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明朝的财政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大家也许就可以比对而有所认识跟理解。
银库难以划拔，税亩成为逃税弊端
现代国家财政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机构是中央银行，而明朝也没有可承担中央银行功能的官署。
在户部之下有一个单位叫“太仓库”，这名称显然是从米粮的保存、管理事务上来的。不过这时候“太仓库”里收管的已经不是米粮，而是白银，当时的主要货币白银就收藏在这里。然而“太仓库”绝对不是中央银行，因为它不可能有统筹货币的权力、职责。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另有一个小政府，有自己的银库。另外，太仆寺（掌牧马，属兵部）有自己的银库，称为“常盈库”；前面提到的工部也有自己的银库，叫做“节慎库”。五寺中另一个光禄寺（掌膳食），也有自己的银库。
在这几个银库间有一个术语，叫做“划拔”，光看字面都可以感觉到，意思是要将一个银库的白银转到另一个银库去。谁有“划拔”的权力呢？只有皇帝。所以不能说户部银库短缺，就去调工部的，也不能工部没白银了，就去问一下光禄寺有没有。户部不知道工部有多少，工部也不会知道光禄寺有多少，这完全只在皇帝一人的管控中。
只有皇帝能管控，实质上等于没有管控。在《明实录》中经常看到，即使皇帝要“划拔”这些单位，他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拖，能不拨就不拨，能晚一天拨就晚一天拨，从本位立场出发，毕竟拨给人家自己就没有了，最多先拖着不拨，再找理由上奏皇帝，试图说服皇帝打消“划拔”的念头。
虽有“划拔”的办法，但真实状况下，即使皇帝下令，“划拔”都很少施行。总体来说，国家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各个单位用钱时财政上的弹性。工部要疏通运河，要从自己的银库里开支，不能动用户部的。财政收入已经受限于“两千七百万石”的定额，划分上又僵固在各单位的本位区划，使得开支因为没有弹性而必然没有效率，需要用钱的单位没有钱而无法推动业务，有钱的单位却将钱花在没有迫切需要的项目上。
再看“两千七百万石”收入的取得方式，主要是依“里甲制”来分配。朱元璋将全国分成每十户一甲，每十甲再加上十户，一共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奥妙在这不整齐、多出来的十户。这十户是里中最有钱的人家，他们在十年内每户轮流当一年里长。
明代的“里”，不是守望相助的里，而是征税收赋的责任单位。“两千七百万石”层层分配，到达里的层级，从里开始确实将定额缴交出来。所以将有钱人抓出来轮流当里长，让他们主管征税、缴税，不足之数确保有人有能力承担补足。而且一户轮一年，一方面不会因此倾家荡产，另一方面又能收到抑制富户、平均财富分配的作用。而到达里的层级的细节定额，源自抽象的想象安排。
《明会要》中记录朝廷的规定：全国土地依照每五尺为一步，每两百四十步平方为一亩，一般民田一亩税额为零点零三三五石，也就是三十亩田征收一石。如果是官田，那就收一亩零点零五三五石。从数字上看，如果平均每亩田每年可收两石，那么税赋很轻，大约只有六十分之一，不到百分之二。即使是官田，也才抽不到百分之三。
不过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亩田都能年收两石。江南好一点的田，有年收三石、甚至四石的；但很多荒僻之地，年收不到一石。归结到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一体规定，没有考虑到地方差异，在抽象想象中抹煞了差异。
但差异真实存在，到真正摊派征收时，就不能不调整。明代的田赋征收，刚开始以“亩”为单位，后来就改成以“税亩”来计算。什么是“税亩”？就是依照该块土地的生产力进行的数字调整。一块生产力没那么好的土地，实际的一亩面积可能才算成三分之一“税亩”，如此其税赋就降了三分之一。
“两千七百万”定额不变，然而各地认定“税亩”的方式不一，必定有很多纷争，也必定制造了很多上下其手的弊端。“税亩”会一直变动，总体来说，大家都会尽量奔走运作将田地的“税亩”降等，以便省税、逃税。这是各地土地征税根本上一直存在的混乱。
地方分级混乱，官吏员额缺、薪俸低
明朝的地方制度问题很多，采用的是不确定的三级或四级制，省、府、州、县，虽然有四个名称，但不必然都是四级，而有不同的搭配方式。大部分情况下是三级，省一定在最上层，但有些州上面没有府，有些县上面没有州。没有府的州直接隶属于省，形成省、州、县三级制；没有州的县直接隶属于府，形成省、府、县三级制。此外，有些州底下没有县，那就是省、府、州三级制。还有南直隶与北直隶，叫做“直隶”，显示它们直接隶属于中央朝廷，上面没有省。然而直隶州、直隶县却又不是属于南直隶、北直隶的，它们也是直属中央朝廷，所以位阶是和南直隶、北直隶平行的。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没有见过这种混乱状况。依照朱元璋的设计，县是税赋征收单位，负责确实运行收税上缴。府是负责会计，视所辖县的生产财富多寡来调整分配税赋数目。而省则负责转运，征收来的物资、白银，不需要经过府，直接从县送到省，再由省分发转送出去。
这三级在财政上有清楚的分工，然而变成奇特的四级制后，财政办法便随之糊涂了。府无法确定到底是第几级，有时是由下而上的第二级，有时是第三级；多出了原本没有财政分工角色的州，那就不知道究竟哪个层级负责会计、哪个层级负责征收。
