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我们谈中国史的时候，多次讲到大断代，也就是从中古史进入到近世史，这发生在唐宋之际。而中国近世史的重要断代标准之一，是儒学以“理学”的形式脱胎换骨再生的现象。

中古时期，思想上最有活力的是佛教，儒学相较之下只以“礼学”——这指的是“礼貌”的那个“礼”，专门研究礼仪，尤其是古代礼仪的各种不同内容——作为它的核心，保存在世家大族内部，维系门第内的人伦关系，但对外流行的是谈虚、谈玄，是关于佛理或者是道家的各种衍义讨论。

宋代之后，儒学复兴，主要的力量来自于起而和佛教辩论，并且吸收了许多佛教的思考方式及内容，扩张了原本的论理范围。首先，儒学从佛教那里借来哲学性的分析观念，开始谈“心性理气”。“心性理气”是理学的思想架构，用来分析宇宙的构成、人和宇宙的关系，以及向下解释并规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从周敦颐、张载以降，出现了和佛教交互之后产生的“心性理气”架构。心、性、理、气，这几个词在原始儒家思想中就有，但其原义和宋明理学庞大且复杂发展的结果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理学受到佛教另一项重大的影响，来自关于“佛性”的讨论。谁有资格能够成佛？佛教修行的理论与方法，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对具备怎样条件的人有效？这在原始佛教中本来没那么重要，但进入中国之后，佛性的问题不断被抬高。中古时期在中国最受重视的一部佛典是《华严经》，其中便有对于“佛性”的长篇说明。人具备佛性，但佛性是普遍的吗？普遍到每个人都有吗？什么样的人必定不能成佛？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佛性，还是别的理由？成佛和道德伦理有关吗？曾经杀人放火、干尽世间坏事的人也还是有佛性，具备成佛的资格吗？

人人都有佛性，是由于各种因缘形成当前现实的“成住坏空”。当下的“住”是过去因缘所形成的，没有常性也不会停留，这个刹那过去，就又开始变化其因缘凑泊。一切现实都没有真实常性，如果是这样，要如何谈佛性？佛性也是一时因缘吗？那如何认定人人都有佛性？更麻烦的还在于这样一套想法要和现实连接时，如何将道德伦理摆放进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比谁好？甚至人如何可以变得比较好，现实中的关键问题要如何安放？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经过漫长的讨论折衷，创建了“华严宗”的复杂论理逻辑，主张就连“一阐提”——世俗认定无恶不作、罪无可恕的大坏人——都有佛性。这样的讨论过程与结果，强烈影响了理学的构成。

孔子去世后到战国时期，原始儒家分成了很多支派，而在佛性讨论的冲击下，到了宋代，这些支派便以不同的标准重新判定高下。例如，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朝儒家，混和了许多阴阳家的思想内容，而且以《春秋》为最重要的典籍。所以，董仲舒写的是《春秋繁露》。相对地，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没那么受重视。但从西汉末年延续到东汉，孟子、荀子的地位抬高了，不过这两支基本上不分轩轾。

更进一步，到了宋明理学中，孟、荀就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孟子的“性善论”可以和佛教“人皆有佛性”的理论连接上，同样强调人可以通过自我察觉的努力，借由修道、悟道来自我提升。理学因而有强烈的“内向性”，和佛教一样重视内在的醒悟，而轻忽荀子那样讲究外在纪律与训练的路数。

和原始儒家相比，理学更强调人的内在、人的思想与体悟。“程朱”一派主张“性即理”，意思是我们的本性便是“天”所赋予的，每个人天生便在自己的身体里含藏了天地自然的道理。每一个人都和天地有着本能、神秘却自然的链接呼应。

强调“每个人”，这也是受到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对于个人的重视。理学是重视个人的吗？由于朱熹的“四书”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本，几百年间准备考试的学子都必须反复背诵其内容，产生了高度集体压抑的效果，以至于讲起“理学”，很多人的印象都是相反的。理学不就是“道学”，“道学”不就是那种拘泥字面、虚伪作态的“假道学”，不就是中国社会之所以僵化、之所以腐败的根源吗？

