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故事便利店》第三季，最后一集“咖啡屋哈拉时光”。

某部分来讲，我们如今似乎已经是活在了之前讲到的，英国影集《黑镜》的那些故事里，似乎这年轻一辈最顶尖的、说故事的人，已经悲观地将这个活着的“繁华人世”，我们所讲的“万花筒写轮眼”这样百般状态的人类，都装进一个很像游戏、很像虚拟的，所谓“元宇宙”里。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故事便利店》第三季，和听我说故事的各位这样一集一集谈下来，我特别喜欢在每回后面的这个咖啡屋哈拉时光，好像我们聊着不同的故事，聊得逸兴遄飞、畅意十足，像是喝着好咖啡，喝着好酒。

事实上，我不止一次提过这几年我们所承受到的、目睹的、身在其中的痛苦，包括大疫情，包括战争，包括张爱玲所说的“惘惘的威胁”加在年轻一辈身上的痛苦。可能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50多岁，那些装在文学工具箱里面、我能够使用的思考工具，都不够使用了。但是其实我对于在这样每一讲最后，与听故事的各位从夏天、秋天到冬天，好像这个《故事便利店》第三季后面的咖啡屋哈拉时光，我是对于20世纪这些伟大小说家们，以及那些灿烂的小说，是充满真挚的爱、充满着虔诚的。

今天刚好在最后一讲，我跟各位讲一个30年前我自己身上真正发生的往事。

当时我也才20多岁，刚得了个文学奖。台湾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我大概大她两岁，叫邱妙津，当时她大概二十三四岁，我们很像现在我在讲的这种咖啡屋哈拉时光——其实就是咖啡屋哈拉时光，但是我们当时是在阳明山的一个宿舍里面，很多朋友一起围着谈小说，谈得两眼发光，但对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其实也是懵懂不明的。而年轻时候的我，跟年轻时候的小说家邱妙津，有一段真正的、我们关于说故事和听故事，对于小说这件事我们之间的一个公案，请听我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