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汉武帝这一朝衡量像是淮南王，或者是河间献王这些王国的威胁，进而选择处理的手段，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是看人才。最犯忌讳的，那就是聚集了人才在封国里面，淮南王刘安不只是聚集了人才，还大张旗鼓用战国时的旧风习养宾客自我标榜，就引来了中央朝廷最无情的整肃、打压。河间献王刘德也差一点步上后尘，同样得到叛乱的罪名，还好他及时逆转，让自己名声下降，又遣散了周围的“雄俊众儒”才得以身免。

其他的王国，即使没有像淮南、河间那么醒目、招摇，在武帝朝也有其他的方式来收拾他们。武帝一朝当中，有高达九个王国因同样的罪名遭到除国，那共同的罪名是“禽兽行”。

“禽兽行”原本指的是违背人伦的行为，在武帝朝被扩大解释，将许多败德的行为都包括在内。这些王国的国君养尊处优、生活奢华，自然不会过着太有纪律太有美德的日子。朝廷派去的人随时在王国里监视、记录，又半公开地鼓励地方王国的人到中央去告密，如此一来，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些国君他们有“禽兽行”。

后世王夫之、钱大昕读汉代历史都好奇地问过：为什么这些姓刘的地方国君都这么糟？为什么他们犯“禽兽行”的比例那么样之高？要回答这问题，一个方向是从这些国君所受的教育，以及“汉兴七十年”累积的财富基础来探索；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方向，那是要看中央朝廷用什么方式取得了这些“禽兽行”资料，又是以什么标准、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些国君的行为。有可能，这些国君的确格外淫乱堕落，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项现实，那就是自从中央朝廷掌握了地方王国“相”的任命权，地方国君犯下“禽兽行”的案例就节节升高。

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06年，发生了“酎金案”。“酎金”指的是地方侯王对中央朝廷的财政供奉。文、景两帝“无为”政策下，各地侯王对于中央朝廷究竟有怎样的义务，没有明确规定，既有的一些习惯办法，通常也有一搭没一搭地执行。中央不缺钱，光靠郡县收入就够，没有动机要介入地方侯王的财政，也就放任让地方的侯王也可以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