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前面的音频节目当中为大家整理了朱元璋，他持续了二十年时间的军事行动，这部分也就解释了朱元璋他是如何“马上得天下”。这段过程中他无暇、也无心考虑如何“马下治天下”。但是再往下看，就会知道，他能成为开国君主，他所创立的王朝能够存留下来，没有很快被推翻和取代，那就是因为他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

为什么是朱元璋收拾了元末的乱局？为什么是朱元璋创立了元朝结束之后的一个新的朝代？因为他有特殊的本事，从元顺帝北迁之后，到洪武十年左右，他就打造了新朝代的官僚系统。他很快从源头上掌握了官僚系统的关键，那就是人才从哪里来，以及人才在系统中如何分布。而这两个问题又可以用同一种方式解决，那就是给予、设定，设计规划了明确的晋身之阶。

十年内，他将科举和学校创建为两条具有垄断性的管道。也就是说，要想进入朝廷服务，得到朝廷的工作与地位，只能选择走这两条路。而且这两条路的性质，也就保证了进入朝廷的都是文人，他们所运作的是文人官僚体系。

如此事实反而引起我们更深的好奇。如果朱元璋本身出自文人阶层，有着文人的根底，那么一位文人皇帝在意、用心地打造一个文人政府、一套文人官僚，这很好理解。然而，朱元璋的背景和文人相去太远，他身边虽然早就有一些文人策士，但是在长期不间断的军事行动中，文人也不可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那么如果他是承袭了前朝便已稳固创建、在改朝换代中也未受到严重破坏的体制，将之恢复运作，那也很容易理解。但很明显地，元朝没有这样一套体系留给朱元璋，以种族区分的政治运作，立刻就随着蒙古人的集体离去而瓦解，原本的汉人文人官僚又在种族主义下，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现状是残破不全的。

在他身边的李善长、刘基等人，一来不是正统的文人世家，二来经历过元朝废科举、阻碍汉人从政，到这个时候，宋朝传承下来的“正统”文人世家也已经没有什么势力了。还有第三，这几个人后来在洪武朝下场都不太好。

自己出身低，身边又没有庞大的文人集团辅助，那朱元璋凭什么能创建这套文人官僚呢？这就成了不能不探问、不能不试图解答的问题。

在重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我一再地提醒大家，关键在于要扭转传统那样一种“求同”的态度，转变为“求异”的眼光。不要老是去看同样的，而是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特别去注意到不一样，由“求同”的角度看，找出历史上相似的现象，就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不变的，也就忽略了真正的变化，甚至压抑、抹除了变化。

传统史学中，例如就没有将“朱元璋创建文官系统”当作重要的题目，那是因为传统史学习惯是从宋代看下来，宋代官场都是文人，明代的官场后来也都是文人，于是理所当然看作这是连贯的。先入为主地认定中国官僚体系就是由文人组成的，那就不必解释明朝的状况，而是倒过来比较容易，只要将元朝视为断裂、例外，我们来描述元朝如何在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破坏了中国原有的文官制度。不言的假定是蒙古人离开了，历史就自动回复原状，文官体系当然就回归正常。

这种看法的好处是赋予中国历史一个清楚、强大的主轴，方便我们理解与掌握中国有一套不变的传统，一直在那里。即使是蒙古人来了，暂时表面上被破坏、被更改了，但主轴并没有弯折，始终保持着。于是元朝的性质和其他朝代不一样，比较像是一段插曲，暂时偏离了主旋律，但等到变调的插曲结束，那就不会是换成另一首歌，而是原来的主旋律必然复归。

这不应该被当作历史的结论，而应该还原为一种历史的假定，所以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回到史料上来检验，尤其是换从“求异”的角度来予以检验。让我们认真来看看，关于庞大的文人官僚体系，宋朝和明朝之间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明太祖登基了之后，一方面恢复科举，一方面大举鼓励进学。原先计划要以朝廷的力量到处设立“社学”。“社学”从名称上便显示了是地方上的初级学校，因为数量太多，很难由朝廷统一办理，于是改而开放让民间成立。

然后在中央扩大“国子监”，“国子监”遂成为朝廷的大机构。继位的明成祖将国都从应天府（南京）迁到顺天府（北京）后，“国子监”就分而为二，北京和南京各有一个“国子监”，其规模和业务几乎加倍。

