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可能大家都听过“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句话，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像中国古代所说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思，西方有一句类似的谚语，这句话是：罗马被焚时，尼禄皇帝尚在弹琴作乐。

实际上“娱乐至死”最早是由美国的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出的，但他的本意并不是批评娱乐不好，而是批评电视。

尼尔·波兹曼

当然，有的听友会问：今天电视对我们的影响早已经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波兹曼说的娱乐至死的判断还成立吗？

从波兹曼及其继任者的角度看，今天数字时代加剧了在电视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的问题，娱乐至死已经发展为“信息至死”（informing ourselves to death），甚至“浅薄至死”。我们这一期就来说一说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在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

媒介即隐喻：电视的躲猫猫游戏

波兹曼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用来说明电视的影响，他把电视所营造那个世界称做是躲猫猫的世界。

躲猫猫是怎么样的？这是大人和小孩子玩的游戏，大人的头突然出现，突然又消失，对面的小孩就被逗得哈哈发笑。在波兹曼看来，看电视的人都是小孩儿，而电视就是那个大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波兹曼有个很有名的媒介批评理论叫“媒介即隐喻”，隐喻的意思，就是隐含的比喻，它可以通过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等办法，来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比如说，“真理是光”就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就会把光的特征赋予真理，比如光会照亮一切，光让人清醒，那借用光的比喻，真理就有了同样的特点。光在这里相当于让真理有一个外在的源头，让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外在力量去了解它。

这样一来，原本看不见的真理，就可以借由光的可见而被感知。换句话说，我们是用眼睛看到真理而不是通过实践用手感知获得真理等等，那光作为一个我们思考真理的前提就会影响着我们思考的方式，以及对真理的判断标准。

这就是隐喻的作用。

媒介就有这样的特征，电视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只能通过形象的方式呈现世界，只能表现某个具体的人，而无法表现一个抽象的人，也就是说，电视表现世界的方式，就是用隐喻的方式。它要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论证，否则观众看不下去。

像我们看到的电视新闻，它每一条很短，只能对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具体事件进行描述。但是每天这些发生的事情，加在一起其实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同样，每天对于同一个事件的报道，加在一起也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俄乌战争的新闻，每天都在报道最新的进展，但是加在一起，好像都是碎片化的。

所以，波兹曼认为电视只能表现具体对象，而无法表达抽象概念，只能提供碎片化的视觉形象，而没有办法提供语境。这样一个缺乏语境的碎片化信息在电视中罗列出来内容，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这就像前面说的大人和小孩子玩的躲猫猫游戏一样，大人的头突然出现，突然就消失。所以波兹曼要把电视所营造的这个世界称之为躲猫猫的世界。

那由此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电视既然不能提供完整的信息和语境，那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进行真正的思考，但又要假装关注重要的事情，吸引观众，就只能利用其形象生动的特长，进行表演和娱乐。并且用娱乐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一切，“娱乐至死”。

所以波兹曼也说“媒介即认识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媒介和一定的知识形态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电视就和娱乐化、碎片化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但印刷媒体所带来的知识形态就是更为完整且抽象的。

大家也可以想想，是不是如果不是用特定媒介去看相应的内容，我们就会觉得那个内容变了味儿？

比如大家有没意识到，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中科学研究主要是以文字形式呈现，比如研究发现都要用文字写成论文，你用嘴说或者录个短视频展示实验结果，科学界一般不承认。因为文字，尤其是在学术期刊上，印刷出来的文字保证了知识是理性的。

但是有些场合，比如法庭证言和面试考试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口语表达才具有可信性。如果用文字，就感觉是无效的。所以波兹曼说真理是和表达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会改变内容，也就是说符号环境的性质。

但这样的影响，大家却通常很难意识得到。就拿前面说的隐喻来说，隐喻之所以为“隐”，就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喻体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可以把隐喻看成个媒介，它把对象和我们的思维连接在一起。

而按照前面对媒介的定义，媒介具有透明性，会让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所以隐喻对人的影响也常常被忽略。就像我们经常说传播是信息传递，这里面就用了交通运输的隐喻，或者我们说交流、沟通，这些词后面就有水的隐喻。如果不注意，就会误导我们的思维，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东西。

