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不能忽略的一个外在架构，是中国的地理条件。中国地理有几条重要的南北分界，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一条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秦岭在西边，淮河在东边，这条分界线大体上与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是重叠的。提到降雨量，很显然，它与农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农业，最简单的定义是“经过人为控制的植物生长”，那么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当然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的性质。

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雨量造成的最大差异，在于“原始地景”。从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原本有“满天星斗”般共时出现的众多部落，然而后来却是在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北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核心，其中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台湾地区，有一些年降水量高达3000毫米的地区，植物生长繁茂，有利于采集生活，也就是直接依赖自然生产，不需经过人为改造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那么茂密的“原始地景”，如果要进行人工化的改造，那会多么费力！

而降水量相对偏少的北方，“原始地景”比较荒凉，人口稍微增长就面临植物生产不足的问题，如果要继续居住下去，就得找出方法来“开辟”土地，也就是说，必须要发展农业。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受降水量限制，原始植被没那么丰富，但土层却基本上是肥沃的，只需较少的人力就能够“开辟”，开展人工化种植，获得不错的收成。

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南的地区，原始植被比较茂密， 如果进行人工开辟，显然它的人力投入和工具需求的门槛就会比较高。不过，一旦进行了人工开辟，降水量较多的地区它的农业产出也会较多。

涉及到农业发展和人口分布的另外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是大致与长城重叠的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长城是人为的，不是刻意按照自然等降水量线去而设计出来的，然而它最终修造路线与和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大致吻合，就表示这条线正是农业生产和农业聚落分布的北界。也就是说，往北越过了这条线，它的降水量就不足以供应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业聚落所需了。

很自然，这条线以北的地区一定会发展出不一样的文明形态来。要了解历史上人们所谓的“五胡乱华”现象，必须先了解长城以北的这些民族状况，也就必须了解他们生存的自然条件。不过，需要先提醒的是，并非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北居住的，就都是“游牧民族”。在无法进行长久农业生产和稳定农业聚落的地理条件下，不同的地区也会出现不同的生产生活形态。

比如，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曾经间或管辖过的“西域”地区，这里比较少出现本地居民与汉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来自西域的势力征服、占领了中原。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时候都是和平交流，从汉武帝时代的张骞“凿空”通西域之后，越来越多的西域人进入了中原，带来了许多异质文化因素，包括最重要的佛教思想。历史上偶尔发生的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冲突，往往是中原王朝出兵攻打西域，而不是倒过来。

这样的关系形成有地理因素的影响。西域是一片主要由荒漠构成的地区，降水量很小，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地方，有绿洲存在。当地人依托一片一片的绿洲，进行生产活动，发展出绿洲型的文明。有绿洲提供水资源的地方，就发展出小型的农业聚落，不过，一来这样的农业聚落规模很小，也就难以扩张；二来聚落与聚落之间不仅相隔甚远，而且多半是隔着难以跨越的沙漠。

西域的楼兰、鄯善、龟兹、高昌等重要的地区，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不容易彼此连通。“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实是凭借这些绿洲型的农业聚点串起来的。因此，我们认识西域时，不能将它看作是长城以北那样的草原环境。

另外，东北地区的天然条件也不足以维持恒常的农业生产，这里常见的是“农牧混合经济”，也就是在降水量相对充足却高寒的条件下仍然维持一定的农业活动，再以畜牧补足生活需求。农业和畜牧业并行，基于不同状况两者有主有从。

长城以北地区按照与农业地带的距离远近，又分成两个领域。比较靠近长城这边的是畜牧区，这里的草原再生能力较好，居民可以把牲口留在同样的地方放牧，每一年新长出的草足以养活牲口。

畜牧区再往北，要固定在一片地区从事畜牧业就难以维持了，人们就只能采取游牧的方式。畜牧和游牧这两种方式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生存空间的大小。同样的牲口在北边所需的放牧面积，或许是南边所需的五倍乃至十倍，游牧民尚还没有等到春天青草复长，原本的草料资源就已经被牲口用尽，于是不得不将牲口移到别的地方，才能够维系生计。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也与地理环境尤其是降水量是有关的。

