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景军。欢迎收听《谈病说痛》。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还是一个大概的，就是跟大家先谈开了。有的人就会说那我们用哪些理论去指导医学社会学和健康人类学的研究，这就特别有意思。首先，我们看到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的学者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提出来的一个叫“可用于全球健康的四种社会理论”。

那第一个是结构暴力说，第二个是生物权力说，第三个是未预结局说，第四个是地方生物学。“未预结局”，就是未能预先预料的一个结局。他把这个做成一个全球健康的社会理论。我们在后续节目中，我都会把它解开，这其中的思想和内涵，我会慢慢地给大家讲。

但是我觉得，这些拿到中国来说，都不如另外一个理念或者理论框架更值得注意——就是我们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医疗社会生态。你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你一旦生病了之后，你进入的这个医疗生态它是有一种社会性的。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医疗社会生态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我怎么去描述这个生态？我觉得医疗社会生态，它的底层、它的最核心那一层是思想、主义和价值观。

就是说第一个是思想，第二个是制度，就是思想决定制度，那不能说是制度决定思想，终究是思想决定制度。然后思想形成了之后，我们就建立一个制度。在制度外头还有一圈，那就是行为规范和知识，叫“知信行”。然后再有科技，就是说医疗科技。

总而言之，我们的医疗生态它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态。那在这里，本土的医疗社会生态就表现出几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