娱乐至死究竟在反对什么？

所以说，波兹曼其实是在用“娱乐至死”提醒我们，媒介作为一种隐喻所带来的各种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波兹曼说电视带来了一种“娱乐至死”的文化，但并不是单纯反对娱乐，而是反对电视将世界的一切都建构和转换成娱乐。波兹曼和麦克卢汉基本是同时代人，在他那个时代，电视节目已经非常丰富，在电视上，不仅可以看到新闻，还可以看到宗教、政治和教育这些在从前显得十分严肃的内容。但这些内容被搬到电视上之后，也有了一种娱乐逻辑。

比如说，新闻会把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在一起，宗教通过电视传播之后也失去了神圣性，而政治或者说政治人物也在电视中变成了一个消费者根据形象和个人感觉选择的消费品，教育则打着寓教于乐的旗号，最后孩子们只参与了娱乐与游戏，而没有真正的困惑与思考。

关于这一点，波兹曼自己也有切身的体验。他在1976年到1977年也上电视讲课，大约有两百万观众听了他的课。虽然他为了减少电视视觉性和娱乐性的干扰，特意采用了固定镜头，也就是只有一个讲课人的头部特写。没有表演，只是讲解。

后来波兹曼说自己收到了1500封来信，但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到50%，许多信只是让他重述一本书或一个作者的名字，或者再说某一个概念。大部分信件讲他穿的衣服，说他像哪一位亲戚或演员，说他需要理发，评说他的仪态，情绪等等。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反应，而像是一个粉丝对演员的反应。

波兹曼对电视媒介的批判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那就是印刷媒介。他举过一个例子，1854年林肯与道格拉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竞选辩论。

道格拉斯先讲了3个小时，然后林肯让大家回去吃饭后，又讲了4个小时。这些听众在7个小时内，也不是在打瞌睡、聊天或织毛衣，而是积极地插话、鼓掌，整个气氛像狂欢节一样。而且这7个小时的演讲也不是在像讲脱口秀一样地讲段子，而是讨论极其复杂和严肃的政治问题。

史蒂芬·道格拉斯

亚伯拉罕·林肯

这意味着这些听众需要政治知识和对这些问题的背景有相当的了解。波兹曼就说，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是印刷媒介占主导，所以这时期的美国公众对印刷媒介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喜爱读书看报，识字率也高，导致印刷产业也发达。印刷媒介的时代，普遍的民众文化水平比较高。人们受印刷媒介的影响，会倾向于努力全面、整体、连贯地理解世界，这是一个“阐释的时代”。

两相对比，就能够看出媒介对于人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在电视时代，观众再也不可能容忍这么长的发言，只能容忍广告一样的长度，并且也对谈论的政治本身失去了兴趣，而更在意政治人物的形象与表演。波兹曼认为“娱乐的时代”已经代替了“阐释的时代”。

所以波兹曼说：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也因此，他并不担心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里所描述的未来的危险，奥威尔说，未来可能会存在外在的监控与审查，文化不再启发人，反倒成为人的监狱。

《198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但是在波兹曼看来，真正对我们造成威胁的还不是奥威尔在《1984》说的这样，更有可能的危险恐怕是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里所描述的，在这部小说里，存在那样一个整洁、充满秩序的技术世界，它会让我们在欢乐中放弃思考，而电视正是这个美丽新世界中看上去最人畜无害，但却是最危险的一个技术。

《美丽新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

数字时代的“娱乐至死”是技术极权

波兹曼写《娱乐至死》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电视媒介如日中天的时代。但是今天电视的影响已经大不如从前，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这个娱乐至死的担心是不是就不攻自破了呢？

波兹曼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数字媒介和网络技术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前电视时代的娱乐至死，无非是以一种更加糟糕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加剧了的“娱乐至死”就是技术的垄断。他最有名的三部书——技术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前两本书都是讨论电视的影响的，最后一本就是来讨论电视之后的数字媒体和网络技术的。

关于技术垄断，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他这个观点，具体的我就不再复述，这里我主要从娱乐至死的角度，再对技术垄断做一些补充。

总的来说，波兹曼他是从人类与技术关系的角度，把人类已有的文化分为了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技术统治是印刷文化带来的结果，那么电子媒介到今天的数字媒介，所产生的就是技术垄断文化。他认为今天我们的任何文化制度都会受到技术指令的影响。技术本身不是坏东西，但是糟糕的是技术统治正在成为一种极权主义。这就和娱乐不是坏事，但是把世界全部转换成娱乐就造成娱乐至死。

