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关于现代的讨论，其实也是众说纷纭的。自从20世纪以来，就有各种各样，从各种学科出发的，对于“现代跟现代性是什么”的讨论。

然后到了最近二三十年的时候，在中国学术界里面，我们关于这个课题也累积了很多已有的东西了，有时候我们会借鉴别的地区，甚至是我们的邻居，他们对现代的反省。比如说我们最近又开始很多人在重新在看丸山真男，怎么去讨论日本是怎么样看他们的近代的那个关系。

有时候我们会在意到，像我们刚才提到现代的其中一个标志，一般来讲就是世俗化，是否世俗化是一条必经之路？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我们既是现代，但是又不是俗化，这有可能出现吗？然后我们还可以讨论出，世界上各地的自己的不同的对现代的回应的方案，以及他们提出的不同的现代的构思跟路径，所以很多多元现代的讨论。

而这种讨论在过去几年，我觉得我们中国学术界相当多，就好像很多中国知识界的人或者舆论界的人都在想象，我们中国是否有一条我们自己的道理，那条道路是什么。

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在做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对于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的种种的这些讨论，你们怎么看？那这些讨论怎么样影响了我们对这个节目的设计跟撰写？

李筠：我想这个问题有十几、二十年了，然后有十几年的时间是跟我的硕士生们分享的。我在研究生院上的课——政治传统与政治现代化，就把政治方面怎么样走向现代这个事情，跟大家通过十几个方面讲一门课。

在道长念书的那个时候，90年代末，我大概是本科生一二年级，现代性的问题非常的火热，我的基本的取向就是不要把现代性扯成一个非常绚烂的文化肥皂泡，什么学问、什么概念、什么学科都来掺和一脚，都发明一个自己的时髦的词，后现代、解构、消费社会、娱乐至死，所有行当全都杀进来讲，现代是这样一个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