比较稳固的，是县总在最底下，在征税上处于最内核的位置。但一个县的人事编制总共只有四个人——知县、县丞、主簿和典史。再加上吏，顶多也不过十来人左右，如何能有效地完成收税的任务？何况他们要处理、要负责的不只是收税？
从细部看，明朝在行政上明显官吏人员不足。两万文官、五万胥吏，七万人，绝对数字看起来蛮大的，然而明朝在巅峰时期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个府、一百九十三个州、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县。光是一个县分配四名文官，就占掉四千多名员额，难怪只能用这么小的规模来编配。
为什么官僚体系没有在过程中随着业务而膨胀其规模呢？这又是朱元璋的信念遗留，政府要越简单越好，而且朝廷的财政有着“两千七百万石”的上限，阻挡了官员增加。朝廷永远没有足够的钱来养官员。造成的结果就是明朝官吏薪资很低，因为国家财政上的收入只够应付那样等级的人事费用。
朱元璋为了不让皇亲国戚在京城干政，规定他们一致“就国”，去到分配给他们的一块地方。他们有头衔，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属国，而是给予他们在那里的基本待遇。不同爵位的待遇差别不大，都是每年一万石左右。到十六世纪初，领这种待遇的王侯超过了三百人，于是这部分的开支就有三百万石。
以国家总收入两千七百万石来计算，这是一笔占比超过一成的开支，所以到后来，朝廷经常付不出来，就只好发明各种其他支付方式。最主要的办法是解除过去对于王公贵族的种种禁令，让他们有空间自己找出路，换取不要再来向朝廷催讨欠款。例如，原本不许他们擅自离开所在的城，必须请准或至少报备，现在则解除了；或是原本严禁他们不得和官员来往交陪，以防堵勾结干政，现在也解除了。
官吏的品级分正、从各九品，最高是正一品，其次从一品，一直到正九品、从九品，一共十八个等级。正一品一年薪俸是一千零四十四石，最低的从九品是六十石。正一品官员靠着这样的薪俸，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过得不错，但如果住在京师，那就有点拮据了。那么领六十石的从九品官员，当然不可能靠朝廷的正式薪俸过日子。
明朝官僚体系是管理上无能的败坏
明朝的官员必须自己想办法，最主要是在运送、转交钱粮上想办法。如果说国家给的定额是一万两千石，那么到了县里的概念，变成一万两千石叫“起运”，是要运出去的数量，另外多加一份“留存”，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征收的总额。
“留存”也不是都留在县内，还要算入府或州要留的。“起运”依照朝廷的定额，“留存”可就没有一定了，所以表面上朝廷维持“两千七百万石”的固定数字，但实质上，朝廷完全不知道每年各地征收了多少。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有这个数字，能够掌握这份总量，更不可能知道并决策其增减。
明朝的国家财政没有统一的货币数字、没有财政部、没有中央银行、没有预算，也没有稳定的地方制度。最麻烦的，财政上没有换算的弹性，表面上看一切都固定绑死了，一个地方需要分摊的定额没得商量，一名官员能从国家领多少钱也没得商量。可是在这样没有弹性的表面底下，却有太大的空间，让每个官员能做很多户部管不到、工部管不到、兵部管不到、吏部管不到，即使想管也没有工具可管的事。
例如，一个地方的摊派是缴给户部，相邻另一个地方的摊派缴给兵部，那么这两个地方相比谁缴得比较多，户部算不出来也管不着，兵部算不出来也管不着。就算地方上自己查出来了，觉得有问题也有不公平的地方，那么去找户部不对，去找兵部也不对，理论上只能找皇帝，但皇帝怎么可能管！
黄仁宇的研究显示出明朝财政“数字上无法管理”的严重状况。例如说，一个府底下有六个县，依照职权要决定六个县的各自税收数额，但这个府做不来这件基本的事，因为甚至没有一个总额统计，可以明确地比较这个县和那个县的生产量哪边高一点、又高出多少。
黄仁宇要点出的，是明朝这套官僚系统的败坏，而且不是道德上的败坏，那只是反映了当时过剩的道德意识与道德修辞，毋宁是管理上无能的败坏。过去很多人批评儒家在政治上的家户长心态，认为阻碍了民主的发展，然而明朝的问题比这个更根本。和之前的宋朝相比，明朝的官员就算想当好家长，都缺乏可以贯彻爱民、护民用心的条件。
明朝的官僚体系中，其内在的管控考核机制完全消失了。数字上无法管理不只影响财政，还连锁、蔓延到所有的面向，例如官员。这两人的表现谁比较好？谁做的事情比较多？所有这些标准，都在数字无法管理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主观，也就越来越模糊。于是整个文官系统的个性，也就必然倾向于“看人挑担不吃力”。大家最有本事做的，就是去批评做事的人。对于提出批评他们很会，有现成、学了很久的道德修辞方便运用；相对地，如果真的要去挑担，他们可就没有能力、没有训练、没有准备了。
进入这个系统，再聪明、再能干的人，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情况下，就找不到方法可以有效执行工作，只能将精力与挫折发泄在过剩的道德修辞上。道德修辞不只压过了一切，而且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份执迷（obsession）。一切都被归入道德，只有无所不在的道德修辞是真实的；然而一旦道德修辞被抬得那么高，国家管理的领域中也就没有任何真实的了。
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银库难以划拔，税亩成为逃税弊端
地方分级混乱，官吏员额缺、薪俸低
明朝官僚体系是管理上无能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