怎么理解技术的极权呢？之前有一期我们提到技术垄断时，有些听友还觉得不太理解，像医疗、心理学中用技术辅助不是挺好的吗？其实就像我们刚说的那样，波兹曼反对的并不是技术比说说医疗、心理学本身，他反对的是放弃人的判断，完全以技术为标准。因为技术作为一种隐喻，它只能提供碎片化的信息，无法提供整体的判断和语境。

我亲身经历过一个事件，一个亲戚头疼，到医院里医生做了核磁共振、血相等检查，最后看检查数据，没查出什么问题。过了几天换了个医院，检查的医生比较有经验，用手一摸，就发现病人头上长了带状疱疹，一下问题就找到了。

前一个医生就是个典型的技术垄断文化下的医生，放弃了最简单直接的经验判断，只根据机器检查数据做判断。这才是波兹曼要批判的现象。

我再讲个技术垄断的故事。

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在纽约起飞两分钟后，突然遭到飞鸟攻击，两架发动机全部熄火。如果坠机，会掉在纽约市区，导致重大灾难，但是返航又来不及。危急时刻，机长萨利迅速做出研断，最后在哈德逊河上成功迫降，机上155人，包括机长本人全数生还。

萨利后来成了英雄，当时我正在美国访学，我记得那段时间媒体和网上全是萨利的英雄事迹。但是后来我看了2016年拍的电影《萨利机长》，才知道后来对这个事件的调查，让英雄差点变成罪人。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萨利机长》，2016

因为根据航空公司的数据模拟，认为萨利可以选择返回附近的机场，哈德逊河迫降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选择。但是萨利基于42年驾驶经验的判断与纯粹根据数据的模拟哪个更可信？后来萨利在听证会上证明，那个航空公司的数据模拟忽略了人的反应速度，如果加上人的几十秒的反应时间，不可能到达附近的任何一个机场。

其实这样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行业。如果仅仅依赖技术，以理想的效率优先的思维来看待世界，把人的价值放到了一边，也许就会出现像我上面提到的这两个略显讽刺的问题。而这正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波兹曼要强烈反对的。

波兹曼的媒介素养视角及“信息至死”

最后，关于波兹曼，我们这里也可以再介绍下他，也许会更有助于大家去理解他的观点。

波兹曼是教育学博士，专长是语言学，一直在纽约大学教育学院任教。所以他的媒介批判骨子里还是带有极强的教育学视角和人文主义色彩，主要的出发点是如何进行媒介素养教育。

他和麦克卢汉也熟悉，我们之前就提过，波兹曼谦虚地称麦克卢汉是自己的老师。1950年代，他还在读研究生时，就结识了多伦多大学的麦克卢汉，那个时候麦克卢汉也还未成名，只是一个普通英语系教授。

从前面说的“媒介即隐喻”、“媒介即知识论”，包括技术垄断、娱乐至死等观点，我们也发现，波兹曼深受麦克卢汉的影响，认为媒介对社会的改变巨大，但是却被人忽视。

我们前面介绍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波兹曼关于电视的批判，可以说都是麦克卢汉这句话的注脚。不过，他是在麦克卢汉的基础上，对媒介即讯息“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也可以说，“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就是”媒介即讯息”的影响在认知层面的具体体现。

20世纪90年代，面对信息技术的兴起，波兹曼还在“娱乐至死”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至死”（inform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概念。他认为计算机所提供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缺乏语境与连贯性，与电视如出一辙。

同时因为数字媒介会更注重技术指令和效率，把什么都可以精确计算，反而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紧张和加速。如果没有手机、社交媒体，下班后领导就没机会给人派活儿了，数字技术导致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界线在变得模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兹曼虽然激烈地批判电视和数字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波兹曼葬礼上，当犹太教的拉比致悼词时，有人的手机响了，音乐是“带我去看棒球赛”。这既证明了波兹曼观点的正确，也证明了他观点的无力。

其实因为波兹曼的立场过于绝对，他的理论一直存在许多争议。我们前面说过，他所崇敬的麦克卢汉就不这么看。而且他以印刷媒介为标准，是不是也带上了印刷媒介所导致的感觉偏差呢？电视和网络是让我们更愚蠢还是更聪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讨论的。

但是不论如何，波兹曼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最后我想用他《娱乐至死》的最后一句话结束本期内容：“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推荐书目

1.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燕译，中信出版社，2015.

2.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

3. 兰斯·斯特拉特，《震惊至死：重温尼尔·波斯曼笔下的美丽新世界》，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

4.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