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从考古出土的秦简了解到了秦国律令制度的细节。

值得提醒的是，这套律令制度早于慎到、申不害、韩非的法家理论，而且也和他们的理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律令系统的形成，首先需要时间，是从商鞅以降，一代一代传承，在现实运用上琢磨扩张而出来的。律令系统能成长到这么庞大、这么复杂，另外需要一种集体的精神，把律令的重要性抬得很高，愿意投入智慧、资源和努力在其中。 

从商鞅之后，秦的立国基础就在“法”之上，他们对于“法”有了一份执迷，进而有了固定的集体的反应——相信用“法”来解决问题，用“法”来发展，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多订一个律，多下一个令，于是秦的律令衍生得越来越多。当律与律之间，令与令之间有了矛盾冲突的时候，那怎么办？就再多订一个律、下一个令来解决。

如此累积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律令系统就发达膨胀到有一点不堪负荷的程度了。秦始皇是一个勤劳的统治者，他给自己每天一定的工作份量，至少要读完“一百二十石”的公文，换算一下，大概是三十公斤左右。虽然说那个时代没有纸，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三十公斤的竹简也还是很吓人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文需要皇帝来看？除了显现出秦始皇事必躬亲的这种态度之外，也因为秦国律令系统的发达，已经建立起以律令、以律令相关文书来进行管理的制度。 

秦始皇继承的，是一个有了百年“法”的经验的政治体。“法”在秦国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信念，解决问题要靠“法”；国家强大也要靠“法”，离开了“法”，这个国还有国君就觉得不安全、不踏实。

所以，使得秦兴起壮大的，并不是后来成为和儒家、道家平起平坐的法家的著作，而是前期法家从现实里建立起来的强调“法”的这种根本价值。另外有一套费了百年工夫逐步发展的律令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