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上一期节目中讲到了满清朝廷的建立，入关了之后他们做了两件事。

这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那就是一方面满清在北京遵奉明朝大行皇帝（也就是崇祯皇帝），另一方面第二年却发兵追击南方的朝廷。促使满清做出这样决定的，主要是南方政权合法性不足。不只是南方政权合法性不足，就连原本存在的北京政权也早已将自身的合法性破坏得差不多，提供新进来的满洲人很大的发挥空间。

满洲人在一六四四年农历五月二日入北京城，立即下令自五月朔日，也就是回溯到五月一日算起，将明朝原有的杂苛加派赋税一概免除。而且完全依照明朝的会计簿录所载，将这一年的税赋本额也减免三分之一。

这是具体与民休息的做法。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又是范文程，他扮演了类似楚汉相争时萧何的角色，不断地提醒对汉人不熟悉也没有感情的满洲人，如何从巩固政权的考量上争取民心，并且注意将与统治相关的资料簿籍都尽快收纳进来。

当时的簿录因为后来的种种加派，弄得资料繁乱，又在战火及祸难中多所散失。范文程又做了一项重要决定，索性放弃万历以后的数据，一切推回到万历年间，以追派开始之前为赋税根据。如此一方面精省行政手续，另一方面让人民感觉重回那个比较美好、比较轻松的旧日子，也就更愿意支持新政权。

新政权、新朝廷为什么能够如此大幅减税？因为他们是以“八旗”为军事与社会组织的内核，进入中原后，八旗并没有改变其自给自足的型态。也就是朝廷不需要耗费大笔税收，用在养军队和养高官贵族上。

回到那个时代，两件事彼此相关缠卷在一起。一件是减免农民的负担，另一件就是“圈地”。满洲八旗军队及高官贵族的收入都不是由朝廷派发的，而是来自他们所分配到的土地。

顺治朝的重大政策就是圈画土地供八旗资用，这引发了朝廷上的讨论。刚入关时，多尔衮就下令要求调查京畿附近的“无主之地”，要将这些土地交给八旗使用。不过当时的汉人大臣、顺天巡按柳寅东就上奏提醒：“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错”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二》） ，因为如果这样做，也就是让满人和汉人杂居在一起，如此不只土地利用会出问题，还必定衍生出种族间的纷扰。

那么预防未然，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将满人和汉人的居住地分隔开来，实际办法是在州县中照比例划出一块满人特区，拿特区外的无主地来换特区内原本的有主地，如此汉人都出去，满人都进来，各自的田地与房舍共聚一起。

柳寅东主张，如此做的第一项好处是汉人耕种、满人放牧，互不侵犯还可以互相协助。第二项好处是满人、汉人有清楚的疆界，不会随便互相侵夺。第三项好处是汉人、满人各有官吏，各有办事机构，不会互相干涉或卸责，汉官不用管满人，满官也不用管汉人。第四项好处是汉人可以保业安生，维持农耕，也就会按时、按规定纳粮服役。第五项好处是有主的土地归并了，无主的土地也可以彻底整理发掘，不会隐匿。

从道理上看，这办法好处甚多，但真正落实到施行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如何圈地、如何换地，都牵涉到复杂的程序，也就有很多让人上下其手，于是引发了很多的弊案，这是这个案子在落实上遇到的问题。

与“圈地”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逃人”。满洲八旗是军事单位，有行之已久的军俘制度，战争或行军中捕获的敌人就变成了他们奴隶。而这种实质为奴隶的军俘如果逃跑了，按照传统规范，其他满人不得藏匿，藏匿就等于侵夺了别人的财产。

然而入关之后，所获汉人军俘很多，相对逃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并防范问题，所以就订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法令。到后来严格到要求各户有捉拿逃人的责任，如果在自家环境中被发现了有逃人的踪迹，就必须对逃人所属的家户担负赔偿。

这项办法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满人敲诈汉人富豪的手段。配合当地无赖，故意将逃人放入富豪家中，一旦被找到抓到，逃人所属的满洲八旗旧主就可以狮子大开口地要求高额的赔偿。

到了顺治十二年，逃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严惩“匿逃人者”的法令弊端也越来越严重，大臣李裀便上了一个奏章专门讨论这件事，举出了“七痛心”。他想到一个断绝相关恶状的方法：既然一切源自逃人，那就从吓阻、杜绝逃人来下猛药，规定只要有逃人被发现了，就当场处死。这样也就不可能再有人敢假冒逃人，配合来栽赃或威胁了。

《清史稿·李裀传》中记录，李裀的奏疏送到王大臣会议中，可是讨论的重点不是要不要接受他的建议，而是大家纷纷提供意见，在讨论该如何惩罚他。王大臣们上给皇帝的意见是：依照律法，李裀说这些话没有犯法之处，但他夸张地以“七痛心”来诋毁朝廷实施的政策，也太可恶了，所以应该“论死”。

