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余英时思想史研究所涉及的广泛范围中，大家会注意到一个重点，那就是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用传统的说法讲，“士”，有着特殊的关怀。

不过，这种关怀到底是从哪里来，以及这种关怀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多么深刻，其实一直必须要到余英时去世之后我们才真正充分地体会、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

余英时去世之后，他的文集出版，其中有一本叫做《香港时代文集》，那是收录了他二十多岁居住在香港期间的著作，在这本文集里出土了余英时在1953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所写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长文，叫做《论中国智识分子的道路》。

那个时候，余英时用的是智识分子这一说法，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用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这一说法对余英时来说，很重要的是必须要把它联系到中国历史，称之为“士”。

不过，因为“士”这样的名词在语言上很容易混淆，如果再多加一个字叫做“士人”，又跟他心目当中要特别凸显的知识分子的性质有一定差距，“士人”要做官、考试等等，这些和知识分子有相当的距离，于是他就大部分的时候用的是知识分子。

不过到了余英时晚年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要把这个名称改成知识人。所以在他后来所出版的作品当中，大家会看到他甚至曾经把早年的一些文章里面的用词，从知识分子改成知识人。知识分子跟知识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重点是他不太喜欢分子这两个字，因为这个词表示这是集团当中其中的一分子。

今天我们可以了解，早在余英时23岁还在香港时，当他刚开始在讨论中国智识分子的历史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什么叫做智识分子。

在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保有一种个人主义的性格。既然是个人主义的性格，就不应该是一个集团、集体底下跟别人都一样的分子，这是余英时到了晚年特别将知识分子改成为知识人这个称呼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价值观上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