就意味着在律令规范有漏洞的时候，郡县在地方可以找出方法自己来解决。

除了律令本身，睡虎地秦简中也发现了管理律令程序的明确的规范。出土的“封诊式”中明白列了问案的基本程序。“凡询狱，必先静听其言而书之。”首先要让犯人先说，把他们所的内容记录下来。“虽知其技，勿庸责诘。”尽管知道他们会有什么脱罪说谎的做法，但一开始先别急着骂人，先让他们把要说的话说完。“其词已尽书，而无诘，难以诘责之。”犯人要说的都说完了，也都记录下来在眼前可以查对了，这个时候才用问话（“难”）的方式，去追问他证词中不合理或有漏洞之处，那这个时候该凶就凶，该骂就骂，如果犯人还是不伏罪，那也可以该打就打、该关就关。 

由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回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秦崛起壮大的过程中，“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从很早开始，秦就展现了远远超过东方诸国对于“法”的重视，以及律令系统的发达。我们在下一集的音频节目中继续为大家介绍“法”在秦国，以及在秦朝更进一步的发展状态。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