批评到逃人的问题，竟然引来这么强烈的反感，可见这件事真的是满清贵胄们的痛脚。顺治皇帝没有接受“论死”的严惩，要求再议。再议之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改为“杖徙宁古塔”，狠打一顿后流放。皇帝再开恩，免了杖责，直接流放到宁古塔去。那么远、那么艰难的环境通常有去无回，果然流放的第二年李裀就死了。实质上他还是死于上奏带来的严重后果。

“圈地”和“逃人”的问题联结在一起，在王朝建立之初就造成了满、汉间的高度紧张冲突。这不是满洲人入关后胡作非为的暴政，而是他们为了要维持政权基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八旗的武力是政权不可或缺的依恃，同时也要靠八旗拥有独立的财源，满清朝廷才有办法在刚入关时采取减免税赋、与民休息等举措，尽快地让民间生产秩序得以恢复。

入关之初，至少在顺治朝，明朝原有的官僚体制保留了下来，那如何解决拖垮明朝的财政问题呢？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省军费：流寇平定了不必再花军费，满洲关外不需要再派重兵看守，而且连八旗都不需要朝廷给钱，能够借圈地得来的土地利益自给自足。

“圈地”与“逃人”问题在清初历史上还有另一项重要的作用——确定了满汉分立的原则。柳寅东的奏疏无疑探触到满清政权的大困惑：要如何从他们的种族经验中，提炼可以用于处理现实的智慧？

满清一度自称“金”或者“后金”，对于女真民族有强烈认同。“后金”对照“前金”，看到的是历史上金朝如何因为过度汉化，导致国力衰微而被蒙古人赶出中原，一度颠沛流离，几乎失去了落脚之地。基于此，他们对于和汉人交互存有疑虑，满汉分立的原则相当程度上缓和了他们的紧张。

在中原执行满汉分立，在满洲就更是如此，延伸为严格管控汉人移入满洲，尽量保持满洲为满洲人的满洲，作为他们的退路。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加强了在关内统治的信心与把握。这两项政策贯串了整个清朝，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

真正带领满清入关的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去世，刚去世时被尊奉为“义皇帝”，等于承认他是界于皇太极与顺治皇帝间的另外一位皇帝。一度清朝正式的系谱是太宗皇太极之后，有成宗多尔衮，然后才是世祖福临。现在我们不会看到这种系谱，那是因为多尔衮下葬之后，郑亲王济尔哈朗出面指控其罪状，如说他“独擅威权”、“僭拟至尊”，并曾迫害肃亲王 （顺治长兄豪格） 等，请求“重加处治” （《清史稿·诸王列传四》） 。

济尔哈朗原本是皇太极去世时选任的摄政王之一，地位和多尔衮平行，然而到了顺治四年，多尔衮就运用他所掌握的政治实权排挤济尔哈朗，将济尔哈朗的摄政王头衔给了他自己的亲弟弟多铎。济尔哈朗当然怀恨在心，在多尔衮死后他得以报复，利用的是多尔衮亲善汉人、任用汉人，在满清贵胄间早就已经引发的疑虑和反感。

前面提到的这几个人，范文程、洪承畴，到后来的吴三桂，这些人都环绕在多尔衮身边。济尔哈朗清算多尔衮，一部分的用意也是要阻挡汉人的势力。不过，他虽然成功动员了其他满清贵族的力量，取消了多尔衮死后追封的皇帝地位，但此时汉人在满清朝廷的人数已经多到不可能进行集体整肃、驱赶的程度。更关键的是，满清此时已经抬高了他们入关的野心，确立了要继续南征的目标，那可少不了更多汉人的支持与协助。

史学家孟森（字心史，又称孟心史先生）在评断顺治皇帝时，特别提到他的两项问题。第一是溺佛。顺治皇帝笃信佛教，常常因而影响了朝政的推动，后来甚至留下未死出家的野史传说。不过他的信仰基本上维持在个人层次，并没有耗费国家、人民的资源去布施或大建佛寺。第二个问题则联系到野史中关于董鄂妃的种种传说，那是皇帝宠妾，他过不了女人与感情这一关。不过同样地，他的感情也是维持在个人层次，并没有因为宠妾而发生后宫干政的事。

顺治皇帝去世时才二十四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做出更大的建树，因而不会留下更严重的错误。清朝真正的统治模式，当然既不是皇太极、多尔衮，也不是在顺治皇帝的时候奠定下来的，那就要等到顺治的儿子康熙皇帝来创设、来定案。

康熙皇帝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清初政权建立的过程当中，他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几集的音频节目当中再仔细地为大家说明。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