这是我们从理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无可避免得到的推论，从历史事实上看不能说有错，然而这种看法对于原有的理学思想却是极度不正确、不公平的认识。相对地，没有这样根深柢固印象偏见的人，如果专注认真地看待理学的主张与道理，会对理学有很不一样的解读。

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西方汉学大家，曾经得过“唐奖”汉学大奖的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他在宋明理学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最主要就是极具说服力地提出了“中国的自由传统”概念。

理学或道学的源头是唐朝韩愈，他的《原道》被认为是道学的奠基文献，提出了“道统”的观念。“道统”指的是一份从历史传下来的真理，传到当下由我承担的精神和信念。谈“道统”，必然意味着举世滔滔有多少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包括有政治权力支持的其他信仰，然而我选择站在“道统”这边，愿意付出代价以坚持“道统”。“道统”因而必然牵涉到个人选择，牵涉到承担的勇气。而韩愈成为理学家追摹的对象，也因为他不只写了《原道》说道理，还有“谏迎佛骨”，对于皇帝强烈劝谏，因而被皇帝处罚的真实事迹，也就表示，他敢于为自己的信念冲撞皇帝，冲撞最高的政治权利，并为此付出严重代价。

由这样的精神而衍生出对于“学”的反省。人到底为什么而学？又应该学什么？回到原始儒家，有荀子所说“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区别。读书为了考试、为了求取功名声誉，这都是“为人之学”，都是荀子明白贬抑为“小人”的学习。相对地，真正有价值的是“君子”的学习，是“为己之学”，读书最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成人，做个有信念、有原则、像样的人。

理学刚创建时，周敦颐教导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了一个大课题——考察孔子、颜渊之所以乐。没有钱、没有名、没有权力，甚至不见得有未来的希望，他们还能乐什么？他们乐在学习，乐在发现真理，乐在知道自己成长变好，乐在知道自己实践真理，没有违背自身的信念。“学”因而成为个人的、私我的，别人无法替你规定。真正的学问是“自得于心”，你有自己的体会，并且因此得到一份自在快乐，那也无法交给别人，每个人都要自己去追求、去学习、去体会。这样的知识学问既强调个人，也凸显那份自在、自由的重要性。

如此的思想价值转向也和佛教有关。佛教讲“解脱”、讲“得救”，而佛教的终极解脱，人类生命的最后归宿，是彻底离开轮回苦海，进入寂静涅槃。那就不是集体性的，而是每个人都自己进入涅槃。

佛教的这种个别性，一度使得有着强烈社会纽带、原本在死后世界的想像中都要牵亲带戚的中国人很难接受，于是“菩萨道”在中国大为发展，成为佛教中国化最鲜明的性质。“菩萨”是已经可以入涅槃、却还留在尘世间救度他人的人，也就是舍弃了永恒之恬乐、愿意继续忍受时间变化之苦的人，更重要的，也就是舍自我之乐而保有群体责任感的人。这种挂念群体的价值观，比较能够让中国人安心。

不过“菩萨道”产生了另一种自我意识——已经修到可以入涅槃，却自我选择不入涅槃。这选择必定是自己的，一份自我牺牲的意志也才值得佩服，才能有那样的精神感召力量。

强调个人自主选择的思想，从佛教进入了理学，使得原始儒家外在与内在的双向论理，其中内在的部分变得越来越重要。原始儒家源自封建制度有外在“礼”的规范，又加上探究并理解“礼之本”的内在面向；到了理学的复兴重述中，外在的“礼”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注意力转到了内在的道理、内在的原则。人能够活得像样，主要不是凭靠外面的“礼”来规范你的行为，而是由更强大的、从内在发掘体会到的道理，自觉地依照道理的“理”来做人行事。也就是要有自我抑制与自我选择，依循“天理”而远离“人欲”。

这些最根本的理学主张，和后来理学的僵化酸腐形象很不一样，其背后其实隐隐跃动着一种道德英雄主义的气概。从韩愈以下，到理学的开创者，他们特别在意人们处于逆境的选择。当世界明显违背你所相信的真理原则时，该怎么办？不是蒙起外在的眼，假装看不到违理的现实；也不是蒙起内在的眼，假装没有那超然永恒的真理，而是要明确地坚持“理”，必须对抗现实，而且坦然承担，这是理学非常重要的内在精神、内在原则。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