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说北宋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党争。

党争的结构性因素就包括了言官在朝廷上的角色。这些言官唯一的任务，是盯着看这些做官的人，检举他们做了什么错事，久了就在职务上养成了这样一种运用尖刻的语言来批评的习惯。尤其是讲到宰相，一定攻击其品行道德，不只是讲起来最理直气壮，最淋漓尽致，而且不需要证据，让对方难以说明、难以解释。

举个例子，让我们看一下宋英宗治平三年，御史大夫吕诲和他的同僚范纯仁、吕大防共同弹劾宰相所使用的字句：

这个人的行为，像是豺狼挡在路上，必须尽快打走。作为御史，对于弹劾奸邪之人，怎么能够落后呢？这个人奸邪的程度，已经到了朝廷议论都很震骇，让百姓失望，刑法无法找到可以饶恕的条文，神人共愤。

这段话是用“四六”骈文所写的，工整有力，批评得很重。吕诲这些人批评的对象是谁？是欧阳修。欧阳修原来是这样的无可饶恕的人？他都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在历史上，我们印象里的欧阳修一点都不像是这段文字中所形容的大臣？

重点就在，欧阳修还真没做什么邪恶到神人共愤的行为，更糟的是，吕诲这几个人之所以将话讲得那么严重、那么绝对，也不是他们和欧阳修有什么血海深仇。如此扭曲对于欧阳修的描述，那种咬牙切齿的口气，主要来自习惯，甚至变成了言官在工作上的必然要求。这是他们的既成观念，认为那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甚至就是他们主要的职责，要用这种方式攻击、纠弹宰相。欧阳修那个时候就在担任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