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前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士人大多不再追求“章句之学”，转而关注现实政治，“浮词”就是相对于“章句之学”的现实语言、政治讨论。和“浮词”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游谈”，“游谈”指的，就是谈些经学以外，尤其是无关“章句之学”的内容。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是“清议”，那就是以“清流”的立场来议论时政，其中心仍然在太学，但已经明确和原来主流的“章句之学”无关了。

过去传统上对于从“清议”到“清谈”有一个想当然的解释，说成是因为“党锢”，使得以太学为中心的“清议”活动受到了威胁、迫害，以至于让这些原本充满政治热情，积极议论时政的人们因为害怕被禁锢而转向，不敢再谈论犯忌讳的现实政治的议题，于是逐渐去除了议论中的政治成分，越谈越空洞，这样，“清议”就变成了“玄谈”，人们都只说些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话题。

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是错的，但毕竟讲得太简化了，与史料呈现的，有一定的差距，值得细究、补充。史料所呈现的，不是直接由“清议”到“清谈”，而是先从“清议”变化发展到“游谈”，然后再从“游谈”发展为“清谈”。

从“清议”到“游谈”，中间的关键正是“章句之学”的没落。“章句之学”失去了过去的权威性和重要性，也就等于拆掉了太学的一根支柱。以至于太学里人与人的集结，必须重新寻找原则和标准。没有了“章句之学”的标准，又不能简单地去找讲经的老师聚集在他们的门下，或自然地和他门下的其他学生聚集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要如何去寻找适合集结的人？又如何让别人看到自己，知道自己是个值得集结的人才呢？

那就是借由谈话，借由谈话的表现。在旧标准失落，文字重要性下滑的环境里，人突显自己、争取别人注意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话，要说吸引人注意的话，用特别的语言和内容来被别人认识，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游谈”的主要功能。

这也就能够解释蔡邕和《论衡》之间的关系。蔡邕利用在《论衡》中读到的各种古怪议论，不只能够引起重视和注意，甚至还能够开启新的风潮。所以我们说这是王充去世后对太学的“报复”性的贡献，生前进不了太学的人，死后却凭借著作改变了太学，至少是参与了对于太学的改变。

不只是蔡邕，当时崛起的大部分名人，都是一个意义下的“辩士”，好辩、能辩、善辩，具备杰出的口才，同时还能找到特殊的谈话内容，因而得到高度的重视和注意，成就他自己的名声。

游谈“以浮华相向”，追求有趣、甚至诡奇的谈话，形式上很自由，就是闲谈，后来才慢慢从不拘形式的“游谈”逐渐演化为讲究规矩的“清谈”。“游谈”是大家一起谈，任意地去争取听者的注意力，但到了“清谈”就开始有了形式规范，代表了乱世之中知识界、贵族圈最主要的一种追求，那就是不只讲究要谈什么，还要讲究如何谈。

谈的方式，从最早的经师讲经的上课模式中脱化出来，变成了类似沙龙的聚会。聚会中像蔡邕这样的善言者就从《论衡》里偷出一些惊人的话语主张，例如说反对孝顺父母，因而对于当场的人产生了震撼的效果，让谈话场合热闹辩争，也让参与其中的人对蔡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发展下去，沙龙式聚会就让位给更有组织的安排了。安排的核心，是特定的“谈客”，也就是已经有了善谈名声的人，由他们来给一段正式的演说，保证这一天的聚谈一定很有料。为了增加效果，还会指定另外一个人，担任“作难”的角色，顾名思义，也就是负责提问、质疑或标举相反的立场。“作难”说过后，再由主讲“谈客”回应，如此而形成了一个像是辩论会一般的模式。

但还不只如此。当场辩谈了之后，还有延伸的会后活动，叫“公论”，参与的人另外来评论刚刚的现场状况，或许有人认为“谈客”已经被“屈”，也就是败下阵来，有人则觉得“谈客”很厉害，并没有露出严重的破绽。

完整的“清谈”，有“倡理”、有“作难”、有“辩”，还有“公论”。这样的活动就成了当时贵族社会、贵族文化维系其内部团结意识的重要场合。外在环境快速变动，既有的秩序快速崩坏，而到了魏晋，这些豪族世家非但没有随而瓦解，反而更紧密、更稳固，有一部分便是靠着这种从太学中转出，从“清议”而“游谈”而“清谈”的聚会。

“清谈”的风气，牵涉到谈什么、如何谈，还牵涉到谁来谈，谁有资格谈，也就是参与者的身份认定。只有具备同样身份、同属豪族世家阶层的人，才能够进来“清谈”，进一步地，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必须要能够谈，至少要能够听得懂人家谈的，能够评断人家谈的。这又形成了豪族世家的内部组构条件。

