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前面为大家梳理了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几个阶段，追溯和了解了这段自三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发生混战的时期，乱局持续了那么久，所有关于王朝系统的统治规范与社会文化等等都开始慢慢有了新的面貌与架构。这些都挑战着固有的汉人文化传统，也影响着后世政权的统治方式。

而这些影响，往往由于“五胡乱华”这样的说法而被忽视，历来的历史叙述也更多重视南朝而较为忽视北朝。

比如我们讲唐朝的历史，一定会讲到“均田制”。而“均田制”其实源自北魏，是一套涉及土地、私有财产与国家政府分配之间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出现，与其说是复原古代的理想，不如说是在旧有秩序彻底瓦解之后，激荡出来的一种新的部落精神。部落精神当然是鲜卑人带进来的，然而还必须要经过与汉人环境的长期互动才发展为这样的土地和财产形式。

但讲述北朝历史，这个时代的动荡确实也使得我们认识、叙述它都会面临特殊的困难。比如光是讲官制，魏晋南北朝的官制最麻烦的是，不同的政权设置不同的官，官名可能是承袭、沿用原先就存在的，然而官的职掌与作用，却往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严重的是，许多官名都只剩下空名，有名无实，我们不能仅仅用这些官名来建构这些政权的统治情况。

相对的，南朝就比较容易掌握。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中间有一个发展的骨干，那就是“门第”。门第贵族作为社会的核心骨干，相对而言是稳定的，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然而在北方，就没有类似的核心骨干。虽然北方也有大姓，也有“门第”，但是他们相较于南朝并没有那么稳定，他们与外族政权之间也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固定的互动机制，不同的政权会与大姓、“门第”之间产生不同的互动方式。

在南方，“门第高于皇族”是始终存在的模式，皇帝、皇族通常靠武力兴起，凭借武力取得政权，他们需要门第的协助、配合，他们也会想要取得与门第平起平坐的地位，乃至于进一步控制门第，但是门第有足够的筹码抗拒皇帝在权力和地位上的迫近。

在北方残破的社会经济基础上，面对“异族”或“外族”的政权，北方的门第就没有那么多的筹码，因此，他们会更强调家族内部团结和纪律的重要性，高度重视“礼”，发展出“礼学”，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实力。

这个时期北方的变化过程非常复杂，很难简单整理出单一的图像来描述其政治体系和社会组织各方面的变化。我们能够尝试的是，站在北魏实现了对北方的控制之后这个时间点，再往前回溯，也就是考察北魏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组织，再从之前的历史追溯这样的体系和组织是怎么来的，用这种方式试图还原出十六国时代的图景。

这种方法是以后来的结果去整理前面的脉络。北魏是关键，我们可以说北魏聚拢了“五胡乱华”的种种历史元素，因此，我们接下来讲述北魏的历史，一方面当然要说明北魏是如何建立，又如何维护它的政权，另一方面，也要从北魏的形貌回头整理之前“异族”或“外族”在北方所进行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实验，看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印记。

要读懂北朝，我们不得提到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是一直到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不能不读的著作，那就是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这本书的书名中，藏着几个容易产生误解的字。作者把这本书叫做“稿”，表示未完成，只是先拿出来给大家看的稿本，还要进一步修订。这是陈寅恪的谦让习惯，事实上这本书内容非常完整，立论也很坚实，已经是定本。另外，“略论”二字也不算精确，因为这本书已经网罗了与这个题目相关的主要史料，进行了详密的探讨，提出了非常精彩的论证，一点都不疏略。

最重要的是，书名提到的是“隋唐”，但实际要处理的，主要不是隋朝、唐朝的历史，而是要追索“渊源”，也就是要追溯隋朝、唐朝种种制度的来历。

这本书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贡献，在于纠正了过去“正统史观”重南朝轻北朝的偏见，突显了北朝的重要性。传统史学对于这段历史时期虽然并称“南北朝”，但在概念中毕竟还是“重南轻北”，也就是从“朝代史观”的连贯性来说，朝代的排列顺序是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这样的概念深入人心，后世也很自然地就将北朝视为偏枝旁支，他们看待历史变化时，也经常忽略了北朝的影响。

另外，这本书也绝对不是“稿”，不是“略论”，而是比大部分中古史著作都更丰富、更有说服力，尤其体现在以下的两点。

第一，陈寅恪要呈现的不仅是隋唐与北朝普通的传承关系，比如政权更迭上的延续性，而是扎扎实实的“制度渊源”。过去对于隋唐与北朝的渊源有一些松散、普遍的说法，比如强调李家可能有“外族”血统，因此他们对家庭、家族的观念与汉族的传统思想不一样，人们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兄弟互相残杀的“玄武门之变”等等。

