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他在北大的时候上课，接下来编了讲义，那个时期他的一部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书名沿袭梁启超的书名，不过用书名来对照内容的话，我必须要告诉大家，钱穆开头写得非常精彩，正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他的视野，没有把他整理学术史的眼光，放在三百年的格局底下。他的看法、他的写法远超过三百年，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近代学术从哪里开始？必须要从宋朝开始。

为什么必须从宋朝开始呢？因为所谓“进士”也就是清代的学术，这是梁启超的态度、立场，梁启超站的是汉学的立场。那汉学是对于宋学的反动，既然如此，如果不知道宋学，那我们要如何去描述，如何去论断汉学跟宋学之间的种种是非呢？

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宋学”。我们回到宋代的思想历史现场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首先，范仲淹如此重要。虽然范仲淹不是我们一般认定的理学中人，可是在全祖望《宋元学案》开头的三位大儒，都跟范仲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特别标举这件事情呢？在宋代那样一种新的时代气氛底下，范仲淹是士人的代表。范仲淹说（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放到那样的一个时代脉络底下，其实是石破天惊的一种新的申言。理由是什么？天下是谁的？天下干你什么事？天下不应该是皇帝的吗？但是这个时候范仲淹就高举这是“士”应该要有的抱负。

因为在赵匡胤所成立的新的朝代、新的政治体制底下，为了要解决过去“武人乱国”这么长远的历史，赵匡胤建立了一个“文治天下”。所谓的“文治天下”、所谓的“重文轻武”也就是要裁抑武人。不让武人干政的最好方法是把所有的位置都用文人填满了。因为用这种方法转移了政治的基本性格，所以就产生了范仲淹所代表的这种“士”的新的抱负。我们可以直接简单地说，那就是士与皇帝“共天下”，所以这个时候士才会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