从“清议”刚转为“游谈”时，谈的主要是奇言怪论，王充《论衡》就是在这个背景中受到重视的。王充的边缘观点，以及他的琐碎的但充满炫耀性的学问，最适合在那个环境下提供所需的“游谈”的题材。从那么一大本《论衡》中摘取出一段奇言怪论，就够在那个场合里面，让大家谈上好一阵子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谈这段历史，从汉末到魏晋，由经学到玄学的转折，我们不能不谈王充的《论衡》，不能不肯定《论衡》的重要性。但容我再提醒一次，在历史上，《论衡》的另一个反讽之处就在于：它的重要性绝对不是建立在这本书代表了“持平之论”，也不是它揭示了什么了不起的真理，恰恰与它的书名相反，《论衡》的影响力来自于“不衡”，来自于其中片面、偏颇的主张，构成了那个时代“游谈”所需的奇言怪论。

从奇言怪论吸引注意，“游谈”到“清谈”逐步发展出了两个主要的面向，一个是探讨“人”或“人才”，从而对于人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反映在刘劭的《人物志》书中；也对人的多样性有了进一步的搜集与重视，这一点反映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书中。

另外一个则是更有系统的“怪论”浮现了，结合了传统的老庄思想，和新近外来的佛理，构成了“玄学”，“谈玄”在这个时候大为流行。放在贵族文化的脉络下，“谈玄”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进一步分化了谈论者的资格，“玄”的知识与语言门槛更高，不是人人都能够谈的，于是又从贵族中分出能谈玄的和不能谈玄，当然前者的地位又高于后者。

如此巨大的思想异变，当然反映了外在环境的影响。政治败坏、王朝瓦解、连年战乱、生产残破，这些都是促成变动的力量。但外在的力量不是一切，不能单纯以外在因素来进行历史解释。只看外在因素，忽略了思想的内在变化过程，就很容易将“玄学”单纯解释为逃避，也就很容易犯下两个历史解释上的错误，第一是无法认真严肃地看待“玄学”丰富、复杂的内容，尤其是其中提出的宇宙论、人生论思考；第二是忽略了“玄学”的社会关系，和当时贵族世家组织发展之间的互动联系。

换从思想内部的发展来看，从“清议”到“游谈”再到“清谈”，理清这条脉络，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始玄风”，以及说明佛教在中国建立其地位与特殊风格其中的道理。这是一步一步地，我们从对于玄学的认识走向对于佛教的历史，对于认知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二点基础，而最底下的一块，显然就是王充的《论衡》。

作为奇言怪论，王充的《论衡》很有趣，然而如果是不批判地接受《论衡》却必然会伤害一个人的逻辑思考能力，更糟的是，必然伤害一个人对于中国传统儒学的认识。王充提出了许多质疑，包括对于孔子的质疑，然而他的质疑主要是来自对于儒学的误解，或者该说得更直接些，来自于他没有能力趋近孔子的人格和态度，他进入不了孔子的思想世界，那是他的缺憾、他的悲哀，绝对不应该被误解为他的成就。

先秦一度有专门研究与主张逻辑方法的思想家派，那就是“名家”。“名家”对于“名”的讲究，实质上开发出了一套以语言运用为核心的形式逻辑，然而到了战国后期，在大一统的过程中，雄辩没落了，“名家”也一并被忽略了。

汉代流行的“感应”说，更是严格逻辑推论的大敌人。“感应”论理主张什么和什么会有所感应，如何感应，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任意性，靠着“感应”建立起的关系，缺乏道理上的一致性，也就是同样的现象可以做不同的“感应”解释，同样的“感应”关系又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人们没有办法归纳它的对应关系，更没有办法进行严格的逻辑性的讨论。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充显现出他特殊、极端的人格特质。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者、著作者，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等，他格外在意要说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话，又格外不在意自己前面说了什么，会不会和后面所说的有矛盾。他的思考是片段的，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追求个别论点的新奇和独特，却不曾意识到要建立一个整合各个片段的逻辑完整的基础。

王充的奇言怪论开启了从“游谈”到“清谈”的变化，而“正始玄风”的兴起，形式化的辩谈规矩产生，系统化的思想方法开始浮现。这个时期思想界受到佛教的影响，就包括佛教带进来的新的思考方式。对于中原王朝人士而言，佛教的教理如此新鲜，而且表达佛教教理的逻辑，也是中国士人原本感到陌生、也没有能力运用的新知识。那些从西域来的佛教徒，就是凭借着更有系统的思辨的才华，进入了这个时候贵族世家的环境里，因而迅速扩展了佛教的势力。

这一部分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继续为大家解说。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