但这不是陈寅恪要谈的内容。他在书中呈现的是，北朝对隋唐最大、最深远的影响，是制度。北朝构想、制定和实施的制度，决定了后来的隋唐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帝国。隋唐是中国的“第二帝国”，与之前的秦汉帝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通过考察北朝的制度演进，才能真正说清楚从秦汉帝国走向隋唐帝国的过程。

第二，陈寅恪还论证了，某项制度源自北朝，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源自外族，或者源自游牧民族。对隋唐产生关键影响的这些制度，不是直接从草原带进中原的，而是在北方，原有的汉人文化与新进来的外族生活、外族组织之间经过漫长融合的结果。如此，出现了一种既非北方汉人，也非游牧民族的新思考、新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新思考、新精神，新的隋唐帝国便无从成立。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提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过程，格外值得重视。这部著作的启发是，我们不是要粗枝大叶地来谈论游牧民族如何被汉化，或反过来游牧民族的习俗文化如何改变了汉民族，而是要细致地去考察，某一个特定的游牧民族的某一种特定的习俗或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汉人既有的政治或社会组织进行了什么程度的互动，以至于产生了某一种新的制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将注意力特别放在鲜卑人中的拓跋氏部族，以及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上。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它的文化融合的程度相较于北魏，大部分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很多融合的成果并没有延续下来。但北魏不一样，借由北魏的融合过程，后来隋唐的诸多制度在北魏早已经成形了。

鲜卑族诸部落中，较早进入中原，原本也是汉化程度较高的，是慕容氏；而拓跋氏的居处所位于慕容氏西北，也就是汉朝建立了的“代郡”、“上谷郡（今天河北怀来东南）”附近。在汉朝时期，这里正是汉朝与匈奴来回争战最激烈的地区，当匈奴被赶出这个地区之后，鲜卑拓拔氏移居过来，在这片“塞下地区”居留了大约一百年。

东汉后期，这片地区其实早已经不在汉帝国的有效控制之下了。东汉朝廷曾经断断续续主导过几次“实边”的行动，将人口移到这个北方边境地区，然而东汉的实力已不足以在这里大规模地开拓，于是这里就只剩下一些小型的农业聚落散布着。

对于拓拔氏来说，这是历史给他们的偶然机会。他们进入这片地区，居无定所，在与汉民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农业聚落，然后进一步开始学习农业生产。于是鲜卑拓跋氏本来的游牧形态先转型成为畜牧加狩猎，再转型为农牧并用的初级形态。

农牧并用有一个优势，也就是农业生产的粮食可以稳定地养活比较多的人口，同时却保留了机动性和战斗力所需要的畜牧和狩猎的生产形态。因此，当生产转型完成之后，拓拔氏就有实力开始向外扩张。

在扩张的过程中，按照部落原来的习惯，他们会将被打败的人民裹胁进来，有的成为奴隶，有的成为在地位上与鲜卑人没有绝对差距的归附者。归附者必须跟随拓跋氏参与后续的征伐行动。不管是被吸纳为奴隶还是归附者，这种习惯使得拓拔氏的部落规模一直不断地扩大。

不过，现实状况是，拓跋氏原有的生产模式，没有办法负担越来越多的人口，于是人口增长带来的生产压力，使得他们必须调整生产方式，进一步向农业倾斜。而要开展有效的农业生产，让农业产出的比例占有所提升，显然他们就需要拥有农业经验的汉人来予以协助。

所以当鲜卑拓跋氏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他们的统治者就有意识地吸纳汉人。他们的行列中，出现了“乌桓杂人”，还有“雁门晋人”。“雁门晋人”就是住在原汉朝的代郡、雁门郡这一带的汉人，也就是汉朝施行拓边政策而留下来的一些农业小聚落中的居民。“乌桓杂人”则是在过去乌桓曾经居住过的区域：在乌桓主部被赶出此地之后，残留的少数乌桓人与汉人混居建立了聚落，所以他们被称为“杂人”。

拓跋氏大量吸纳“乌桓杂人”和“雁门晋人”进入部落组织中，从而得以快速地发展农业，再借农业带来的生产效应，支撑了因为扩张而增加的人口。公元4世纪，拓跋氏占据的地理位置表面上看没有太大的改变，然而他们的实力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一直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在这段时间中，拓跋氏逐渐与比较南方的政权开始有了交集，随后入主中原，开始了北魏政权，这部分的内容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再继续为大家解释。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