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接下来，我们来读曾巩所写的《战国策目录序》。这又是另外一篇曾巩一以贯之“文以载道”的表现。

前面第一段解释交代了校书的过程，重点从“叙曰”开始。

《战国策》到今来历不明，虽然是战国时期的文献，但我们最早在文献的本身只能够追溯到汉代刘向，是刘向编纂编辑的。刘向编完了《战国策》之后，那个时候甚至不叫《战国策》。

在刘向的序言里，是这样说的：“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历史的变化，在西周的时候重要的特性是“明教化，修法度”，整个天下是有秩序的。但后来失去了这样的教化跟法度，谋诈兴起了，把仁义之路给堵塞了。因此，前面是治，后面就乱了。

“周之先”，也就是西周，那样的封建秩序可以井然地建立，让大家能够安居。到了东周，尤其是到了战国，却变成了这样的大乱。因而，曾巩评论，“其说既美矣”，留下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前面讲这段话是没有问题，“其说既美矣”，是我们对于那个时代历史变化的基本看法、共识看法。但接着，刘向说，在战国这样的一本书，这些谋士他们衡量国君能够听得进去的话，因为仁义没有人要听了，这种道理听了就觉得嫌烦，就觉得没有用、不符合现实，稍微深刻一点的道理，也没有人愿意要了解。

因此，这些人，也就是战国的策士们，出现在《战国策》里的这些人物，以及他们所说的话，那是他们因应那样的一个时代的环境不得不选择的。他们将这样的道理用这样的方式说，所以留下了《战国策》这样的记录。

而曾巩要针对刘向的这段话、这个意思做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