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余英时收在《历史与思想》这本书当中重要的三篇关于反智论的文章，其中他特别关注的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当中，讲到政治，有一些非常明显地显现出反智态度的文献。不过很明显地，他都将这样的中国传统的文献放在现代的语言以及现代的连接上来提供给读者，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反省。

例如说，他引用了《商君书·垦令篇》，他就让我们看到了这篇作者他表现出来非常清楚的一种愚民论。他说：“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和国外发生联系，影响到国内的政治路线。”——是的，战国有很多的“国”；不过在讲到“国内”、“国外”，我们很自然地就了解，余英时他不只是要讲战国的那种国际关系，而是放在现代的条件当中。

还有第三段用《管子》作为旁证，接下来说：“法家是政教合一的，国内只有一种思想的标准，故能收‘万众一心’之效。但国外的多重标准则无法加以控制。”这个“国内”、“国外”，我相信他的现实指涉也是非常清楚的。

有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反智论潮流，包括他所用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定义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有两个面向：一个是“anti-intellect”，也就是反对知识，反对用理性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认为知识不重要，或者说有比知识更重要、更高的权威；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anti-intellectual”，是反对有知识的人，看不起有知识的人，刻意地镇压肃净有知识的人。

余英时用这种方式，其实他在描述他所看到的现实状况，类似的这种条件跟脉络，引发了当年法家控制人民的各种不同手段。反智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动机，那就是不希望人民有多元的思想。所以余英时在这几篇文章里面特别讲到了反智论的历史起源，而这个起源分析当中许多的元素，其实在当时两岸——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都可以看得到有非常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