从“社学”到“国子监”，明确表现出皇帝与朝廷重新重视文人传统，要从文人中取才，而且这个时候是只从文人中取才。

朱元璋不是传统的文人，但在当皇帝时，他亲自写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注释《老子道德经》，叫做《御注道德真经》或《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据说这本书是他在十天之内写成的，显示《道德经》的内容在当时强烈打动了他。不过这本书在《道德经》的解释上，不管在当时或后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力。

真正有大影响的是另一部著作，叫做《大诰》。《大诰》就是皇帝、最高权力者由上而下对人民说的话。这是朱元璋亲笔写下来的。

《大诰》共分为四部分，原来的《大诰》之外，然后又编制《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再加上《大诰武臣》。四部分加起来一共有两百三十六条。《大诰》有多重要呢？在洪武十八年首次颁行时明确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大诰·颁行大诰》）政府要印发给所有的人，每一户一本，人民随时要在家中保存一本。还有每所学校，从最初级的“社学”到中央的“国子监”，也都要随时存藏《大诰》。

同时还载明，遇到犯了笞杖、流刑以上重罪的罪犯，官府必须到罪犯家中查明，是否有依照规定保存《大诰》，查出来确定有，那就可以减刑；如果没有，那就罪加一等。

所以这不只是皇帝的“御言”，亲自写下来他的意见和看法，这更是以政治和法律的力量推行到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一套灌输价值观、统一价值观的教材。

《大诰》中有六十条是从法令、法条而来，等于是皇帝自己从律令中选出了重点，借着《大诰》反复提醒人民绝对不能违犯。另外有一百五十六条则属于“官民过犯”，也就是举出许多案例，具体表明什么样的人在什么状况下犯了什么罪，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每户人家都要收藏，而且要按时阅读或诵读，反复熟悉重要的法律规定，检验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同时知道如果有这些行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是全面的、彻底的法律教育，是过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有效的法律意识管控。

就连秦始皇的法家信念要求“以吏为师”，都做不到。像明太祖编制《大诰》的社会教育那般彻底，因为如此普遍的教条灌注，需要很多条件配合。首先，在秦代就无法大量拷贝文档，当时在竹简上刻写文本的方式费时耗工，而且成本昂贵，不可能普及。再者，当时的识字率也使得普遍发布文本也不会得到实质的效果，家户中要有能识字、能阅读的人，比例显然不高。

这些技术条件在明代成熟了。刻版印书工业大为发达，识字率也在近世社会高度文人化，以及借着科举考试向上流动的动机遍布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下持续地上升。另外，从发送并检查《大诰》，我们也就能知道明朝初年很快就开始积极整顿地方组织，重建户籍控制。

《大诰三编》全都是针对文官，《大诰武臣》则特别针对武官。但这两部分，都不是只提供给官员，而是普遍发送到所有的家户里。所以大家会读到、听到皇帝直接的口吻，有时甚至是刻意表现得极度坦白、近乎交心的诉说。例如：

若靠有司辨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

这是皇帝直接对人民说，如果你们心中存着想法，期待当官的会替你们弄清楚所有的是是非非，那让我诚实告诉你们，别做梦了！你们应该相信我看过很多官员，十九年来，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这样的官！所以不是人民依靠官员来查明是非，而是倒过来官员要靠人民。人民要形成强大的、坚持分辨是非的力量，于是就可以逼着官员不能昏聩、不能吃案、不能徇私，让他们在压力下不得不当个“美官”。

这是清楚明白地要求人民监督官员，逆转官与民关系的重要训诫，而且这个训诫是来自于皇帝、最高权力者。他甚至进一步以同样明确的文句告诉人民，必要时可以将恶官绑了交给皇帝。《大诰》在这方面表现了在官和民之间，皇帝毋宁是比较接近民、站在民的这一边的一种特别态度。

这种态度其实在《大诰》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了。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就推动的“甄录天下官吏”行政措施。这就等于是对朝廷官员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份总普查。除了确定谁是谁，在什么位子上（录）之外，还要有所鉴别（甄）。

普查、登录的过程中，如果有百姓去告状，揭露做官者的恶行恶状，或是上级给了不好的评价，很可能这样的人就被淘汰掉。所以普查前和普查后，最大的差别就是官员变少了，借此过程淘汰了一批官员。

到了四年之后的洪武八年，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案，史称“空印案”。“空印案”是什么？还有空印案跟明朝初年文官制度的整饬，新的文官制度的建立，这个文官制度和原来宋朝的文官制度当中有些什么根本的差异，影响非常非常的重大。

我们在下一期的音频节目当中再好好的告诉大家什么是“空印案”。

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