在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北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形态，有农牧混合经济、有畜牧业、还有游牧生产。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整个中国最广大的农业经济和农业文明区域，因此中原地区必然与长城以北地区产生紧张关系。最关键的紧张点在于，农业生产是固定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反反复复。而北方以畜牧或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拥有利用动物兽力而产生的高度机动性。如此一来，在与农业民族互动的过程中弄清楚了农业的季节循环特征之后，这些民族很容易选择在秋天时节南下，掠夺农业区域的收成，叫做“南下牧马”。

在人适应气候条件变化的能力越低的地方，这种紧张的情况就越严重。游牧民族的牲口肥瘦和存亡，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如果生产状况不如预期，他们就更倾向于选择“南下牧马”，通过掠夺农业收成作为游牧生产欠佳的补充。

在机动性和战斗能力上，农业民族与高度依赖动物的游牧民族之间，显然有着很大的差距。游牧民族可以随时南下，将农民辛苦大半年好不容易种植收获的庄稼成果一下子抢走，然后立即北返。对此，农业聚落的人几乎无法抵抗，更不要说往北去追逐这些抢夺者了。

那怎么办呢？一个理所当然的办法是修筑城墙，不让游牧民族轻易进入农业地区。另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出现在汉朝，尤其是汉武帝的时代，那就是反守为攻，主动出击，驱赶那些游牧民族。汉武帝的基本策略是，将可能威胁到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都往北驱赶，开辟出一个缓冲地带，然后将军队和百姓送到这片地区，占领这些地方，推行屯田生产，政府在那里设置新的郡县，将防卫线向北推进。驱逐、占地、实边，是这个策略的三个固定步骤。

汉武帝多次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率领大军攻打匈奴，一度逼迫匈奴将王廷迁移至漠北。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军事行动的成果极为辉煌。然而，汉武帝晚年却颁布“轮台之诏”（前89年），明确地反省这个政策。《轮台诏》实际上承认了这套驱赶、占地、实边的策略失败了。

其中有两个关键之处，第一，这种做法极其耗费人力、物力，汉武帝之所以能如此推行，凭借的是在他即位之前汉朝长期积累的财富，而汉武帝发动战争之前汉朝六七十年积累的财富，几乎都被汉武帝挥霍在对抗匈奴的行动中了。第二，即便汉帝国能够组建庞大的武装进行驱逐行动，且在驱逐行动之后施行占地、实边的政策，也就是强行以人为的方式将这些地区改造成农业地带，那也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汉朝派去占地、实边的，都是出身农业聚落、拥有农业经验的人，他们试图在如此偏北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但地理条件不可能因为主观的意愿和努力而改变。而且，这些农业人口也无法在一两代的时间里就够转型成为畜牧业从事者或游牧生产者。

“轮台之诏”承认汉帝国为了驱逐北方游牧民族而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也承认朝廷在驱逐游牧民族之后设置的几个新郡，无法留住人口，派去的人纷纷逃离。承认错误和失败，当然也就意味着朝廷必须改弦更张，制定新的策略。

汉武帝下了“轮台之诏”之后，朝廷对游牧民族的新策略是“内召”。也就是说，朝廷不再将农业聚落的汉人送到北边，而是允许北边的游牧民族进入这片地区。在这个介于农业与游牧之间的缓冲地带上，双方共存，建立亲善关系。

刚好在这个时候，经过武帝一朝的反复攻击，匈奴原有的政治组织瓦解，内部产生分裂，并于公元48年正式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于是汉朝就以南匈奴作为“内召”的对象。部分南匈奴部落因为这项新的政策而纷纷进入了“塞下”，也就是紧邻长城北边的这片区域，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久而久之，这些南匈奴人逐渐汉化，虽然维持着外族的身份，但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他们与汉人越来越接近。东汉末年，这些内召、内附的南匈奴人甚至已经不会蓄养牲口了，他们变成了农业化、汉化的匈奴人。

这种方式暂时解决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不过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异族混居”所带来的新状况。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我族意识”，强调“华夷之分”。对于“非我族类”的群体，华夏地区的人在语言上一直有明确的划分，先前称外族为“戎”、“狄”、“夷”等，后来将北边的外族统称为“胡”，南边的则统称作“蛮”。

很可能在这样的因素影响之下，而有了之后“五胡乱华”的说法。我们在下一集节目中继续再为大家解读这一部分历史的变化。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